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期，虽然墨西哥的白银供给再次增加（但巴西的黄金供给逐渐枯竭），但欧洲人在国内外的利润都下降了，尤其是从加勒比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和奴隶贸易中获取的利润下降了（Frank1978a）。我还认为，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导致了18世纪最后30多年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以及美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亚洲各经济体和帝国在这同一时间的逐渐（长周期的？）衰弱和这个康德拉捷夫“B”阶段，就给某些原先十分边缘的经济体和部门提供了最佳机遇和刺激，使它们能够在世界经济中争夺更好的竞争位置。欧洲一些地区和部门抓住了这个机遇，变成新工业化经济体（与今天某些东亚人一样）。他们通过使用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机器，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从而造成了扩大世界市场份额的新机会——先是在欧洲市场上实行进口替代，然后实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导向。欧洲较高的工资和生产要素成本提供了这方面的机遇和刺激。
至少还有两个——互相关联的——情况也帮助了欧洲人。一个情况在前面已经提到，即他们在一些亚洲市场上的本地的和其他的竞争对手陷入经济和政治困境。
但是，他们的亚洲竞争对手不仅陷入各自和普遍的（周期xìng的？）衰落，而且欧洲人对亚洲更猛烈的入侵也加速了他们的政治经济的衰弱。在那里，当地人进入市场竞争、更不用说参与出口竞争也受到政治和军事的压制。由此出现了印度原先最富裕地区的“孟加拉洗劫”以及英国人对印度其他部分的征服与殖民地化，由此还出现了19世纪通过向欧洲资本‘门户开放”而导致的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欧洲人的这些以及其他殖民活动同时既为工业生产开辟了殖民地市场，也给英国在本国工业的投资提供了资本。在世纪之jiāo，中国的生产力还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也许到19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还高于日本的水平（Inkster1991：233）。因此，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还很富饶，在政治上还很强大，很难渗透进去，英国人不得不用印度生产的鸦片来迫使中国“开放门户”——尽管英国人在19世纪费尽心机，接管中国的企图从未取得很大的成功。
尽管我们对这些经济和政治困境还没有一个充分的“解释”，但是在此有一个建议：应该从亚当·斯密就欧洲情况和伊嫩可（1973）就中国情况所分析的微观经济需求状况的背景中来寻找这种解释。不过，我们应该把这种背景扩大到世界经济的范围。下面我们讨论另外一个情况，即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3）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有利于欧洲人更猛烈入侵的另一个情况是他们的、尤其是英国人的资本的供给与来源。哈特韦尔（1971：268）在评述了一些学者关于资本供给的著作后明确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哈特韦尔（援引Hill1967）讨论的含义之一，农业和商业的资本乃是“从国外——通过奴隶贸易、尤其自18世纪60年代以来通过有组织地掠夺印度——数量惊人的（资本）流入英国”的结果（Hartwell1971：269）。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通过殖民剥削方式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
殖民地是否付出的问题引起长时间的争论。亚当·斯密写道：
我们的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没有什么耕种事业能与之相比。栽种烟草的利润虽然比不上栽种甘蔗，但是高于（在英国）栽种谷物。（Sin计h
然而，与拜罗克等学者一样，帕特里克·奥布赖思（1982，1990）曾在几处否认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对欧洲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有什么重大作用。因为根据他的计算，18世纪晚期由此所获得的利润不超过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不过他还进一步表示：“无论是数量分析还是历史研究都不能平息有关远洋贸易对工业革命的意义的争论。……就欧洲（甚至英国）的工业化历史而言，‘世界视野’（布罗代尔的一个标题）对于欧洲的意义似乎不如‘欧洲视野’对于世界的意义更大”（1990：177）。遗憾的很，奥布赖恩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大错特错了。因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欧洲的消费大于它本身的收入，它的投资大于它本身的节余。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的作用。
尽管拜罗克、奥布赖恩等人否认这些外部作用，何塞·阿鲁达还是重新考察了有关资本与市场的殖民主义来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总之，在殖民地的商业投资成为商业资本循环中的一部分，与重商主义政策的制约密切相联，对于西欧的经济增长起了重大的、战略xìng的促进作用。它们为投资开辟了新领域——对于资本的增长、流动和流通至关重要的领域。……殖民地有所付出。（Arruda1991：420）
的确，殖民地有所付出。它们不仅几乎无偿地供应了金钱，而且还供应了奴隶劳动、廉价的砂糖、烟草、木材、棉花以及其他在美洲生产、供欧洲消费的产品。再有，正是美洲的金钱使欧洲人能够从亚洲买到丝绸、棉纺织品和香料，而且使他们能够通过参与亚洲境内的“乡村贸易”而赚到更多的钱。
因此，与我们现在的议题直接相关的一项工作是，对欧洲和亚洲的“力量”于1815年开始逆转之前欧洲直接从殖民地（包括普拉西战役之后的印度）获得的利润进行统计。欧内斯特·曼德尔（1968：119－120）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欧洲殖民掠夺的总值为10亿英镑金币，其中仅在1750年到1800年间，英国就从印度掠夺了1亿到1．5亿英镑金币。这批资本的流入即便不能说是英国新工业革命的全部资本，至少也促进了英国对新工业革命的投资，尤其在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例如，正如埃里克·威廉斯（1966：102－3）所回顾的，“西印度所积累的资本在资金上支持了瓦特和蒸汽机。博尔顿和瓦特曾获得贷款。”但是，到1800年，投入到蒸汽为动力的产业中的资本依然少于英国从殖民地获得的利润。研究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的学者菲利斯·迪恩（1965）以严谨著称。他详细阐述了“对外贸易促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六种主要方式”（Frank1978a：227）。
或许正如罗伯特·德内马克所建议的，对于殖民地资本的流入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这一问题，另外一个“测试办法”是，看它是否驱使利率下降，从而使人们在英国和欧洲其他部分投资更低廉、更容易。货币史专家约翰·芒罗（私人通信1966年）对我的询问所作的回答是，在英国，利率从17世纪90年代初的12％和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后的8％下降到1752年的3％。此时，英国的利率已经变得在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了，从而使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市场成为一个资本流入英国的漏斗，而英格兰银行则越来越“控制”了这些资本。
这种趋势只是偶尔被战时暂时的利率上涨所打断。迪金森（1967：470）对这种趋势作了论证。根据他的统计，17世纪90年代英国公债的利率为7％一14％，1707年到1714年为6％一7％，此后到18世纪30年代为5％，然后下降到3％－4％，到1750年降到3％。迪金森还发现，私人借贷的利率紧紧追随着公债利率，尤其是在大量的荷兰资金流入英国市场时。虽然这些资金有许多是由英格兰银行经营，用于支撑公债，但是也有一些资本流入私人投资，而且公债本身也解放了私人资本，使之可以到其他经济领域投资。
当时的英国人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和欢迎这种利率下降，并且讨论了无数“英国宪制”理由，以推动这种利率普及到英属爱尔兰的最偏远角落（Dickinson1967）。亚当·斯密（［1776］1937：78－79）指出，经过一代代英国君主的修改，最高法定利率逐步地从贝％减到5％，但是“它们看来是跟在市场利率变动之后，而不是走在前头”。因此在他看来，这是与对资本的需求有关，反过来也与资本的供给有关。
除了英格兰银行外，“三姐妹”中的另外两姐妹，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也对英国资本存量的增加与经营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些以及其他资本来源，包括阿姆斯特丹漏斗，当然都是直接从殖民地获得资本。但是，它们也有间接而同样重要的影响，因为lún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利率下降是由于它们参与整个全球经济的世界范围的结构与运转而派生出来的产物。
因此，除非这些国内的制度理由中的哪一项或全部能被证明是比资本的流动和存量及其世界范围的来源的根本xìng增加更重要，德内马克的假设似乎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但是，拥有资本只是进行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正如哈特韦尔所强调的，仅仅获得可用于投资的资本的供给及其国际贸易乃至殖民剥削的来源，还不足以引发或解释对工业革命中能够降低成本、节约人力和产生动力的设备的实际投资。这种实际投资需要有宏观和微观经济的刺激。
但是，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任何地方的和部门的微观经济刺激无论在哪里都是与竞争xìng地参与整个宏观经济的世界经济结构和运动有关，实际上也是由这种参与而派生出来的。这就是我的第三个主要论点：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问题是，它们是如何联系起来的？
4．一种全球经济的人口解释
让我们再次从全球人口和经济的角度来回顾亚洲衰落和欧洲兴起的过程。这种回顾会向我们显示，亚洲在前几个世纪的经济生产和人口的扩张本身却反过来阻止1800年以后继续扩张。前面几章已经考察了长期的全球经济扩张，尤其是亚洲的经济扩张，指出这种扩张是由欧洲人供应的美洲金钱支持的，但不是由此而启动的。我们还指出，这种扩张的程度在亚洲比在欧洲大得多。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指出，新增的美洲金钱看来在欧洲造成了通货膨胀，而在亚洲则造成了生产、拓殖和人口的较大扩张。但是，从一开始，亚洲的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就一直较高；因此，在亚洲许多地区，这种扩张大大增加了资源压力。如果说这种情况在欧洲没有那么严重（或者说，正如下面要论证的，欧洲有更多的排放阀），那么全球xìng扩张就会扩大东方和西方之间人口一资源比例的相对和绝对差距。
（1）一个人口经济模式
至少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以来，人口与一般的经济增长及具体的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大多数人口学专家和发展经济学专家至今众说纷纭。例如，多米尼克·萨尔瓦托雷（1988：Xiil）就指出，时至今日，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组所提jiāo的报告依然得出相互冲突的结论。后者于1986年发表的著名报告考察了大量的有关文献，概括地提出了九个不同的争论问题，但仅仅试探着得出一些有待商榷的结论。
因此，对于像我这样贸然闯入这一争论的人来说，可能会一无所获。例如，仅仅就解释自18世纪中期起欧洲人口增长加快的原因而言，专家的观点就从死亡率下降转移到出生率上升。但是，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格（198：5）最近提出的论断是：对这个问题“不可能作出极其确定的解释或盖棺定论”。因此，思考整个世界范围的人口、经济和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地区差异，就更是没有把握的事情了。的确，正如罗纳德·李（1986：96－97）在论述他自己的专业xìng很强的模式和分析尝试时所说的：“我们能否在这样一个框架中来解释非洲、中国和欧洲的相对技术成就？……当然，在这样普遍的范围来考察这样高度抽象的问题，会有很大的困难，甚至陷入荒谬的境地。但是，我确信，这些问题极有意思，因此值得探讨。”我很同意；不仅这些问题有意思，而且考察它们对于理解世界历史的真相也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正如本书始终主张的，这就需要在更大的普遍xìng层次上，即全球层次上来考察这些问题。由于专家们哪怕仅仅是因为害怕被别人斥责为荒谬而不敢涉足那么大的范围，所以就只能让一个傻乎乎的外行来冒犯更荒谬错误的风险了。
李（1986）考察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埃斯特·博瑟鲁普（1981）之间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动态综合”。马尔萨斯认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在后来的马尔萨斯主义复兴之前，马尔萨斯的观点似乎受到世界人口迅速和大量增长的挑战，因为技术的发展扩大了资源的供给和（或）回报，因此使报酬递减律失效了。博瑟鲁普（1981）在她的研究人口与技术变迁长时段趋势的专著中向前迈进了一步——或者说是回到了斯密，因为在斯密看来，人口增长会造成更大的资源回报。博瑟鲁普提出，人口增长以及相应的资源压力增大本身会造成技术进步，从而使报酬递减律失效。李把普赖尔和莫勒（PryorandMaurer1983）视为开拓者，紧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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