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力求对马尔萨斯和博瑟鲁普两家对立的观点作一番“综合”。由此，他至少建立了六个不同的模式，阐释人口与技术的变化或不变可能会如何相互作用。
我所提出的关于大约1800年之前欧洲先于亚洲发生的迅速技术变革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解释”，可以说是基于李的一个假设模式的变种。我的解释不是马尔萨斯式的，因为后者不考虑这种技术变革；也不是博瑟鲁普式的，因为后者把这种技术发展归因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与李的模式不同，我的主张不是他们对立观点的综合，而是对二者的否定。实际上，我的主张是与博瑟鲁普对立的，而不是与马尔萨斯对立的。我的主张比李的观点“更抽象、更概括”：亚洲更高的人口增长阻碍了由于和基于对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械的供求而发生的技术进步，欧洲较低的人口增长产生了这种刺激——在与亚洲的竞争中！在李的六个“假设模式”中有一两个考虑到这种可能xìng，但是李似乎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可能xìng。我的论证远不如李的模式、表格和方程式那么精致，但是我的方法可能更贴近现实，因为我引进了三个新的变量，把李的模式变得更复杂充实了——但最终简化成一个符合真实世界的解释。这三个新因素是：（1）我把亚洲、非洲和欧洲放进同一个全球经济的世界经济篮子里，这也是本书的主要论点和思路；（2）我对各经济区域内的收入分配、劳动供给及其价格、对产品的需求都加以区分，进而也把整个竞争的世界经济中的各地区经济之间加以比较（基于第一个因素）；（3）我强调可以用于投资的资本和各个地区的这种资本来源（或资本缺乏，或资本流入），而不是那些投入资本、生产节约人力和（或）产生动力的设备器械的经济区域。
由于李没有对这三个变量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他没有注意到加入这三个变量后可能造成的模式“运动”。我可以先简略地描述一下这种“运动”：在1800年前后，欧洲发生了技术进步，而亚洲没有发生，因为亚洲具有更高的人口增长，但其收人分配也更加两极分化，而且缺乏资本。非洲也没有发生这种技术进步，因为那里的人口与资源的比例比欧洲低得多；而且非洲根本没有像欧洲那样获得外界的可用于投资的资本。
（2）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让我们再重新回顾自1400年开始的这个长期的“A”阶段扩张，看看亚洲和欧洲的经济与社会为什么及如何会越来越分化。正如我们在第2、3、4章中看到的，自1400年开始的世界经济扩张伴有生产的重大增长。正如在第2．4章中看到的，这也使得亚洲主要经济体尤其自17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人口大增长。因此，正是世界经济扩张在亚洲主要核心经济体和社会产生了这些后果，而且这些后果在亚洲比在比较边缘的欧洲更明显。因为更富饶的亚洲经济对新的美洲货币的流入作出了“更好的”回应。
欧洲、美洲和非洲不那么富饶、也更边缘的经济不可能那么迅速和那么大规模地通过更高的生产力作出回应（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反而至少经历了更高的通货膨胀（正如第3章指出的）。另外，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直到1750年，欧洲的人口增长还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1600年到1750年，人口增长率仅仅是18世纪后半期的1／4（Livi．Bacci1992：68）。因此，欧洲的工资也一直比亚洲高。
另一方面，在亚洲主要经济体，世界和地区经济增长促成了人口增长和强化了生产对资源的压力，使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从而制约了国内对大众消费产品的有效需求。正如下面将要指出的，同一个结构和进程迫使生产的工资成本下降，而又没有强化促使人们向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生产技术进行投资的价格刺激。亚当·斯密注意到，与欧洲相比，“中国下层人民”更高的劳动供给和劳动者更严重的贫困压低了使他们心甘情愿劳动的工资。另外，马克斯（1997）认为，在中国，与人口增长相比，水稻生产的较快增长和大米价格的较慢增长抵消了提高生产力、尤其是使用节约人力的器械的投资刺激。诚然，正如第4章已经指出的，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农业改良（以及可能还有出生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降低）走在了欧洲前面。“但是，当然很矛盾的是，所引起的中国人口的增长反而阻碍了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自立的经济增长。”
伊俄可（197）援引斯密的有关论述作为他对所谓的“高度平衡的陷阱”（high－levelequilibriumtrap）所作的著名论证的一部分。他力图解释为什么中国看来在其他条件和“前提”都很充分（正如我们在考察生产、贸易、制度和技术时看到的）的时候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伊激可的核心观点是，在人力丰富而土地和其他资源缺乏的基础上，中国的农业、运输和制造业技术在前几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到了极限。例如，放牧的草场极其缺乏，不断增加的庞大人口使得农业用地严重不足，却使得劳动十分廉价。因此，低廉的水路运输和昂贵的牲畜饲料就使人力运输成为合理的选择。例如，1742年的一份材料谈到一种水泵可以节省灌溉农田所需劳力的4／5。但是，制造这种机械需要用铜，而钢是极其昂贵的——也就是要牺牲货币，因为流通的货币是用铜制造的。因此，投资制造这种水泵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合理的。
伊俄可认为，未能“发展”的原因不是制度缺陷或其他缺陷，恰恰相反，而是基于这些制度和其他条件上的生产、资源利用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从而造成资源短缺，比劳力更珍贵：
显然，许多资源的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许多地区缺少建造房屋、船舶以及机械的木材。燃料……纺织纤维……耕育也都短缺。金属，尤其是铜……还有铁和银也供给不足。最重要的是良田短缺：这个时期新开垦的土地质量急剧下降。造成这些短缺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在技术相对停滞的条件下人口持续增长……到18世纪晚期达到了报酬急剧递减的程度。
但是，伊撤可认为：
正是传统经济的发展使有利可图的发明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农业剩余减少以及人均收入和人均需求下降，由于劳力越来越廉价而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农民和商人的合理策略取向不是节约人力的机械，而是经济地使用资源与固定资本。……一旦出现什么短缺时，基于廉价运输的商业灵活xìng是比发明机器更迅速、更可靠的补救办法。这种形势可以描述成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李（1986：124）沿着博瑟鲁普的思路，也认为，中国人口密度太高，不能“支持……实现技术突破所需的……进一步的集体投资。……中国会越来越陷入一种高密度的人口，中等技术的引力平衡”，很像是伊像可所说的“高度平衡的陷阱”。在这种陷附中，高密度的人口、昂贵的资源、稀缺的资本造成劳动的廉价，因而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坦认为，印度的精英消费和国家军事开支的扩大“把越来越沉重的需求压在劳动者身上，降低了他们的消费，也逐渐况灭了他们自身的生存追求，在18世纪晚期尤其如此”。我们在前面考察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地方的衰落时已经看到这种情况。
由类似的供求所决定的实物jiāo换支撑着燃料供给和其他能源的选择与发展。它们的供给范围可能受到大宗原料运输成本的限制而限于当地或本地区，尽管也有一些木材运到千里之外。但是，对这些产生生产动力的物资的需求主要受制于成本考虑，而成本考虑也取决于世界范围的竞争的或受保护的产品市场价格，例如纺织品就需要这些物资作为燃料。
利皮特（1987）在否定伊赖可的观点时提出的理由是，中国的生产剩余额很高。这种理由似是而非，是站不住脚的。可用于投资的剩余与资本是投资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已经指出，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可用于投资的剩余，而是把它们投资到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技术中是否合理。中国人毕竟对跨地区的运河及其他基础设施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我认为，伊俄可说得对：中国人具有经济理xìng，因此他们在一种中国和地区经济范围的供求视野和计算中回避了某些投资。这也肯定了我的观点：尤其在出口产业，这种经济理xìng肯定会扩展到世界范围，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地区。
也就是说，这个观点既能够和应该应用到别的地方，也能够和应该应用于世界范围。亚洲的许多生产和出口，尤其是中国丝绸生产和出口，是高劳动供给和低劳动成本条件下的高度劳动密集型产业。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先前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与扩张产生了类似的供求关系。在印度，也不是“停滞”，而是相反的情况——经济扩张、人口增长、甚至制度变革，总之资本积累的（正常）进程——必然导致报酬递减的开始。
（剑桥印度经济史）指出：“（在印度）劳动力极其廉价……使节省劳动的器械变得多余”（RaychaudhuriandHabib1982：295）。哈比布在别的地方（RoyandBagchi1986：6－7）也指出，印度有充裕的熟练劳动力和“技艺补偿”，因此采用节省劳动的器械就变得不经济了（尽管在该书附录第143页弓除了巴格齐的反对意见）。
因此，伊激可的思路和分析不仅可以应用于中国，也可以应用于东南亚、印度、波斯、奥斯曼帝国或其他地方——从一种世界经济的观点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地方。这也包括欧洲。在欧洲，伊俄可有关中国的劳动力剩余和资本短缺的论点（或该论点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应用）恰好与亚当·斯密关于英国和欧洲的论点以及后来一些人关于北美的论点相反相成：劳动力短缺因而资本相对剩余。
在欧洲，较高的工资和较高的需求，再加上可以获得资本，包括从国外流入的资本，就使对节约人力的技术进行投资既合理又可行。这种论点也适用于有关动力设备的投资。英国的木炭和劳动力价格较高，因而促使人们转向煤炭和以机械为动力的生产工艺，以后即使在拥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和更缺少（或）非机械动力的地区，煤炭和以机械为动力的生产工艺也变得更经济了。当然，这里还要补充说的是，欧洲与中国、印度及亚洲其他部分之间在世界经济的市场上的竞争，使得这种节约人力和产生能源的技术对于欧洲人来说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但对于亚洲人来说则不是。
当收入分配不平等时，这种情况就更明显了。这时，收入金字塔的顶部不会产生降低劳动成本的强烈需求，而金字塔底部的低收入会维持工资水平或驱使工资下降。因此，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越会阻碍节约人力机械的革新，阻碍对产生动力的工艺的投资。那么，我们对于收入分配究竟应该怎么看呢？
戈德斯通（199la）认为，无论劳动力的使用是如何组织的，农业社会的人口增长会使收入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并且会压低工资和有效需求。而且，我们已经证明，更多的货币和更多的人口也是相辅相成的。所有这些常见的原因到时就会破坏经济的活力和政治的稳定。是否有证据显示亚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这样一种进程呢？答案是肯定的。
确实有理由认为，正是生产和人口的长期增长本身反而促成了至少在这两个方面的增长率的低落。亚洲的证据显示，其生产和人口的增长造成了资源压力，使经济与社会都两极分化：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
贫富差距的拉大改变了社会金字塔的“上层”。正如蒂莫西·布鲁克（199）关于明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历史著作《享乐的错乱》所描述的，各种人，尤其是商人和投机商的向上流动和铺张浪费都加剧了。按照利皮特（1987：90）的估算，19世纪，士绅和其他人榨取的经济剩余至少占国民收入的30％。早先的经济繁荣很可能产生了更大数量和更高比例的剩余。人们还描述了印度在19世纪衰落以前由于经济扩张而发生的类似情况。实际上，波兰梅教（私人通信1996）在对印度和中国（以及欧洲）的有关资料进行比较后确信，印度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比其他地方更扭曲。社会金字塔顶部对奢侈品和舶来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使购买力偏离了当地和地区消费产品的大众市场。
在社会金字塔的底部，有些人“被淘汰出局”（穷困潦倒），完全被边缘化了。大批失去生计的农民变成低工资工人，组成了一个越来越庞大的廉价劳动后备军。在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庞大的、或许还在扩大的人群。低收入也压低了他们在商品市场上的有效需求，扩大了生产内销和出口产品的廉价劳动力的供给。
就印度而言，哈比布（1963：351）解释了“莫卧尔帝国（如何）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莫卧尔统治阶级通过剥削农民生产的剩余而攫取了国家的许多财富。哈比布（1963：320）援引了当时人们的两段评论：“富人的穷奢极侈与平民的饥寒jiāo迫”之间的反差之大，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农村被迫承受苛捐杂税，以维持庞大宫廷的奢华和供养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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