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获取利润的主要来源。
布罗代尔宣称，“作为一个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学家’，他“惊讶地”发现，18世纪晚期，红海贸易依然与16世纪一样是西属美洲白银流向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中枢渠道”。“贵金属的这种流向对于印度经济，无疑还有中国经济的最活跃部分的运转是至关重要的”（Braudel1992：491）。印度“事实上在许多世纪里屈从于一种货币经济，部分原因在于它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Braudel1992：498）。“据说，坎贝（古吉拉特的另一个名称）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完全是因为它的一只手伸向亚丁，另一只手伸向马六甲”（Braudel1992：528）。黄金和白银“也是使整个庞大机器从其农民基础到社会顶端和商业世界能够运转的必不可少的机制”（Braudel1992：500）。布罗代尔自己的结论是：“说到底，欧洲人不得不求助于贵金属，特别是美洲的白银，因为这是进入这些贸易的钥匙”（Braudel1992：217）。“从一开始，西属美洲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xìng因素”。“或许不正是美洲……才是欧洲强大的真正原因吗？”。
这也正是市劳特（1977，1992，1993a）的解释。他在这些方面似乎是亚当·斯密的现代“化身”。对于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是如何设法进入兴旺的亚洲市场这一问题，他们两人都熟悉和解释了两个基本答案：（1）他们利用了他们从美洲获得的金钱；（2）他们利用了从他们在（对）美洲和非洲的生产与进出口中获得的利润以及他们在这些过程中在欧洲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
但是，前面所暗示的第三个答案是，欧洲人也用美洲白银货币和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买到了进入亚洲财富的资格。正如斯密指出的，也正如前面考察的各种证据所显示的，欧洲是用它的商品来换取亚洲产品，几乎可以说，它唯一能够在亚洲出售的商品是美洲金银。另外，也正如前面论证的，欧洲是利用它的白银购买力挤进被欧洲人称作“乡村贸易”的亚洲内部贸易。正如前面指出的，白银——以及黄金——贸易乃是各欧洲公司的支柱。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战略可以概括如下：
欧洲的贵金属、主要用中国丝绸和其他商品获得的日本白银、主要用日本白银和印尼胡椒在台湾获得的黄金都主要被用于投资印度纺织品。这些纺织品大部分被用于换取印尼胡椒及其他香料，但也被运到欧洲以及亚洲各地。大宗胡椒及其他香料被出口到欧洲，但也有一部分被用于投资到印度、波斯、台湾和日本等亚洲各地工厂。波斯和中国的生丝也被运到欧洲。…问世纪，荷兰人参与亚洲内部贸易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对日贸易的必要xìng决定的，因为日本是当时该公司获取贵金属的最重要来源。…唯一些年份里，从日本获得的贵金属比从荷兰运到巴达维亚的贵金属更多。
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监雅恩·皮特森·科恩1619年关于荷兰贸易的那段描述更为形象，也更经常被人们引用：
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波斯和阿拉伯钱币）和棉花在班特姆换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而且这一切都无须花费尼德兰的一文钱，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我指的是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建立豪华的亚洲贸易。因此，绅士们，高明的长官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东印度公司获得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
也就是说，欧洲人竭力挤进‘业界上最豪华的贸易”，但是这使得荷兰人向这口亚洲财富和资本水井里注入了不止“一点水（指钱）”。当然，这笔钱来自美洲。这样，欧洲人从参与亚洲境内“乡村贸易”中获得的利润要多于他们向欧洲进口亚洲产品而获得的利润，尽管后者中有许多又再出口到非洲和美洲，给他们增加了新的利润。总之，欧洲人可以通过参与亚洲内部贸易而从这些最富饶的亚洲经济体中获得利润；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达到这一目的，完全归功于他们掌握的美洲白银。
如果没有这些白银——以及如果没有这些白银在欧洲造成的劳动分工和利润——欧洲人就根本不能在亚洲市场的竞争中chā入一脚，甚至连一个脚趾也chā不进来。只是由于他们掌握的美洲金钱，而不是由于任何“独特的”欧洲“素质”——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就发现，欧洲的“素质”一直远远达不到亚洲的标准——才使欧洲人能够购买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获得一个三等厢的座位。这是从需求的一面来看欧洲人在亚洲的“生意”。从波梅兰茨（1997）所强调的供给方面看，欧洲人掌握的美洲金钱使他们能够购买用亚洲的劳动和资源所生产出的实用商品。这些商品不仅促进了欧洲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减轻了欧洲的资源压力。
换一个比方，美洲给欧洲人供应的赌注使他们能够进入亚洲经济赌场。为什么他们最终能够在那里发财？完全是由于他们拥有起伏不定但源源不断的美洲金银。正是这种来源使欧洲人在众多亚洲竞争者中具有自己的竞争优势，因为其他人没有美洲大树上结出的金钱。但是，尽管欧洲人拥有这种资源和优势，他们在亚洲经济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牌桌上也不过是一个小赌家。然而，欧洲人把他们的美洲赌注押在了他们在亚洲的全部家当上，在那里坚持了三个世纪。虽然欧洲人也把他们在亚洲挣到的一部分钱拿出来购买亚洲经济牌桌边更多更好的座位，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这种做法，完全是因为他们得到美洲持续不断的现金供给。有资料显示，甚至到了18世纪，欧洲人还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提供给亚洲人，因为当时的欧洲制造业依然没有竞争力。斯密夸大了欧洲工业品在世界范围的销售情况，我们只能把他所做的“在某种程度上的”’这一限定理解为“几乎没有”。
可以肯定，欧洲人根本没有什么独特的（更不用说高超的）种族的、理xìng的、组织的或资本主义精神的优势使他们能够在亚洲提供、传播其他什么东西或做些其他什么事情。正如我们在下面以及在总结时会进一步考察的，欧洲人所能有的是亚历山大·格申克龙（1962）所说的“落后”的某些优势，而这种优势是由蔡斯一邓思和霍尔（1997）指出的位于世界经济的（半）边睡地位而造成的！
那么，欧洲人在亚洲的这种原本看来是毫无希望的赌博怎么居然会取得成功，而且最终中了头彩？原因很简单：在欧洲人从美洲和非洲以及亚洲积聚他们的力量时，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在18世纪日益衰弱，最终正如罗兹·墨菲（1977）绘制的曲线图所显示的，两条曲线在1815年前后相jiāo了。但是，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另外一个——第四个——因素加入了欧洲一亚洲的方程式。众所周知，虽然亚当·斯密主要针对殖民主义垄断而写了“论殖民地”一章，但是他认为殖民地没有付出什么。另外，斯密是在英国和欧洲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革新之前写的。在此我们不想讨论是否真的有这样一次“革命”，是否像罗斯托（1962）等人所说的资本积累率真的“起飞”了。
（4）技术变革的供给与需求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研究者之一哈特韦尔指出：
克拉潘在1910年写道：“即使……‘这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是一个‘被榨平的桔子’，里面还会剩下数量惊人的桔汁。”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工业革命的兴趣有增无减。……例如，关于工业革命的起因，有些是空白，有些失之简单化，有些则含混不清。主要动力是什么，或者哪些动力起了作用？农业革命？人口增长？技术革新？贸易扩大？资本积累？这些因素都有人进行论证。是否应该在非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宗教、社会结构、科学、哲学和法律的变化？……似乎还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最棘手的问题是确定这种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外源的（即该经济体之外的），例如通过国际贸易而产生的需求增长…这种刺激在多大程度上是内源的（即在该经济体内部产生的）……？
但真正的问题是，人们所说的经济体是什么？我的观点是，澄清混乱的钥匙应该在哈特韦尔的最后一句话中寻找：虽然克拉潘所说的那只桔子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已经被无数次压榨，但始终仅仅被看作是一个英国的、欧洲的、至多是“西方”的水果。再有，格雷姆·斯努克斯（1994：1－2）也曾写道：“对于一片需要长期深翻的土地，我们不过刚刚划破了地皮……我们需要从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工业革命。”斯努克斯及其主编的《工业革命是必然的吗》一书撰稿者们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角度，但是他们在追根探源时依然局限于欧洲，探讨欧洲一千年来以及“整个前现代时期英国（和西欧）的运动特征”。因此，尽管甚至到今天他们的角度也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之中无人真正试图对整棵桔树作出一个全球整体xìng的世界经济／体系解释，而只有这样的解释才符合我在开篇时所引用的列奥波德·冯·兰克的格言：“实际上除了普遍历史外，没有历史！”
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到1800年前后原来一直落后的欧洲、接着是美国‘埃然”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赶上和超过了亚洲。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努力和胜利乃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竞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正是这个全球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产生出这种变化。也就是说，欧洲（西欧）和美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技术进展和其他方面的进展，而且把它们应用于新的生产过程中。但是，绝不能像斯努克斯（1994，1996）在他的“工业革命新视角”中依然主张的那样，在追溯这些变化的根源时仅仅限于或主要限于欧洲的一千年历史。罗伯特·亚当斯在“探讨西方技术”时也是如此。虽然他追溯到东地中海和西亚的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但是他也基本上限于对欧洲的考察。
然而，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技术进展不应该被仅仅视为欧洲的成就。更准确地看，它们乃是世界发展过程的产物，而世界发展过程的空间焦点以前长期在东方徘徊，当时才向西方移动和在西方穿行。真正关键的问题与其说是促成工业革命的“独特的”西方特征或因素是什么，不如说是为什么和如何发生了这种从东向西的工业转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转移的原因应该在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这两个方面来寻找。对于“为什么与如何”这一问题，迄今流行的“答案”有三个缺陷。首先，它们错误地把原因归结到所谓的欧洲“独特xìng”或优势。布劳特等人已经证明这种观点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其次，它们仅在欧洲本身寻找欧洲兴起的原因，因而不去分析相关的（若干）东方地区的衰落。这两个张冠李戴的错误还隐含着第三个错误：他们没有在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和运转中寻找“西方的兴起”圩‘东方的衰落’的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直到18世纪欧洲为什么和如何在经济竞赛中大大落后，它是如何主要借助于获得与利用美洲金钱来购得亚洲列车的车票并逐渐取代车上的一些乘客，从而改善自己的地位。
但是，还有未解决的问题：在亚洲人的游戏中，西欧人和美国人后来为什么与如何能够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战胜亚洲人？我们现在可能还得不出一个完全满意的答案——但是，那样一个答案也肯定会超越从马克思到韦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所提供的各种欧洲中心论的荒谬答案。一种世界经济分析肯定优于那些荒谬答案，尽管我们在下面是以很粗浅的方式论述有限的因素，提出有限的假设和证据。
通过发明和应用节约人力的机器而取得的技术进步通常被认为是在一个高工资的经济体制中、尤其是在北美谋求利润的产物。高工资产生了一种刺激，促使人们为了减低生产成本而用节约人力的机器取代高工资的人力。正如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许多学者指出的，北美的工资一直比较高，原因在于人口与土地资源的比例比较低，而且边疆的扩张绪低工资的工人提供了出路。因此，人们一直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促使人们发明。改进和应用节约人力的机器的那种动力逐渐从欧洲越过大西洋转移到美国——由于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减低生产成本和维持或取得市场份额。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这种分析与论证应用到欧洲工业革命期间机器的发明、改进和使用上。18世纪英国经济增长的80O——1740—1780年经济增长的30O——都被归因于生产力的增长（Inkster1991：67）。欧洲人也处于世界经济的竞赛与角逐中（美国人还远逊于欧洲人），他们为了争取市场而不得不首先与亚洲人竞争。但是，相对而言，欧洲人也是高工资一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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