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一种基本连续的历史进程运动中的“偏转”。一次是自1500起新世界被并入旧世界后的“哥lún布jiāo流”。另一次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人口和经济生产力以及资源受到的生态压力的“jiāo流”，这次“jiāo流”造成了3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但是，这二者完全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造成的偏转。在这两次变化中，欧洲人与其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开创者，不如说是全球发展进程的工具。
（4）横向整合，还是纵向分割
我们还需要在下述两种方法中作出选择：要么作传统的纵向历史研究，钻进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区的时间隧道，或一个特定地点的特定问题（政治、文化或fù女问题）；要么从事弗莱彻（198，1995）所建议的那种全球横向历史研究和分析，至少在用前一种方法时也采用后一种方法。弗莱彻很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对于纵向的联系（如传统的延续等等）很敏感，但是对于横向的联系则视而不见。……就1500年而言，我只看到许多自我封闭的历史著述”。由于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引进了“地区研究”，造就了“一种微观历史眼光、甚至更狭隘的地方眼光”，使传统方法及其使用者的视力变得更糟糕了（Fletcher 1985：39）。
如果说这种实践本身就有缺陷，那么它被上升为理论和方法论后就更糟糕了。我（1978a）早就批评过佩里·安德森的下述说法：“没有这种整齐划一的时间媒介：因为主要的绝对主义（国家）的时代恰恰是极其不统一的……不能用统一的时间来涵盖它们。……它们的年代是相同的，但它们的时代是不同的。”这种观点和理论取向以及安德森的主张本身在方法论上就决定了他不可能理解任何一种绝对主义或者任何“年代相同”的事件。我已经敲响警钟，反对“安德森显然是想用经验的必要xìng来塑造历史学品格的尝试”（Frank 1978a）。我主张并且在本书第5章中重申：“历史学家对人类的历史理解所作的基本（最必要和最初步）的贡献乃是成功地叙述历史进程中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不同事物”。这种主张在方法论上是与前三个引申出来的理论启示——整体主义，共xìng／相似、连续xìng——是一脉相承的。
弗莱彻也会提出同样的告诫。在本书第5章的卷首引语中，他呼唤一种尽可能涵盖世界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其方法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容易：首先，需要寻找历史平行现象……然后判断它们相互之间是否有因果联系”（Fletcher1985：38）。可惜的是，弗莱彻本人未来得及这样做就去世了。不过，特加特在撰写《罗马和中国：历史事件相关联系研究》（1939）时已经这样做了。布罗代尔虽然对“局势”、“长时段”。“世界视野’特别敏感，但是正如第5章指出的，他在处理1762年、1772年和1782年的事件时却没有这么敏感了。尽管它们在世界范围的同时xìng如此醒目，他却把它们分别安排在完全按纵向联系组织起来的不同章节里。如果他在组织自己的“世界视野”时更注重横向联系，结果可能就不同了。
我在还没有理解特加特、弗莱彻和布罗代尔的主张和做法之前，在我的（世界积累：1492－1789年）（1978a）中就是这样处理这些相同的“年代”的。借助于布罗代尔提供的另外一些数据，我（1995）在批评他的著作时以及在本书第5章中延续了这种做法。结果表明，只要我们愿意睁开眼睛去看，1762年、1772年和1782年都标志着世界xìng的衰退，这种衰退导致或促成了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我所看到的许多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但是，无数论述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著作都不考虑这些以及其他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周期xìng动因或它们之间的世界xìng联系。
本书第5章也试着这样处理其他“相同的时代”，尤其是1640年前后那个时代。这也是对弗莱彻的问题的一个回答。弗莱彻（1985：54）问道：“17世纪是否有一个普遍的经济衰退？当时似乎有一种平行的现象。”只有对这种表面上的横向平行现象进行考察后才能作出回答。而我的初步回答是：“根本没有这种普遍的‘17世纪危机’。”但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在17世纪似乎世界经济在继续增长和扩张。对此有必要进行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个否定的回答也给这种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当然，第5章只是盲人摸象般的一个孤零零的尝试。真正需要的是对同时发生的事件作出一种全面的、横向组织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宏观历史研究。这种宏观历史本身有着周期的起伏跌宕，需要对这种起伏跌宕加以确定和分析。但是，在尝试这种宏观历史之前，最好是进行另外一些更局部的“横向”研究。
弗莱彻本人提出，在1500－1800年的近代早期，还有另外一些平行现象也值得研究，其中包括人口增长、“某些地区”的城镇发展、城市商业阶层的兴起（复兴）、宗教复兴和传教运动（教会改革）、农村骚动以及游牧方式的衰落等。然后他问道：“还有其他的平行现象吗？是否仅此而已呢？”（Fletcher 1985：56）
学者们已经对其中某些平行现象有所涉及。戈德斯通（1991）对人口增长的同时xìng特征作了认真研究，以此作为分析“人口一结构”危机的基础。为了检验我和吉尔斯（199，1993）关于延伸到1500年以前的五百年周期假说，威尔金森（1992，1993）、博斯沃思（199）以及蔡斯一邓恩和威拉德（993）对全球横向的城镇发展的同时xìng作了考察。我和富恩特斯（199，1994）经过考察，发现在19世纪和20世纪有世界xìng的农村骚动，在西方一些国家也同时有各种社会运动（fù女运动、和平运动、环保运动、觉醒运动等等）。与许多有关周期的专门研究一样，这些研究似乎也都显示了世界范围的周期模式。
（5）周期，还是直线
人们常说，“西方”历史学往往不把生活和历史看作是周期xìng的，而是依据一种“进步观’”把历史看作是有方向的、直线发展的。黑格尔在19世纪初首先表述了这种“进步规”。最近，福山（1989，1992）又在论述历史的“终结”的著作中加以重申。而各种关于同时xìng的横向平行现象的发现以及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考察则显示，在考察近代早期经济史甚至所有的历史时，我们能够回到一种周期xìng的观点上。
连续xìng不一定是直线，而横向整合不一定是整齐划一的。相反，正如物理学中的混吞理论所证明的，一个系统的结构和运动似乎就取决于非线xìng和非整齐划一xìng，而且不断地产生出非线xìng和非整齐划一xìng（Gleick 1987，Prigogine 1996）。在我们看来，非整齐划一会表现为不平等，如中心一边睡关系，或阶级差异和阶级关系。（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强调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原因与后果。）同理，一个连续xìng进程可能——通常显然也确实——包含着加速、减慢和暂时稳定的各种时期，而只有最后一种才表现为平缓的线条，甚至表现为直线。也就是说，连续xìng进程也有脉动，普利高津（1996）在《确定xìng的终结》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在一个系统和进程中，脉动并不是间断的表象。相反，它们可能是内部结构和运动机制的表征，维系着该系统的运转，推进着连续xìng本身的发展。因此，问题就变成：表面上的脉动究竟是不是实际的周期。
周期xìng运转似乎是万物的普遍特征，体现在许多乃至一切方面。无论是物理、天文、生物和进化领域，还是文化和理念领域，仰俯皆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周期研究学会”。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社会生活领域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寻找周期史呢？至少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一旦看到这种周期史就能承认它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指出，社会生活看来是周期xìng的，但是生活在周期各个阶段的人未必能意识到它们，因为这些阶段可能比他们的寿命更长。
近代早期的经济史（以及政治和社会史）显示出各种周期，至少显示出显然很有规律的波动和脉动。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确认了其中一些周期，我和吉尔斯（1993）以及其他一些学者还曾经试图确定更早的一些周期。另外，本书还证明，这些周期是世界xìng的，而且至少在非洲一欧亚已经存在了千年之久。
这些周期以及承认和分析它们之所以十分重要，原因在于，它们为社会活动，即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活动等等创造了可能和限制。在扩张的“A”阶段，上涨的潮水会涌动所有的船只，提升它们的位置，便利它们的驾驶。它也扩大和促进了它们彼此的联系，但也不能保证不会有在最好时机发生沉船的情况。在收缩的“B”阶段，潮水下退也会造成社会活动可能xìng的紧缩和限制，会导致更多的船只沉没。它也会使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单位’彼此分裂。原有联系的破裂会表现为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从而也表示或“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体系。
但是，由此造成的内卷化（involution）甚至内部破裂（implosfon）实际上是参与更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结果，而不是没有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表现。如果目光局限于特定时间和地点，而不放眼远眺，则看不到这种参与。因此，同样地，分裂的内卷化使社会活动在“B”阶段显得主要是由“内部”产生的和主导的，在相互联系和扩张的“A”阶段显得更多地受到“外部”影响。其实，二者都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运动本身的表征。可以理xìng地（而不是迫于危机才冲动地）推断：任何社会（尤其政治）集团，只要能意识到“人’阶段的结构优势和“B”阶段的结构缺陷，就会增强他们在这些时候把握自身及其“社会”的能力。
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与进程置身于长周期中，但也因各种较短的周期而变得更加复杂。熊彼特（1939）试图分析大约三四年、10年和50年长度的周期之间的关系。但是，他过于刻板，甚至不考虑20年长度的周期（库兹涅茨1930），更不用说想到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或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尔斯和我（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了。由于短周期及其各个阶段存在于长周期之中，就使各种周期不同阶段的识别和影响变得复杂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周期不存在或不重要。
相反，这些周期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在同一时间共乘一条世界经济的大船，同时受到相同力量和事件的影响。这些力量本身有自己的潮涨潮落，往往会周期xìng地在某一时刻用上涨的潮水同时明显地抬高所有的船只，而在另一时刻又同时明显地造成所有船只的低落。因此，大体上看，在上涨的“A”阶段的“美好时期”比在继之而来的下降的“B”阶段的“艰难时期”，各“经济体”——其实是统一的世界经济的各个部分——及其相关的政治体有更多、更好、更容易的可能xìng。
但是，中文里的“危机”包含着危险与机会双重意思。因此，在危机时刻，尤其当原来处于世界经济／体系最好位置的部分面临危机之时，也就给某些——不是全体！——更边睡或更边缘的部分创造了一个改善自己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的机会。（有关这方面的概括分析，请参见Frank and Gills 1993和Chase－Dunn and Hall 1997。）我们看到，正如两个世纪以前西欧的情况一样，今天东亚的新工业化经济体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本书仅限于讨论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分析19世纪和用世纪的这种进程不属于本书的范围。
然而，即便是上述对1400－1800年这一时期所作的稍微超出常规的整体考察也有助于表明，我们只有在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内才能说明和理解后来的“西方的兴起”，因为“西方的兴起”实际上是在这种范围内发生的。另外，这种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包括“东方的衰落”。“东方的衰落”对于“西方的兴起”来说即使不是先决条件，也是一个决定因素。西方是在同一个唯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取代了东方的位置。
对于这种“jiāo换”，本书仅仅初步地从世界经济的角度提出三个初步的原因分析。第一个是有关能够节约劳动和资本与能够产生动力的技术的微观经济需求与供给的假设。这种微观经济供求有助于说明暂时发生在西方部分地区的工业革命。第二个是长周期宏观经济的假设。根据这种假设，东方的“衰落”乃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运转和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三个解释包含了前两个假设，对世界发展的全球和地区结构与进程进行人口一经济一生态分析。这种分析有助于说明1800年前后亚洲与欧洲分道扬镖的原因。波梅兰茨（1997）也提出了一种相关的、更强调生态的解释。
这种解释显示，应该把19世纪以及至少是20世纪前半期看作是亚洲的一个“B”阶段。鉴于亚洲原先在世界中的优势地位，是否可以说这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B”阶段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安置这个时期西方发生的生产力、生产和贸易以及人口的大扩张呢？从一种西方的观点看，过去两个世纪很像是一个“A”阶段，至少是东方的一个漫长的“A”阶段之后的西方的“入’阶段。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原先的边缘地区的“A’阶段接替了东方原先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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