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地区的“A’阶段？另外，西方的这个“A”阶段是否也会被现在在东方刚刚开始的又一个“入’阶段所取代，随着西方的时代夕阳西下，是否核心又重新转移到东方？这就使我们看到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连续“A”阶段，而根本没有世界xìng的“卫”阶段。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所说的“长周期”会怎么样呢？它难道仅仅是一种错觉吗？
两个“微观”供求假设和这个长周期的“宏观”解释都需要受到更多的检验，或许需要进一步的修正。另外，我们必须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考虑，并且与其他有待考虑和提出的世界经济／体系假设和分析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经济学需要使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结合成一种动态结构经济理论，而社会“科学”也需要建构一种真实的世界体系理论。这种社会理论也需要真正的微观历史与宏观历史（包括生态史）的联姻，从而为世界整体历史与理论的统一提供一个真正的基础。
这些思考又导致了另一个推测：正是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内的不平衡的周期进程成为其结构转变的一个机制。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以考虑生物界的变异是如何影响了进化过程和自然“系统”。斯努克斯在《动态社会》（1996）一书中根据自己对工业革命的研究，提出一种类似的劳动一资本一资源要素价格和周期的分析。这个分析乃是他对过去两百万年的自然选择所作的经济解释的一部分。正如本书第6章以及我写的书评（Frank1998a）所指出的，他所作的较近时期的要素价格分析的缺点是仅仅局限于西欧。因此，虽然对正在发生“变异”的新工业化经济的关注可能符合人们一时的兴趣，但是它对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长远意义也值得注意——已有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这种周期xìng的“变异”有时也受到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过分关注，例如“西方的兴起”。但是，这种关注大部分是牵强附会的结果。这种关注仅仅反映了表象：这个事件是极其独特地通过无xìng繁殖产生的。其实它主要是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进程的一个周期xìng现象。因此，虽然迄今流行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不予承认，但这一事实值得更多的注意，
应该承认，鉴于现在还缺乏对周期的充分分析，因此哪怕是谈论周期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已经观察到的各种波动和脉动不一定是周期xìng的。它们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对体系“之外”的一般因素所作出的某种反应。如果要确信某种脉动确实是周期xìng的，就必须证明这些脉动的上下转折点或曲线的转折起因于体系内部而不是外部。也就是说，不仅上升之后有下降，下降之后有上升，而且上升本身就造成随后的下降，下降本身也造成随后的上升。（有关康德拉捷夫周期转折的内因和外因之争，参见Frank，Gordon and Mandel 1994。）但是，在这方面我们知之甚少，因为很少有历史学家考察脉动或周期，而像布罗代尔这样从这种“局势”乃至“世界视野”来思考的人也不在一种世界经济／体系范围的基础上来叙述它们，更谈不上分析它们了。人口学家也帮不了多少忙。他们没有努力去识别尽可能长的人p周期，更很少把它们与经济长周期联系起来。全球宏观历史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本身也是跌宕起伏的吗？
（6）能动xìng，还是结构
结构与能动xìng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在此不可能加以解决，甚至不可能深入探讨。哲学家一直在争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究竟是个人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个人？马克思认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本书旨在勾画出近代早期乃至现当代世界经济史的基本经济结构与转变的某些方面。这些条件至少制约着我们过去创造和未能创造历史的方式，也制约着我们将来能够和不能创造历史的方式。
根据本书的历史考察和本章所作的结论，可以得出两个主要教训。首先，有一种多样xìng的统一，这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本身产生出多样xìng。其次，这种统一是连续的，但也是有周期的。这两个结构状况和进程状况影响了我们如何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坦白地说，本书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描述”，而没有充分地进行“分析”，更谈不上彻底揭示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而揭示出这种结构，才能更好地描述各种特征和把各种事件联系起来。
我们对这些状况的结构了解得越多，也就越能更好地在这些条件下施展我们的“能动xìng”。王庚武曾仿照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写了一段话：“历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感受过去，而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的确，问题在于如何利用过去。但“过去”是什么？我的观点是，“过去”是统一的世界历史，差异只是它的统一体中的组成部分。
（7）一个世界经济果壳里的欧洲
我们可以试着把我们对1400－1800年世界经济和欧洲的认识放进一个果壳里。近代早期历史和现代（可能还有未来的）历史本身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另外，至少整个非洲一欧亚有一个连续的共同历史。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新起点”，那就是美洲以及后来的大洋洲被并入这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以及世界范围的体系中。不仅这种兼并的发端，而且这种实现过程的原因以及方式，也都是出自非洲一欧亚历史进程本身的结构与运动。
非洲一欧亚的历史很早以来就是周期xìng的，至少是有脉动的。迄今为止的一千年始于一个整个体系的政治经济扩张时期。这种扩张显然是以“东端”的宋代中国为中心的，但是也加速了“西端”的欧洲特别明显的重新嵌入。后者的反应是，进行了数次十字军东征，为的是使自身处于边缘的经济更有效地挤进这次新的非洲一欧亚运动。继之而来的是13世纪晚期，尤其是14世纪的一个非洲一欧亚普遍的政治经济衰落乃至危机时期。14世纪初，在东亚和东南亚再次开始了一个漫长的扩张时期。它很快就席卷了中亚、南亚和西亚，在15世纪中期以后，也蔓延到非洲和欧洲。美洲的“发现”和征服以及随后的哥lún布jiāo流，乃是这次世界经济／体系扩张的一个直接后果和组成部分。
因此，“延长的16世纪”扩张实际上是从15世纪初开始的；它持续到17世纪乃至18世纪。这次扩张的持续也主要以亚洲为基础，虽然欧洲人从美洲带来的金银货币的新供给也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在亚洲，这次扩张采取的形式是，中国、日本、东南双、中亚、印度、波斯和奥斯曼领地的人口、生产、包括进出口贸易在内的贸易都迅速增长，收入和消费可能也迅速增长。在政治上，这次扩张表现为中国明一清帝国、日本德川幕府、印度莫卧尔帝国、波斯萨菲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盛。欧洲各国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比除奥斯曼帝国外的所有这些亚洲帝国都要慢；而且欧洲各国的增长也有很大差异。欧洲的“民族”国家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情况也是如此，而且它们都比亚洲的大国小得多。货币和（或）人口供给的增长在欧洲造成了比亚洲大多数地区严重得多的通货膨胀。后者的生产增长更快，因此能够抵消通货膨胀，直到17世纪仍然如此。但是，在欧洲许多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受到制约，在某些地区甚至转化为严重的“17世纪危机”。而亚洲大部分地区却没有受到影响。因此，亚洲的人口增长比欧洲更快，数量更大，这种情况延续到18世纪，到1750年以后才发生逆转。
在这个漫长的扩张“入’阶段，早已存在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体系”不断地扩展和深化。但是，与通常一样，不同的生产部门和地区在这个实际基于“银本位”的积累、生产、jiāo换和消费的“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作为分工和jiāo换的基础，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分化体现为贸易的不平衡，主要由银币的远距离流动来“弥补”。大部分白银产自美洲，还有一些产自日本和其他地方。
白银在世界的流动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也是对微观经济谋利机会的主动反应。白银主要是跨大西洋以及经由欧洲跨印度洋向东流动，但也从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向西流动。最终，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秘窖”。由于中国具有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因此吸储了最多的白银。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但是，在政治经济体不够灵活、缺乏扩张能力的地方，生产的增长跟不上货币供给的增长，货币供给的增加就未能促成生产、消费以及人口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长促成了通货膨胀。欧洲就是这种情况。
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对美洲货币的垄断而得到弥补。从需求方面看，欧洲人利用美洲货币——只有美洲货币——打进了世界市场，然后又扩大了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但是世界市场的所有活跃中心都在亚洲。从供给方面看，占有和利用廉价的——对于欧洲人实际是无偿的——美洲货币，使欧洲人拥有必要的钱财，从而获得世界各地供给的实际消费品和可投资获利物品：在美洲开采白银的奴役劳动和资源；出自非洲的奴隶劳动力；欧洲人眼中的美洲处女地和有利气候。这些资源被用于生产蔗糖、烟草、造船木料以及其他大宗出口物品，尤其是供欧洲消费的成本低廉的棉花。西欧通过波罗的海进口的东欧和北欧的粮食、木材和生铁，也用美洲货币和一些纺织品来偿付。当然，欧洲人在进口亚洲著名的香料。丝绸、棉纺织品和其他可供消费的实用品，以及转回输出到美洲和非洲时。美洲货币是他们的唯一支付手段，亚洲人生产这些商品出售给欧洲人，仅仅是为了换取他们的美洲白银。也就是说，欧洲人廉价地、几乎无偿地获得所有这些由非欧洲人生产的实用品，因为他们能够用美洲供应的货币来偿付。实际上，这些白银——也是由非欧洲人生产的——是欧洲能够拿到世界市场上的唯一出口商品。
此外，这种由欧洲之外的劳动力和原料生产的商品的供给也解放了欧洲内部的相应资源，使之可以转为他用。美洲的糖和大西洋的鱼提供了卡路里和蛋白质，欧洲就可以节省出自己的农业土地；亚洲的棉纺织品提供了衣服，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就不必使用欧洲的羊毛，节省出大片的欧洲牧场。否则，必须圈占更多的土地，种植更多的牧草，喂养更多的“吃人”的羊，以生产更多的羊毛。这样，用美洲货币换取亚洲纺织品，就间接地使欧洲人能够在西欧本土生产更多的食品和木材。这样，西欧人就能够利用他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凭借来自西方的美洲和东方的东欧和亚洲的供给和资源来补充自身的供给和资源。这些来自欧洲之外的额外的资源供给也解放了欧洲资源，使之能够用于欧洲自身的发展。
如果用20世纪后半期的相似情况作一个有趣的比较，这个过程就一目了然了：美国人现在几乎无须任何代价就可以使其他人为他们开采银币。他们只须印发美元钞票（尤其是面值100美元的钞票）和国债券，只须花费印制费就够了。由此美国人就能对付20世纪40年代欧洲的“美元短缺”、90年代“第三世界”和原先的“第二世界”的“美元短缺”，用这些纸“美元”向前苏联和世界其他地方收购原料和成品、甚至核能科学家！有资料显示，当今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远比在美国多得多。它的大部分国债是用纸币体现的。而且，只要大部分美元是在国外流通，美国就可以随意印发钞票而不会在国内引起通货膨胀。另外，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成吨地向西欧人和日本人销售国债券。由此，美国人现在还继续获得用越来越不值钱的80年代的美元债务换取的如年代越来越值钱的日元和德国马克。这样，西方的一部分居民再次能够用远远大于自己实际财力的开支，享受超出自己的资源与生产（超出钞票的生产）的消费，奢侈地推行更有益于健康的“绿色”环境政策，从而拯救自己的生态环境￥欧洲在二500一1800年三个世纪所实行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无代价战略。差别仅仅在于美元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美国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欧洲的白银完全是从美洲殖民地榨取来的。当然，西方后来的生产力也部分地出自它早先的殖民主义活动。
再回过头来看1800年的情况，欧洲当时依然落后的生产状况也能造成格申克龙（1962）所探讨的追赶“优势”。欧洲的落后产生了一种刺激，它的美洲货币供给使欧洲人能够追求微观和宏观经济优势。而这些都是由于1500－1800年欧洲人不断扩大对日益扩张的亚洲经济的参与而造成的。当然，欧洲人也利用了他们与非洲和美洲越来越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尤其是“三角”贸易。这一切，当然也包括把从这些海外政治经济联系获得的利润转手投资于国内，促进了欧洲的资本积累，更准确地优促进了欧洲参与“1482—1789年的世界积累”（我的一部旧作的书名：Frank 1978a）。
但是，无论欧洲的“投资”和大西洋的“三角”贸易可能对欧洲参与世界积累有多大促进作用，从一种世界经济的视野着，亚洲的作用还是更大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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