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但是，这反而有助于修改和加强这种论证。下面的论证建立在1996年8月和10月波梅兰茨、戈德斯通和我三人通过电子邮件展开讨论的基础上。目的是对我们的讨论作出一个更好的综合，在实证和分析方面更易于我们三方接受，也更经得起读者的推敲。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世界市场竞争的角度来解释1800年前后的技术变革以及是否和在哪里进行投资来降低生产的比较成本和扩大市场。
1．对简单的供求假说的主要挑战是，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与其说是“节省”劳动，不如说是“扩展”劳动，从而提高了劳动和资本二者的生产力。
2．在中国某些地区（例如长江流域和华南）以及印度某些地方，直接工资价格或成本可能与欧洲尤其是英国的某些地区一样高（甚至更高）。
3．中国和欧洲的收入分配情况可能相似（我认为，中国不比欧洲更扭曲），印度则很可能更不平等。
4．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按照企业核算，绝对的、相对的和世界范围的比较工资成本问题也与当地和地区的劳动配置问题有密切关联。
5．尤其是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劳动配置有一些经济差异，而这些差异与某些制度差异有关。但是，还不太清楚这些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表面上的劳动配置的根本原因，或者它们是否仅仅是把劳动配置组织起来的不同的制度机制。特别重要的制度差异有：（a）在印度，劳动力是受束缚的；（b）中国的fù女被束缚在乡村，她们的劳动局限于农业和家庭工业，如纺纱；中国的一些产业工人还要直接依赖束缚在乡村和农业的fù女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在英国就没有那么严重，生活必需品通常是从市场上获得的；（d）在英国，可能还有欧洲一些地方，为了生产更多、更廉价的羊毛而实行圈地，把男女劳动力赶出土地，抛入城市的雇佣大军（或失业队伍）。
6．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但这既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外来的”棉花供给（对于欧洲来说，这种供给来自殖民地），也需要面向一切人的“世界”市场，在这个世界市场上所有的人都必须竞争（除了中国，因为它依然有一个不断扩展的并且受到保护的国内和地区市场）。
7．工业革命还需要有更多、更廉价的能源生产与供给，而且是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当时主要利用煤炭来制造和使用产生蒸汽动力的机械，这种机械开始是固定的，后来是能移动的。里格利（Wr＠ey1994）论证了煤炭取代木材成为英国燃料来源的关键作用。
8．这些动力来源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首先是需要（并且允许）劳动和资本集中于采矿业、运输业和制造业。其次它们也通过铁路和汽船使得远程运输变得更迅速、更廉价。
9．在这些“革命xìng的”工业动力、设备、组织以及相关的劳动方面的投资，只会发生在具有经济上的合理xìng与可能xìng的地方，而这取决于：（a）劳动力的配置与成本选择；（b）其他生产资料的配置与比较价格（例如，产生动力和用于运输的木材、煤炭、人力和畜力资源，诸如棉花和钢铁等原料），它们与这些资源的地理位置以及获取它们时的生态变化有关；（c）资本的来源和盈利的可能xìng；（d）市场渗透程度和潜力。
（6）印度、中国、欧洲和整个世界的转变
19世纪初，以上9个因素引起了世界经济的一系列转变。
印度
尽管印度拥有廉价的而且受束缚的熟练劳动力，但是它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的竞争支配地位受到威胁。国内的棉花、食品和其他工资商品的供给依然丰富而低廉；尽管日益受到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扰，生产组织、贸易组织和金融组织以及运输业还是比较有效率。但是其他的动力和原料供给，尤其是煤炭和钢铁的供给则比较稀少和昂贵。因此，当时几乎没有经济上合理的刺激来促使印度人进行技术创新。还有其他的阻碍因素：首先是从18世纪30、40年代甚至更早开始的经济衰落；其次是（由此引起的？）从18世纪50、60年代开始的人口增长减慢和英国殖民主义活动；最后是经济衰落和殖民主义的结合而导致的英国对印度资本的“榨取”。印度在1816年从一个棉纺织品净出口国变成一个棉纺织品净进口国。但是，印度还在纺织品市场上挣扎，到19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重新增加纺织品生产（也是由工厂生产）和出口。
中国
中国在世界瓷器市场上依然保持支配地位，在丝绸市场上还有部分的优势，在茶叶市场上拥有越来越大的优势，在纺织品方面基本上维持自给自足。中国直到19世纪初还保持着贸易顺差。因此，中国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获得和集中了资本。但是，中国的煤炭资源还远没有可能用于动力和工业生产，因此虽然山林在逐渐毁灭，但人们还没有觉得用煤炭取代木材做燃料更为经济。另外，内陆运河运输、沿海航运，再加上道路运输依然很有效率和低廉（但不是从边远的煤矿运送煤炭）。
这种在国内和世界市场上的经济效率和竞争力也依赖于绝对的和比较的低廉劳动成本。即使像拜罗克指出的那样，人均收入高于其他地方，即使收入分配并不比其他地方更不平等（波梅兰茨和戈德斯通的看法），工资商品的生产成本绝对地看和相对地看都是很低的。农业和工业的劳动力都很充裕，产业工人及其雇主都可以便宜地获得农产品，因此雇主可以向工人支付很低的谋生工资。戈德斯通（1996）强调一个因素的重要xìng：fù女被束缚在乡村，因此始终可以供（廉价的）农业生产所用。波梅兰茨（1997）则强调了一个相关的因素：城市产业工人依然部分地依赖“他们的”家乡来维持生存（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工业化时期的情况），而乡村的低廉农产品部分地是由戈德斯通所提到的农村fù女生产的。换言之，从企业雇主和市场的角度看，工资商品之所以绝对地和相对地低廉，是因为fù女劳动使农业能够有效率地和廉价地生产出它们。这种工业、运输业、贸易和其他服务业的城市工人和其他工人的廉价食品的“制度xìng”分配在功能上相当于更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劳动供给量大，劳动价格低，对消费品的需求也就减弱了；因此也几乎没有什么刺激促使人们投资于节约人力或使用其他能源的生产和运输。伊俄可（1973）试图用“平衡的陷阱”来概括这种局面。即便如此，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依然具有竞争力，保持出口顺差。正如乾隆皇帝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所说明的，中国“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西欧
西欧，特别是英国不得不尤其与印度和中国展开竞争。欧洲当时还依赖于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瓷器和丝绸。欧洲把这些商品转口到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来谋取利润。另外，欧洲还依赖于殖民地，需要从那里获得金钱来支付这些进口，而这对于欧洲的转口贸易，对于欧洲自身的消费、生产和出口都很重要。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从非洲与美洲的殖民地通过奴隶贸易和种植园经济获得的资金属与其他利润，即使说没有绝对地下降，那么也在收支盈余上有所下降。为了弥补、甚至维持——根本谈不上增加——其在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的份额，欧洲人集体地（企业家们个人也）被迫加强他们对某些市场的渗透。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或者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来消除竞争，或者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削弱竞争（有时则双管齐下）。
当印度和西亚开始“衰落”时，即使中国还没有“衰落”，机会就来了。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工资与生产和运输的其他成本依然很高，不具有竞争力。但是尤其在1750年以后，收入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迅速地提高了人口增长的速率和数量。另外，农业中置换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扩充了工业劳动力的供给潜力。与此同时，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主义统治使长期以来资本流入这个国家的趋势发生了逆转。另外，商业措施和殖民措施结合在一起，使得大量的原棉输入到英国和西欧。森林的大量砍伐使得木材和木炭的供给越来越紧张，木材和木炭的价格也越来越昂贵。在英国，从18世纪30、40年代起，煤炭成本先是相对下降，然后是绝对下降，从而使取代木炭（和泥碳）变得越来越经济，因而也越来越普遍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间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促成纺织业的技术发明和蒸汽机的改进（蒸汽机先是用于煤矿排水，然后也用于给纺织业提供动力）。在19世纪初，一个“A”阶段（康德拉捷夫所确定的第一个“A”阶段）和拿破仑战争促进了人们对这些新技术，包括对运输设备的大量投资和这些新技术的扩展，也导致了把越来越多的成本依然较高的劳动纳入“工厂体制”。生产迅速地增长；实际工资和收入下降了；“世界工场”通过“自由贸易”征服了外国市场。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英国殖民主义还不得不禁止外国人自由地与印度进行贸易，而且求助于从印度出口鸦片来强行“打开”进入中国的“门户”。
世界其他地区
我们的世界经济分析还没有涉及到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但是，简单地说，我们看到，非洲大部分地区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至少像欧洲一样有利于节约人力的投资。但是，非洲没有欧洲那样的资源基础（除了南非有尚未得到开发的资源），而且非洲不仅没有资本流入，还苦于资本外流。加勒比海地区也是如此。拉丁美洲有资源和劳动力，但也苦于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所造成的资本外流和单一原料出口，而自身的国内市场却被欧洲出口商品所占据。西亚、中亚和东南亚也越来越成为欧洲及其工业的驯服市场（如果还不是殖民地的话），它们向欧洲及其工业供应原料，而原先它们自己把这些原料加工成国内消费品和出口商品。在19世纪，只有北美、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南非的欧洲“移民殖民地”能够在这种国际劳动分工中另外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再有就是中国和日本能够继续进行强大的抵抗。但这是另外一个发生在后来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导致了东亚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的重新崛起。
总之，变动中的世界人口一经济一生态形势突然地——大多数人包括亚当·斯密在内都没有料想到——使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投资在经济上变得合理了，也有利可图了。这些投资范围包括，为节约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以提高生产力、劳动的利用率及其总产出而在机械和工艺上的投资；对动力生产的投资；对雇佣劳动和资本生产力的投资。生产过程的这种转变最初集中在世界经济中一些地区的有选择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部门。这些地区的比较竞争地位使得——后来继续使得——这种新工业化经济体的进口替代措施和出口拉动措施具有经济上的合理xìng和政治上的可行xìng。因此，这种转变曾经仅仅是而且继续仅仅是世界经济进程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暂时局限于某些地点，只要这种表现没有均匀地遍及全球——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在可预见的未来也不大可能有——就还会转移。这也就意味着，1800年前后在与欧洲进行的世界经济竞争中，阻碍亚洲的不是普遍的贫困，更不是传统或失敢用马克思主义和熊彼特的术语说，恰恰是它们的成功导致了失败。因为造成亚洲经济的竞争障碍的，乃是它先前回应长期“A”阶段扩张的经济刺激时取得的绝对和相对的成功——这个“A”阶段是由美洲金钱的流入所支持的，并且持续到18世纪大部分时间。这就把所有的流行理论翻了个脚朝天。
（1）关于过去的结论和对于未来的意义
最后，我们可以再次总结我们的发现和论证，探讨它们对未来的意义，然后在下一章进一步考察这一切对于社会经济理论和世界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论证和证据表明，14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发展不是反映了亚洲的愿弱项是反映了亚洲的强大，不是反映了欧洲根本不存在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孱弱。因为正是所有这些地区联合参与统一的但在结构上不平等、变化不平衡的全球经济，以及它们在这个全球经济中的位置，才引起了它们在世界的相对地位的变化。与边缘的欧洲、非洲和美洲相比，自1400年开始的普遍的全球经济扩张使亚洲的这些中心受益更早更多。但是，正是这种经济优势在代世纪晚期逐渐成为亚洲各地区的绝对和相对的劣势。人口和收入的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两极分化造成了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限制了社会底层的有效需求，使亚洲比其他地方更容易获得廉价劳动力，生产和贸易也开始衰退。
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我们还可以再加上欧亚太监另一端的日本）有能力利用19世纪和20世纪这场泛亚洲危机。它们设法成为新工业化经济体，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然后逐渐实行面向全球世界市场的出口拉动政策。但是，这种成功是基于它们原先在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地位和相对“落后”地位，也会被证明是相对短命的。这些新兴的、但或许也是暂时的世界经济中心现在也正经历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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