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外”的劳动和“世界市场”内的其他要素。但是，这场讨论有一个方面虽然不太引人注意，但很能说明问题：不管讨论者支持哪一方，他们都反复使用上述（带引号的）的术语。而且他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都不加引号，这是因为他们基本上对被这些术语所排斥的东西有一致的意见。而且，范赞登等人甚至列举出其中的一些：西非和东亚的奴隶、农民以及在家里从事茅舍工业的人（va Zanden 1997：260）。在这场讨论以及所涉及的文献中，这些生产者乃至商人都不在讨论之内：“众所周知，荷兰共和国变成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市场”；因此“阿姆斯特丹既是世界贸易的中央仓库，又是欧洲的世界经济控制站的主要金融和资本市场”。当然，在真实的世界经济中，阿姆斯特丹与荷兰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对于这些讨论“生产方式”的学者来说，真实的世界经济——阿姆斯特丹不过是它的一个偏远港口——并不存在。
诚然，沃勒斯坦（1997：244）甚至出面干涉，强调说：“我们不要在分析单位上争执不休了！”但是，这场讨论的要害问题恰恰是分析单位。这个分析单位就是这些讨论者视而不见的整个世界经济，而不是他们关注的那个小小的欧洲世界经济。我们发现，关于“生产方式”的整个讨论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闲扯，而且也转移了人们对真正问题的关注。这些讨论参加者都极力想避开整体主义分析。
因此，最好是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这个死结。我早已多次提出这个主张；乔杜里（1990：84）在（欧洲之前的亚洲冲也论证了这一主张：“现代历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起源’所作的无休止的探讨，无异于炼金术士寻找能够把破铜烂铁变成黄金的点金石。”其实，不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探讨，而且关于“资本主义”的存在情况和意义的探讨也是如此。因此，最好是把它抛在脑后，而去探讨世界历史的真实情况。
（6）霸权？
大部分历史著作、社会“科学”著作和通俗作品都暗含有欧洲和西方支配世界的“霸权”的概念。近年来从克拉斯纳（1983）和基奥恩（Keohene 1983）到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198，1996）的国际关系文献明确地谈论政治霸权。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明确地谈论经济霸权。我以前就对这种霸权概念的理论价值提出怀疑。本书第2．3、4章的论证足以埋葬任何宣称欧洲某一部分或欧洲整体支配（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霸权具有历史依据的说法。在本书论述的四个世纪里，没有一个经济体或国家说得上能够对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文化或历史行使了某种有重大影响的霸权、甚至领导权。如果说世界经济曾经具有什么地区xìng的生产和商业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在亚洲，而且是以中国为中心。欧洲实际上完全处于边缘。
欧洲的任何一部分更谈不上在世界上行使什么霸权、甚至行使什么经济领导权。16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或只有100万人口的小小葡萄牙，17世纪的小小的荷兰，甚至18世纪的“大”不列颠，肯定都谈不上有什么霸权。这种经济领导权或政治强权、甚至“均势”（例如1648年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之后）的概念本身不过是由“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这种近视眼光所产生的幻觉。这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中心论。有人会说，上面提到的这些经济体或国家可能先后是欧洲的或大西洋地区的小经济池塘中的大鱼——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贬低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其他帝国。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欧洲和大西洋的经济体及其政体不过是世界经济的角落。它们甚至在技术方面也没有发挥什么重大的领导作用。在明一清帝国、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萨菲帝国的帝国政治棋局中，欧洲国家完全是无足轻重的角色。面对这种史实，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和修改这整个“霸权”概念吗？
(7)西方的兴起与工业革命
那么西方是怎么兴起的呢？如果说西方或西方的生产方式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且西方在1800年以前甚至不抱有任何霸权的奢望，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肯定有另外一些因素起了作用，或者有另外一些尚未提到的情况使这些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迄今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大多数探讨都不免牵强附会、生拉硬套，因为它们仅仅在欧洲路灯的光亮下寻找这些因素。但是，既然西方乃是全球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的兴起就不可能完全凭借自身力量。相反，任何“西方的兴起”肯定是在世界经济之内发生的。因此，仅仅甚至主要在西方或其某个部分来寻找这种兴起的原因，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效用”的话，那只能是意识形态的效用，即抬高自己，贬低别人。
前面六个结论及其所凭借的史实意味着，“西方的兴起”这个问题整个需要用新的概念和表述来重新探讨。史实表明，这种探讨应该考虑整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不应仅仅考虑它的某一部分，无论是英国、欧洲、西方，还是今天的东亚。我知道，如果我同时指出，许多用来解释“西方的兴起”的欧洲一西方“原因”（无论是单一因素还是复合因素）与史实不符，那么我会被指责为循环论证。但是，工业革命这个桔子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被榨了多次，现在还是能提供足够多的桔汁让人们无休止地争论，问题就在于，这种争论局限在英国的或欧洲的进程或事件的狭窄范式里。
因此，在欧洲，“西方的兴起”不是自己拔着自己的头发跃起的。更准确地说，我们应该把“西方的兴起”看作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事件，是通过采取（新工业化经济体的那种）进口替代和出口拉动战略而爬上亚洲经济的肩膀。亚洲经济和地区霸权的（周期xìng？）衰落使欧洲人更容易攀登。罗斯托等人所谓英国的资本积累速度出现突然跳跃的说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证实。
唯一的出路是，抛弃欧洲中心论的死结，从另外一个范式的角度来探讨这整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下面这样一个争论，就更需要这样做了：究竟是有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只有一场世界经济的“革命”和扩张。
（8）空洞的概念与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这里要补充说，无论是前面所考察的史实还是在分析这些史实时使用的更整体主义的思路，还提示了另外一些关于不应该做什么的结论。历史学和社会理论，更不用说公众意见，都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种极其隐秘的活动：把亚洲史实塞进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和模式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前面已经指出，这些理论和模式基本上既无实证内容，又无科学理xìng，即使在它们的欧洲故乡也是如此。把它们推而广之的做法就更心怀叵测了。例如，人们对支持和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证据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包括由布鲁克（1989）编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卜书所发表的中国学者的论述。再有，关于各地各个时期封建主义的争论有扩大之势，数不胜数。相反相成的是，有关资本主义——它在亚洲究竟是土生土长的，还是被外来的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输入／强加的，究竟受到后者的推进，还是受到后者的限制甚至摧毁——的争论也愈演愈烈。我们在第2章已经指出，恰守这些空洞的概念和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是如何损害了苏联学者对其中亚地区的研究。
近期类似的情况是关于“欧洲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否与何时把亚洲和非洲的这个或那个部分兼并了、边缘化了或弃之不顾的探讨。例如，皮尔逊（1989）的专著从头至尾都是把印度放在沃勒斯坦的“欧洲的世界经济”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截长续短。这就使得皮尔逊去探讨这个“世界经济”如何受到或不受“必需品”和“奢侈品”贸易的束缚，其各类商品是否名副其实。他由此来界定欧洲的世界经济的界限：在不同时期这些界限是什么，印度洋本身是否够得上一个“世界经济”。施耐德（1977）等考古学家早就指出，争论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问题乃是由一种无益而有害的区分所派生出来的，纯属浪费时间。我们也对此作过评述。区分世界体系与世界帝国，硬要把真实世界的各个部分塞进这些概念，也是徒劳无益的。
最令人震惊的是皮尔逊以及帕拉特和沃勒斯坦问所提出的问题：“欧洲的世界经济”是在什么时候“兼并”了印度、印度洋及其原本可能独立的‘业界经济”。这就好像问一个人：“你从什么时候起不再打老婆了？”（回答却是：“我还没结婚呢。”）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与“印度洋的世界经济’相独立的“欧洲的世界经济”。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前者“兼并”后者，而不可能相反（Frank 1994，1995）。皮尔逊等人本应该在世界经济的亚洲部分寻找启示，他们却在欧洲的路灯下寻找。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必须明白，欧洲、亚洲以及世界其他部分很早以来就一直是同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正是它们对这个世界经济的共同参与塑造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命运。
这些争论只有用流行理论的那些“亚细亚生产方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概念才能讲得通。但是这些概念本身不仅是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而且丝毫无助于分析和理解世界历史。它们唯一真正的用途完全是意识形态上的。由它们所引起的争论就好像争论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大使跳舞。答错了，不是被送上火刑台，就是被jiāo给行刑队qiāng决。答“对”了，什么也得不到，至少得不到科学验证。实际上，这些概念在科学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它们转移我们对世界现实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理解。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这个死结，挣脱所有这些无用的欧洲中心论的概念，因为它们只是把人引向神秘的讨论，使我们对真实的历史进程视而不见。
回顾我过去的研究，当时我和我的许多读者感兴趣的是“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以及“依附”等概念。这些概念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式的空洞概念；因为马克思、韦伯及其信徒们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不是在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而是在欧洲的特殊xìng中寻找资本主义的“起源”、“原因”、“xìng质”、“机制”以及“本质”。所有这些所谓本质上的特殊xìng，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是出自同一种欧洲中心论视野，而根据本书的考察，这种欧洲中心论视野在历史真实中——即在“如其实际”的“普遍历史”中——绝对找不到任何依据。它们都出自欧洲／西方种族中心主义，而这种欧洲／西方种族主义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传播到全世界。
这种欧洲中心视野的西方版本可以用一些流行理论的名称来概括，例如，从“传统社会的消失”到“成就社会”之间的“经济增长的阶段”（Lerner 1958，McClelland 1961，Rostow 1962）。“现代化”的“发展”就是像美国歌手弗兰克·西纳特拉所唱的那样“照我的方式做”。“依阶’理论乃是一种回应，否定那种方式的有效xìng，反而宣称“消除联系”也许能提供另外一条道－一去做基本上同样的事情，正如我最近才在“发展的低度发展”的标题下认识到的。
“东方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版本是，基本上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术语下争论同样的问题。这种争论甚至比西方的争论更徒劳无益，因为它陷入了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概念的无休止争论，以及争论哪些是当地的或地区xìng的、全国xìng的、部门xìng的现象，哪些片断的“现实”适合或不适合这些普洛克路斯忒斯的概念。当然，因为这些概念其实是空洞的——即没有任何真实世界的意义——所以这些争论肯定会无休无止，直到我们最终抛弃这些概念。这是很显然的，除非这些概念阻碍着争论者看到现实的真实情况。他们在无休止地争论时会竭力修饰这些概念，使之适合现实。于是就发明出了各种变体与组合，如“半封建的”、“前资本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结合’，由此提供了一种“不结盟的”“第三条”道路，可以模仿也可以不模仿西方的道路。（这些概念也迫使马克思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依附理论学者辩论“资本主义”究竟是不是“必经之路”。）伯格森（1995）说得对，无论是把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加以改造，还是把现实截长续短地塞进沃勒斯坦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年都同样徒劳无益。基于本书的论证，我们必须赞同他的意见。
这整个“在一个针尖上能容纳多少个天使跳舞”的争论乃是出自欧洲种族中心论这一原罪。这种错误反而被马克思、韦伯及其众多拘泥于“发展”这一僵直狭窄思路的信徒乃至一些反叛者奉为社会“科学”而顶礼膜拜。但是，他们的视野曾经——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依然——受制于欧洲中心论的眼罩，使他们看不到整个更广阔的真实世界。更可悲也更糟糕的是，非西方人吮吸甚至大口吞咽了许多这种对世界和他们本族历史所做的欧洲中心论的（非）“科学的”的错误理解。这或许最戏剧xìng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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