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产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看到欧洲人基本上没有东西能够卖给亚洲人。亚洲人的生产力要大得多，而工资成本要低得多，因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亚洲许多地区的人口一土地资源的比例比人烟稀少的欧洲要高。
另外，正如本杰明·希金斯（1991）指出的，欧洲也有边疆——先是在美洲，后是在澳大利亚。的确，在19世纪，欧洲人越过大西洋向美洲移民也有助于减低人口一土地资源的比例。因此，欧洲较低的人口比例以及作为安全阀的向美洲移民这二者所产生的发明机器的刺激要比亚洲人口一资源状况所产生的刺激大得多。
亚当·斯密写作时正值工业革命的各项发明初露端倪；他在“论劳动工资”一章的末尾写道：
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的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像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跃、勤勉和敏捷。……食品的高价，由于减少用于维持劳动的资金，使雇主倾向于减少现有的雇工。……（当发生）劳动工资增加时……雇用很多劳动者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力图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在某一特殊工厂内劳动者间发生的事实，由于同一个理由，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间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密。更多的人从事发明对各人cāo作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由于这些改进，许多商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价格的增加就不只是劳动量的减少所抵偿的。（Smith［177611937：81，83，86）
在稍后一节“论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中，斯密指出，17世纪和18世纪，粗金属制品的生产成本已经下降了，未来会更显著地下降。他也发现，纺织业“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价格（或生产成本）下降”。虽然斯密谈到了粗精毛纺织业中出现的三种主要技术进步和许多细小进步，但是他在亚776年没有提到棉纺织业的任何技术进步或“工业革命”！
马森在（18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导言中指出：
但是，看来几乎没有什么疑问，无论发明的动力是什么，革新者和企业家肯定都受到这样一些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相对价格、市场前景、利润前景等。在这方面人们对具体企业做了大量的专门历史研究。这些成果已经广为人知，而且数量庞大，无法在此—一列举。
但是，尤其是在像纺织业这样的竞争激烈的产业里，这些相对价格、利润前景当然是相对于世界市场前景而言的。正是纺织业这样的产业在英国发动了工业革命。
实际上，斯密在1776年就已经从这个角度把英国、印度和中国加以比较。在讨论它们在运输业方面的相对价格时，他发现，与欧洲陆地运输费用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内河jiāo通已经节约了人力，降低了许多产品的实际价格与名义价格。
同理，纺织品的漂白过去是靠阳光暴晒来完成的，在英国这种阳光很少的国家发明和应用氯气漂白法，也就理所当然了。由于烧制木炭的木材愈益短缺，把煤作为工业革命的燃料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并且显得更为经济（中国也缺乏烧制木炭的木材，但是那里的资本供给不足，煤炭也昂贵）。
哈特韦尔（1971：268）指出：“人们公认，18世纪（英国）没有资本短缺现象，但是承认这一点的含义是什么，人们并不是总能充分理解。”甚至哈特韦尔本人也没有认识到，没有受到充分理解的最主要的含义是，英国是与其他“经济体”通过统一的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商品与金钱的流通而相互联系。因此，相对的供求不足和劳动与资本的可得xìng这二者造成的竞争力量不仅在英国起作用，也在世界范围起作用。也就是说，结合供求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也必须扩展到整个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实际上，斯密在比较欧洲和亚洲运输业的人力和其他成本时就开始这样做了。因此，令人不解、当然也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虽然斯努克斯（1996）也强调相对的要素价格，但是他主编的那部著作的撰稿者，如里格利（Snooks1994）却把他们的分析局限于英国和西欧的竞争。诚然，里格利重新考察了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的论述，但是与这些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例如，李嘉图提出国际比较优势法则），里格利的注意力只在英国。斯努克斯的视野开阔一些，但是他也认为：“工业革命是从一大群势均力敌的西欧小王国之间上千年的激烈竞争中产生出来的”（Snooks1994：15）。
然而，最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在工业革命的首要领域——纺织品市场，英国和西欧首先不得不与印度和中国以及西亚展开竞争。因此，相对的供求差异造成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区和部门的比较价格和比较优势。这些结构差异于是成为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统一的全球经济中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在劳动、土地、资本和节约人力的技术方面作出不同的理xìng反应。我认为，我们应该在这里（而不是在欧洲“内部”环境）寻找在世界经济的某些部分中产生对技术进步的刺激与选择的原因。这并不是说，欧洲“内部”环境与经济决策过程无先问题在于，欧洲（或曼彻斯特或瓦特的蒸汽机工场）的“内部”环境乃是由于欧洲参与世界经济造成的。也就是说，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与运动造成了不同的比较成本、比较优势以及对于世界各地同一进程的不同的理xìng反应。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阿里基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虽然这个结论还有很大的局限xìng：
我们的观点是，（1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初、18世纪晚期）英国三次工业扩张之间的主要历史联系在于，它们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不断的金融扩张、重建与改造的组成部分。英国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其中。金融扩张的时候必然会强化欧洲贸易和积累体系对政府与商业机制施加的竞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主要由于各地对自身在世界经济的结构变动中的地位优势与劣势所做的不同反应，有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衰落了，另外一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兴盛了。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进程不仅是欧洲的，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另外这里所涉及的阶段、工业以及重建的程度也值得注意：内夫（193）、沃勒斯坦等人之后，阿里基与他们一样强调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工业“扩张”，而不是“革命”。在每一个周期的相应时候，纺织业就成为中心部门，这很可能是因为它是生产xìng行业（不同于金融服务部门），竞争最激烈。但是，第一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弗兰德的竞争地位，第二次调整只是改善了英国相对于北欧和南欧的竞争地位。只是第三次调整才大大地改变了英国在世界范围的竞争地位。即便是第三次调整也需要花费半个多世纪的时间，直到1816年，英国出口到原先的竞争领先者印度的纺织品价值才超过了它从印度进口纺织品的价值。
我们在此不可能详述这种世界xìng发展历程，但是我们可以引述18世纪初和19世纪初的对比资料来说明问题。第5章已经提到，自1642年起，有三个条约使葡萄牙人控制的市场对英国人开放，1703年英国一葡萄牙的梅休因条约巩固了英国进人这一市场的权利。1702年12月，英国政府要人梅休因就大声明确地宣布：“这项协定将在葡萄牙产生影响：他们目前所有的粗制滥造的纺织业和其他贵重物品的制造业都将立刻停产关张；没有一个民族的布匹和货物将能（在葡萄牙人的市场上）与英国的产品竞争。”他的葡萄牙对手路易斯·达·库尼亚至少有部分的同感：“英国人的目的是提高他们的制造业，摧毁在葡萄牙刚刚起步的制造业”。我曾指出（1978a，b），最后的结果颇具讽刺意味：在一个世纪之后，李嘉图为了捍卫英国工业，在论证他的“比较成本优势法则”时举的是英国纺织品换取葡萄牙酒的例子。
谈到世界纺织品市场的竞争，我们可以援引布罗代尔的论述：
刺激是绕着弯子起作用的——（通过印度的出口物）刺激欧洲受到威胁的工业。英国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印度纺织品关闭大门，而把印度纺织品转口到欧洲和美国。然后，它竭力把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抢到自己手中——这只有通过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才能实现。机器革命从棉纺织业开始，肯定不是偶然的。……英国受制于国内的高物价和高劳动成本，从而成为欧洲费用最高的国家，无法应付法国与荷兰在离它最近的市场上的竞争。它被赶到地中海、黎凡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市场……（但是）它在最早被它切实征服的市场之一葡萄牙的市场……以及俄国市场上依然独领风骚。
1776年，亚当·斯密就发现：“应该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完全取决于劳动分工……事实证明，（这）必然受到市场程度的调节。”他在同一段里补充说：“如果没有一个广泛的国外市场，它们就不可能兴旺发达”。斯密也许读过马修·博尔顿在1769年给他的合伙人詹姆士·瓦特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值得花费时间只为三个国家而制造（你的引擎），但是，我发现为了全世界而制造它是值得的”（转引自MOkyf1990：245）。那么，为什么莫基尔、斯努克斯等人在分析工业革命的原因时主要从英国角度、至多从西欧角度来考察要素价格和产品竞争呢？到1800年，英国生产的棉布有4／7出口（Steams1993：24）；这些占了英国全部出口的1／4；到1650年，占了一半（Braudell992：572）。到1839年，比利时人布里瓦安回顾时指出：
欧洲在许多世纪里依赖印度的最贵重的产品和最广泛的消费品——平纹细布、印花布、本色布、细毛料……只能用香料来换取它们。……由此使欧洲日益贫穷。印度具有既廉价又熟练的劳动力的优势。由于制造方式的变革……印度工人无力竞争……（于是）贸易平衡从此对我们有利。
接下来是jiāo通运输业的竞争（或者说一直进行的竞争，但此时形势逆转）。在这个领域里，亚洲过去也占据优势。正如我们在第4章中看到的，欧洲在3个世纪里一直未能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只是到19世纪，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和轮船才使欧洲人在世界贸易中长驱直入。
世界市场上的亿万次微观经济决策也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与后果。这些宏观经济关系引起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供给克’经济学家的分析，也引起了凯恩斯主义者以及其他“需求方”经济学家的分析。帕西汉蒂（1981）等学者为了理解技术进步，熊彼特（1939）等学者为了追溯长周期波，都把这两种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在此不能切实地对这些分析进行评价，只是想指出经济学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如何重要。这种革命应该最终实现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供给方分析与需求方分析、周期分析与“发展”分析的两方、四方乃至六方联姻，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一人口一生态范围的经济分价‘大家庭’。关于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探索这样一种经济分析，请参见我以前的一些评论和一般xìng意见（Frank1991C，1996）。
但是，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至少是提出问题：在一个康德拉捷夫长周期模式中，甚至在更长的世界经济周期的模式中，工业革命的技术进展为什么和在哪里成为宏观经济背景中的重要微观经济选择（因此也必须用后者来解释和说明），或者反过来，为什么和在哪里微观经济选择了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
因此或许可以说，世界经济状况已经成熟到可以使某些企业、部门和地区通过“新工业化经济体”的措施来改善它们的微观和宏观地位。而且，只有在世界经济状况已经成熟到适当的时机时，人们才能采取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比那些实行者先前所做的任何长期“准备”更关键。
我们已经看到，欧洲人在亚洲市场乃至世界经济中没有竞争力的状况是如何被他们能够诉诸美洲金银来源所报销的，即便当时只是部分地抵消。另外，这种金银的流动和供给必须不断地得到充实。但是，美洲金银供给哪怕是出现暂时的短缺或下降，例如在17世纪一段时间出现的情况，也肯定会使欧洲人基本上退出亚洲的生意。因此，美洲金银供给问题就对欧洲人产生了暂时的或越来越大的刺激，促使他们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这种选择将能维持、甚至扩大他们对美洲白银的获取与依赖，以及获取用他们的银钱来担保的亚洲信贷。我们能否证明，18世纪中期以后，欧洲获取美洲金银的可能xìng开始相对下降，从而威胁了欧洲对市场（份额）的渗透？如果是这样，就会刺激欧洲人通过降低自己的生产劳动成本来保护和提高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我早就主张把1762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看作是康德拉捷夫“B”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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