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军队来确保民众的屈从，农村因此而遭到毁灭。”这必然会降低大众的收入与国内有效需求，导致工资劳动供给的低廉价格。实际上，哈比布（1963a：324－329）也证明，农民受到的剥削越来越重，因而逃离土地，可想而知，增加了城市和其他方面的廉价劳动力供给。这种情况也大大促成了莫卧尔王朝的垮台和马拉塔人的取而代之，而后者甚至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阿里（1975）也援引哈比布的观点来证明，农业方面的剥削日益沉重，从而导致了农民起义和柴明达尔起义。（正如恩格斯与霍布斯鲍姆后来指出的，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挣钱谋生的机会越多，对工人的剥削越重）。
那么，亚洲的收入分配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相比怎么样呢？亚当·斯密（［1776〕1937：72）在谈到中国时指出，那里的最穷阶层的贫困程度远高于欧洲，因此欧洲的最低收入也比中国或许还有亚洲其他地方的最低收入高。另外，亚当·斯密（［1776］1937：206）还指出，中国和印度的实际劳动工资以及劳工用工资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实际数量低于欧洲大多数地区。
但是，波梅兰茨（1997，私人通信1996）则认为，印度的收入分配确实比欧洲更不平等，但中国比欧洲更平等。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劳工能够获得农村的家庭支持来解决某些生计，而欧洲和英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没有这种支持了。波梅兰茨认为，因此，即使中国的收入分配与欧洲的木平等程度一样，中国工人也能接受比英国或西欧低的工资。就此而言，中国农村的家庭支持就可以被认为是相当于印度那种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的一种“功能替代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波梅兰茨的看法可以换成另一种说法：无论中国的收入分配比较而言是什么情况，工资商品①还是比欧洲、尤其是工资较高的英国相对地、可能绝对地低廉。也就是说，相对于机器和其他动力的成本而言，由于工资商品低廉，即使中国和英国的收入分配状况相似，在中国使用更多的劳动和较少的资本就比在英国更经济合理。但是，不管这些低廉的谋生工资商品是通过什么制度机制分配的，它们只有通过中国的那种农业才能获得，这种农业比英国和欧洲的农业更具有生产力，因而能够更廉价地生产出这些工资商品。这些看法也就肯定了另外两个观点，或者至少与那两个观点前后呼应：正如马克斯（1997）所宣称的（见本书第4章），中国的农业更有效率；另外正如伊撤可（1973）和我所认为的，正是中国生产效率较高的农业阻碍了其他经济领域里节约人力的技术革新和从事资本经营的投资。
从相应的物价水平的差异中或许也能找到另外的答案。货币计量学说（认为物价随货币量的增加而上涨）也许不是太容易理解。但是，事实表明，一般来说，距离白银／货币来源越近，就越容易获得白银／货币，物价水平就越高；距离货币来源越远，就越难获得货币，物价水平就越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欧洲肯定更接近美洲银矿，因此也比西亚、南亚和东亚更早更多地获得白银供给。我们不是看到，欧洲（更不用说北美）较高的物价和较高的工资结合在一起依然使大多数欧洲人过着与大多数亚洲人一样、甚至更差的生活，而亚洲社会金字塔底层却提供了更多的低工资劳动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拜罗克、麦迪逊等人所说的，欧洲的高工资与亚洲的低工资也应该是与很可能相近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甚至与欧洲可能更低的生活水平相匹配的。如果说这种收入分配在亚洲更不平等，或者如果中国、甚至印度也有前面所说的那种低廉工资商品所凭借的“功能替代品”，那么亚洲的低工资就与其低生活水平更匹配了。这种情况也就使欧洲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尤其亚洲市场上、甚至欧洲市场上都竞争不过亚洲商品。
是否有证据支持、否定或修正这种说法呢？的确有。我们有关于1400－1800年这一时期末期的相对人口／土地资源比例的证据，也有基于以前的人口增长率而推测出来的早期变化的证据。另外，我们在第4章也展示了有关世界和欧亚主要地区之间的比较人口增长率的证据。
（3）有关1500—1750年的证据
为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和美国，而没有发生在亚洲甚至非洲，就需要一种更好的世界经济理论。这种相对工资水平的微观假设以及相关的长周期的宏观假设乃是这种世界经济理论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能够检验这种微观假设以及相关的宏观假设吗？
这方面的证据当然很丰富，而且有些证据已经在前面援引过：亚洲的工资比欧洲低得多；因此欧洲的生产没有竞争力。至于相对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拜罗克（1996：154－155）考察了人口与耕地面积的比例，并追溯了1800年前后亚洲的这种比例。他发现，亚洲的比例达三四倍之高，1700年前后，中国和印度平均每公顷分别为3．6人和3．8人，而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1人和1．5人（日本在1880年的比例却是每公顷5人）。
当然，人口及其增长的数据很难找，也很不确定，有关经济增长的数据更是如此，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对资源的压力的数据就更难寻觅了。但是，表41和42根据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世界和各地区人口数据作了总结，显示出一个很有意义的模式。我们发现，很可能是由于第2章和第4章所勾画的经济原因和营养原因，世界人口在1400年以后开始恢复，在1600年以后，尤其从17世纪中期以后，形成一个向上的曲线。但是我们在第4章也看到，从1600年到1750年，欧洲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世界人口的18％到19％。在同一时期，亚洲在世界人口的份额从60％增加到66％。这是因为，在人口已经很稠密的亚洲，人口以每年0．6％的速度增长，而欧洲的增长率仅为0．4％。根据李维一巴齐（199：68）后来估算的数字，此时欧洲人口增长率仅为0．3％，也就是亚洲的1／2或2／3。这样，按照表4．1和表4．2的估算，从1600年到175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57％，而整个亚洲人口增加了87％，中国和印度增加了90％。另外，在资源已经稀缺的亚洲，人口的绝对增长是欧洲的4倍多，从1600年到1700年增加了1．1亿，到1750年增加了2．16亿，而欧洲仅仅分别增加了2600万和5100万。
因此，亚洲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比欧洲增长得快。这种差异本身就暗示着，亚洲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增长比欧洲快得多。如果亚洲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也逐渐变得比欧洲更大，那么廉价劳动力就更多了。这种推理是由于前面谈到的两个原因：亚洲人口增长更迅速，亚洲的生产和收入有更大的增长。非洲的人口保持稳定或有所下降，对收人分配产生了什么影响，我们无法确知。但是，我们知道，与欧洲不同，非洲没有从外面流入大量可用于投资的资本，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在世界市场上与亚洲进行激烈的竞争。因此，非洲不可能产生促使人们发明节约人力的技术的刺激。李没有详细阐述理由，只是表示，非洲也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陷入一种“低度平衡的陷阱”。
（4）1750年的转折
在18世纪后半期人口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变化？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指出，大约在1750年人口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一种尚未得到解释的变化。表4．1显示，从1650年到1700年，再到1750年，每50年世界人口大约增长20％，但是从1750年到1800年则有一个更高的增长，即增长23o。然而，亚洲在1750年以前的增长率是26O，从1750年到1800年则仅有20o；印度的增长率从1750年以前50年的30％跌落到后50年的20％。在表4．2上，克拉克（1977）的估算显示了这段时期的另外一种增长率。在第一个50年，世界人口总和增长了24％，在第二个50年仅增长了14o，从1750年到1800年又恢复到21％。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在第一个和第三个50年都在50％左右，但是在1700－1750年的这个中间阶段却令人费解地仅为40％左右。另外，克拉克的估算还显示，印度的人口增长率出现了一个大跌落，从1700年以前半个世纪的33O下降到1750年后半个世纪的0，绝对数字在1750年到1800年间（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下降了0．5％。
其他估算数据则显示，亚洲与欧洲相比，亚洲人口增长率下降更多，欧洲人口增长率有所上升。根据联合国至今使用的卡尔一桑德斯（1936）的估算，世界人口增长率在1750年以前的一个世纪里平均每年0．3％左右，在水后的半个世纪里则下降到平均每年0．2％，甚至0．1％。其中主要是因为亚洲在1750－1800年间从平均每年0．6％急速下降到平均每年0．13％或0．14％。根据更新的估算，在亚洲境内，中国人口增长率为1％，而印度在经济衰落和被英国征服和殖民化的时期人口增长率仅为0．1％（NamandGustavus1976：11）。因此，所有这些人口估算尽管有所差异，但都明显地显示，亚洲人口在18世纪从高增长率转向低增长率。
从表4．1看，欧洲的人口增长则加速了，从1650－1700年的15％上升到1750－1800年的34％和1800－1850年的41％。在表4．2上，欧洲人口增长率也从第一个50年的问％上升到第H个50年的23O，又继续上升到第三个50年（即1750－1800年）的33％。也就是说，欧洲人口增长率突然从原先的年平均0．3％或0．4％跳跃到三750一1800年的年平均1．6％。李维一巴齐（1992：68）的最新估算数字是，欧洲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在1600－1750年为0．15O，在1750－1800年为0．63o（比亚洲同期数字要低）。无论这些估算有多大差异，但无可争议的是，欧洲人口增长率突然上升了，而亚洲没有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且印度的情况可能相反。另外，这些趋势继续发展，甚至在19世纪前半期还加速了。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工业革命对童工的需要不断增加，因此生育率高于死亡率，导致了这种人口增长的加速。这种说法很容易被驳倒。因为这种人口增长的加速并不限于新兴工业化的英国乃至西北欧，在东欧和俄国更为明显。俄国向西伯利亚的扩张支持了它的人口增长，而东欧和俄国的工业化速度总体上比西欧慢。正如兰格（1985）所表示的，我们也许永远搞不清欧洲人口突然起飞的确切原因，但是我们知道欧洲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而亚洲没有。
那么，1750年以后亚洲和欧洲的人口趋势发生逆转这一事实是否会否定我对亚洲和欧洲命运逆转以及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欧洲的原因的解释呢？不会。我们可以对这一事实作出两种解释吗？是的。
1750年以后亚洲和欧洲的人口增长率的绝对和相对变化不一定会破坏我提出的解释，甚至可能给这种解释提供新的支持。首先，亚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乃是亚洲衰落的一种表现和证据，而亚洲的衰落乃是我的解释的核心内容。同理，欧洲人口及其增长率的上升也是在经济上“欧洲兴起”和西方兴起的表现和证据。附带地说，有人会说，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有一种博瑟鲁普效应！博瑟鲁普（198）认为，在18世纪中期以前欧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不利于农业或工业的技术创新。她强调，只是在那以后欧洲的人口增长才提供了这种刺激，而且在此前夕欧洲没有出现农业生产力的增长。她认为，尽管1800年以后情况才更加明显，但是欧洲人口越来越快的增长也能支持在节约人力的技术、更省力和更廉价的动力以及原材料利用方面的革新。但是，要使这种情况成为现实，就需要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国外大大地扩张欧洲产品的市场。
但是，欧洲还必须有充足的资本来源，才能负担得起技术投资，正如扩大了市场才能使这种投资有利可图。尤其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和自1800年起，世界经济本身和在世界经济里就满足了这些条件。在这同一时期，亚洲的衰落本身，更不用说欧洲殖民主义，就给欧洲人提供了必要的市场和市场份额，也提供了额外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另外，向美洲移民也排泄了欧洲大量新的过剩人口。欧洲边疆的这些人口与在新世界获得的额外的新资源结合起来，则进一步扩大了欧洲生产和出口的世界市场。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如果没有1800年前后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格局，上述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波梅兰茨（199）对这种结构与格局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作了考察。他指出，以前长期的经济与人口增长（即我们所说的漫长的“入’阶段，而且他也发现主要体现在中国）造成了世界各地在不同资源基础上的不同的生态需求和机会。按照他的分析，到18世纪末，这些生态压力反过来刺激和促成英国和西欧转向新的能源，尤其是用煤炭取代木材，用蒸汽动力取代机械和畜力牵引。这种生态一经济刺激和人口一经济结构与格局当然是相互联系的，也需要进一步地联系起来分析。
（5）对这种解释的质疑与修改
上面是对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所作的一种人口学的和世界宏观与微观经济的解释。人们可以基于一些实证理由对这种解释提出质疑，也可以对其分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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