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俄国和被其殖民地化的中亚（见第2章），中国（毛主义、文化大革命、四人帮、“黑猫和白猫”）、印度（各种不同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之间）、“阿拉伯”世界、非洲和拉丁美洲——关于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迫害中。
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没有自己的种族中心论。很滑稽的是，种族中心论本身似乎是普遍xìng的，也似乎会普遍地因政治经济危机而恶xìng发展。只不过其他大多数种族中心论迟迟没有获得同样的传播机会，更谈不上强加于人了。而西方的种族中心论不仅有这种机会，并且凭借着他们的金钱和武力而强加于人。马克思主义的种族中心论是对前者的反击，而且是以苏联的和中国的政权为后盾。当前，针对这两种种族中心论，也出于对政治经济危机的反应，非洲、印度、伊斯兰、再加上俄国、中国和其他的种族中心论正在四处蔓延，提供“西纳特拉式”的拯救之道：“照我的方式做”或“按各自的方式徽。许多人会至少欢迎其中的某些态度，视之为欧洲／西方中心论这一dúyào的解yào。但是，它们并不是良方——多样xìng的统一才是唯一的良方！
用一种欧洲的或中国的或其他的微观视野，绝不可能看清楚一定距离之外发生的事情，更看不清整个世界。相反，要想看清楚就必须借助于能够涵盖整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宏观视野，尽管这样可能看不清远方的某些细节。不仅从欧洲或其他什么“特殊论”的角度观看世界势必成为盲人摸象，而且使用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一体系（或以中国为中心、以伊斯兰为中心、以非洲为中心）的视角也不啻坐井观天。借助一盏欧洲的（或中国的、穆斯林的）路灯的光亮来寻找“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的兴起”或“伊斯兰的黄金时代”，只会使寻找者双眼昏花。误入歧途。
因此，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和最容易忽视的任务就是倾听约瑟夫·弗莱彻生前的主张：进行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研究和分析。他的这个主张毫不过分，有助于纠正研究1500一1800年这段近代早期历史时的那种遗漏。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兰克曾主张应该“如其实际”地研究历史。兰克也说过：“只有普遍历史，没有别的历史。”只有世界历史才能显示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但是，如果不抛弃欧洲中心论的狭隘眼界，就不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甚至不可能理解其中的某一部分，因为这种欧洲中心论的隧道的尽头没有任何光亮，只会越走越黑。
总之，我们需要有一种更全球xìng的、整体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视野和理论。这样我们才能看到，首先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其次是这二者是如何联系起来的，最后是为什么世界经济／体系发生了变化。人们过去一直错误地从微观的角度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所谓西方“内部”的变化，其实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把它视为一种世界范围的进程。前面得出的八个历史和理论的结论显示，流行的说法没有任何史实依据。但是这些相对容易得出的结论导致了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即引申出对于建设与史实相符的理论和分析有价值的结论。
2．理论意义：从一种全球视野看
如果说流行的社会理论是基于很糟糕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建立起来的，令人很不满意，那么怎么办呢？答案显然是，重新写出一种更好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但是，为此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好的——更整体主义的——理论，起码是这样一种视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和弗兰克（1978a）的“世界经济／体系”沿着这个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与过去的以“民族”和“社会”为单位的历史和理论相比，涵盖了整体中的更大部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走得不够远，本身又变成了前进的障碍。约翰·沃尔（V。111994）讨论以伊斯兰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文章也算是沿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但这只是一小步，而且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重，即受制于伊斯兰意识形态。非洲中心论其实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滨下武志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纳贡贸易体系（1988）似乎也是沿着正确方向走出的一步。乔杜里等人关于印度洋世界经济的论述、里德关于东南亚的著作也是如此。但是，正如前面几章所论述的，这些可喜的进展也都极其有限，因为它们的视野极其有限。这些拼块乃是整幅画面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它们每一个、甚至合起来都不能显示整体画面，因为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塑造着这些部分本身！
只有用一种整体主义的、普遍的、全球的世界历史——“如其实际”——才能给一个更好的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历史学的基础。或许这种整体历史本身也需要浸透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的各种要素。二者都将会更好地处理下面所谈的这些还会继续争论的历史和理论问题。
（1）整体主义，还是部分主义
当下时髦的“全球化”理论把20世纪90年代定为这种世界范围进程的新开端。有些学者则不太情愿，认为这种“全球化”是从1945年以来开始的，或是整个20世纪以来的现象，最多追溯到19世纪。但是，本书已经论证，全球xìng（远不止全球化）乃是至少自150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一种活生生的事实，只有太平洋上极少数人烟稀少的岛屿（也仅仅在很短的时间里）除外。麦克尼尔（1963，1990）、霍奇森（1993）、威尔金森（1987，1993）、弗兰克与吉尔斯（1993）以及蔡斯一邓恩和霍尔（1997）等少数学者认为，至少有一个非洲一欧亚“人类世界”或“核心世界体系”在此之前早就已经作为一个统一的单位发挥作用了。
那么，如何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1500年以前还是1500年以后的这个全球整体？我在以前的著作中（Frank and Gills1993）曾经提出过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的比喻。这个全球整体同时依赖于生态／经济／技术一条腿，政治／军事力量一条腿以及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一条腿。人们、包括我的著作中最容易忽视的是生态因素。其次，最容易被忽视的是经济基础，尽管有所谓的“经济史”。这种世界经济／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还远远未得到应有的研究。经济史专家根本无视它。经济学家把它错误地说成是许多根本不存在的“民族”经济体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学者把所谓的“民族”国家当作基本单位，研究他们所说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世界体系分析家则仅仅局限于分析1750年以前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以欧洲为中心的那一小部分。这与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已经做的没有什么两样。研究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的学者，更不用说研究中亚和非洲的学者，几乎很少有人考虑把自己研究的地区放进一个更广阔的经济体中考察。即使有人这样做了，也基本上以欧洲为中心。近年来也有例外，如乔杜里（199）和阿布一卢格霍德（1989）。但是我们前面也指出了他们的局限xìng。由于在考察整个世界经济方面缺少足够多的先驱者，因此本书也就只能尝试着迈出几小步。不是仅仅从这个或那个地区（包括欧洲）的狭隘视野看，而是从一种真正全球xìng的整体世界体系的视野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本书的探讨也仅限于生态／经济／技术这条腿的经济部分，几乎没有提到另外两条腿，更谈不上如何在一个全球分析中把这三条腿结合起来。
（2）共xìng和相似，还是特xìng和差异
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习惯于寻找和强调各个“文明”、“文化”或“社会”的独特之处及其各自的历史进程和事件。这是历史学家的看家本事；他们在得到社会支持或经济奖励，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目的而撰写“民族”或本地历史时，尤其会施展这种手法。社会科学学者则会更卖力气地进行理论概括。而且，他们的理想类型和比较研究，以及他们的学科分工，也会使得他们更强调研究“对象’的特xìng和差异，而不是共xìng和相似，对于研究“主体”就更是如此了。在受到追问时，大部分社会科学学者实际上都会宣称，差异比共xìng和相似更重要，他们的工作就是研究前者而不是后者。否则他们就不能从事他们所钟爱的“比较”多种变量和因素的分析。
本书对近代早期世界历史的考察则包含着一个相反的理论意义：共xìng多至比真正的差异更普遍、也更重要，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差异了。许多所谓的差异——“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相遇”——在最好的情况下至多是同一个，根本xìng的功能结构和进程的一些表面上的制度和“文化”现象。否则，它们就像吉卜林的这个著名诗句一样，纯粹是掩盖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利益的意识形态遮羞布。
更重要的是，本书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考察所包含的另一个理论意义是，许多具体的“差异”本身乃是由一个共同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结构xìng互动造成的。这种分化不仅无助于而且有碍于理解某一地方的某种特点。全球整体总是大于部分的总和。只有基于全球整体视野，才能充分理解各个部分以及为什么相互之间有差异！很遗憾，真实世界的这种情况使连续xìng的地方史或民族史的科学价值（且不谈意识形态效用）大大地降低了。它也对按时间顺序和跨领域的比较分析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因为这些比较分析局限于随意选择的分化出来的进程。所有这些多变量“因素”分析及其对某个因素的所谓“特征”的界定都侵犯了整体主义的科学法则，因此都偏离全球xìng真实世界。当然，如何把历史学对具体特征的研究或者如何把按照科学方法对变量的严格“控制”与真正的整体分析结合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很遗憾，几乎很少有人去尝试，甚至很少有人意识到应该这样做。
（3）连续xìng，还是不连续xìng
在强调历史“特征’节面，一个很普遍的观念是，现在或者最近的过去标志着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起点。前面已经指出，这种最新的时髦说法是所谓的“全球化’。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观念也假设在中世纪和现代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断裂。把这种断裂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1100年、1300年、1500年还是1600年，人们或许各执一词。但是，人们一致认为，由于“西方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急剧的、根本xìng的变化。
本书要说的是，历史的连续xìng远比任何不连续xìng重要得多。所谓这种重大的新起点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不连续的断裂的观念主要是由一种欧洲中心视角造成的。如果我们抛弃这种欧洲中心论，采用一种更全球xìng的整体世界视野，哪怕是一种欧亚全局视野，那么不连续xìng就会被更大的连续xìng所取而代之。换一个角度呢？如果我们用更整体主义的视野来看整个世界，历史的连续xìng会显得更长远，尤其在亚洲。正如前几章所提示的，“西方的兴起”以及“东方的（重新）兴起”乃是这种全球历史的连续xìng的题中应有之义。
流行的理论把工业革命和“西方的兴起”归因于所谓西方的“特殊xìng”和“优越xìng”。这些所谓的原因又被归结为所谓西方为起飞而长期以来、甚至自中世纪就开始做的“准备”。这种归因于西方的说法找错了地点，把“具体的”延续和转变安错了地方。只要他们仅仅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而不是在整个体系的世界范围的灯光下寻找，就绝不可能找到转变的“原因”。
本书从比较和联系的角度所考察的真实世界的史料显示，与流行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理论相反，使得欧洲在1800年以后起飞的，不是所谓欧洲先前的“发展”。也就是说，西方在1800年以后的兴起其实并不是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连续”准备的结果，更不能归结于什么希腊或犹太根源。实际上，工业化也不是承续欧洲“原工业化”的结果。波梅兰茨（199）和王国斌（1997）证明，同样的进程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就没有产生出同样的结果，而那里的原工业化更发达。他们以此论证工业革命是一个新的独特的起点。对于他们的解释，我们必须用其他因素来修正。
工业革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件。它发生在欧洲的一部分，是整个世界经济持续不平等的结构和不平衡的进程的一个结果。但是，这种世界发展的进程也包括某些地区和部门可能显得是不连续的新变化。就像以前的农业革命一样，工业革命很可能是连续的全球发展中的一个偏转，在方向上标志着一个“起点”，与以往的方向不同，或许是不可逆转的——但没有发生大灾变，这个起点本身就在原来航线的端点。因此，全球体系的结构和连续xìng造就出西方的兴起，也在西方划出一个起点。西方从此不再承续其原先的边缘地位。全球经济中断了，转而进入一种以工业为主的方向，西方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更促使人们关注长远的历史连续xìng，因为东亚的崛起本身乃是其中的一部分。东亚的兴起被说成是没有历史连续xìng的事件，其实是东山再起。这种重新崛起也应该被看作是世界发展的基本结构与连续xìng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专注于那些断裂之处相比，承认和分析这种连续xìng能够揭示出更多的东西。或许更好的例子是近代早期发生的两次“偏转”。它们在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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