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认为用帝制代替共和是必要的，不过袁世凯不配当皇帝，只应该让清朝复辟。梁启超和他的老师不同，虽然在他的文章中慨叹共和对中国是多么有害，但他认为，在反对袁世凯时必须以维护共和的战士的姿态出现。
梁启超还从辛亥革命中得出经验，如果抢先抓起反袁的旗帜，是对于自己一派最有利的。他在给南京的进步党人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①。
靠什么力量来反对袁世凯呢？梁启超找到的力量是西南几个省的地方势力：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
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是他的密切的合作者。蔡锷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而成为云南都督，1913年离开云南。由于他在军界中的声望，袁世凯授与他以各种荣誉职位，把他羁留在北京。原是蔡锷部下的唐继尧被袁世凯从贵州调到云南，受封为将军②。1915年11月，蔡锷根据梁启超和他商定的行动计划，设法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离开北京，先到日本，然后回到云南。差不多同时回到云南的还有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原guó mín dǎng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都属于欧事研究会）。他们都主张在云南宣布反对袁世凯。唐继尧起先因为自己的力量对抗不了北洋军力，对于是否和蔡锷等人共同行动是动摇的。由于蔡锷在他部下的中下级军官中威信很高，许多人赞成反袁，又由于蔡锷等人说服了他，使他看到整个形势对袁世凯不利，他终于下了决心。 12月25日以唐继尧为首向全国发布声讨袁世凯的通电，云南宣告独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云南的军队组成三个军，号称护国军。由蔡锷率领一个军进兵四川。
贵州的军阀刘显世本来是地方豪绅，在辛亥革命期间乘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争的时机掌握了省的军权。他也曾向袁世凯效忠，但这时追随云南，在1916年1月间宣布贵州独立。
争取广西军阀陆荣廷的响应是梁启超的计划中的重要的一步。陆荣廷是清朝的广西提督，在辛亥革命中成为广西的统治者，袁世凯也授予将军的封号。他时常担心受到北洋军人的排挤，但是对于是否参加反袁行列还很踌躇。为了促成他行动，梁启超接受他的邀请，在日本人的大力帮助下，避开袁世凯在各地密布的暗探，由上海经过香港、越南潜入广西。1916年3月15日以陆荣廷、梁启超的名义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为广西都督。
由蔡锷率领的进入四川的护国军的力量是很小的。唐继尧为了使颇得人望的蔡锷离开云南，以免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愿意分给一部分兵力，但并不给以充分的后勤支援。因此，蔡锷在川南虽曾打败四川本省一些军队，占领叙州（今宜宾）、泸州、綦江等地，但是在袁世凯从外省调进了一些北洋军队后，蔡锷在作战中受到了挫折。袁世凯派驻四川的将军陈，虽受到袁世凯的信任，但并不是北洋嫡系。他不愿意战争扩大，因为如果北洋军队更多地进入四川，他的地位就会动摇。在陈和蔡锷双方默契下，四川的战事成为僵持的局面。
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首先独立，惊破了袁世凯称帝的迷梦。因为云南用护国军的名称，这次反袁斗争被称为“护国运动”。护国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企图彻底埋葬辛亥革命的独裁者袁世凯的反抗，但在运动中，立宪党人和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梁启超为自己一伙人夺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的意愿是达到了的。由于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注定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规模远不如辛亥革命，其结局也不可能高过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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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收在其所著《盾鼻集》中。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85-98。
① 梁启超：《致藉亮侪等书》（1915年11月18日）。《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28。
② 袁世凯在准备行帝制时对各省的军事长官封为不同名目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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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袁世凯的覆灭
袁世凯虽然在1915年12月已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是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的"登极大典"却没有敢如期举行，而且一再推延，终于在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
所谓举国一致拥戴帝制的“民意”，袁世凯及其党羽也知道是他们自己伪造出来的，但他们的确以为，皇帝的龙袍具有比大总统的礼服不知高多少倍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不但能够得到旧势力的拥护，而且能够博得众多“愚民”的膜拜，因而使主张民主共和的反对派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奇迹没有出现。
利用社会各阶层中反对卖国独裁，憎恶帝制复活的情绪，西南几个省宣布独立，这对于袁世凯固然是严重打击，同时，帝国主义者看到袁世凯由于称帝而陷入困境，不愿意继续支持帝制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也表面化了，这就更是袁世凯所没有预料到的。
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酝酿时，他所聘用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任哥lún比亚大学教授）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认为象中国这样的“民智卑下之国”，民主共和是有害的；中国固然需要立宪政治，但“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①美国博士的这种议论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个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也积极主张中国应当改共和为帝制，实行君主立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在实行任何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动时，总是要首先看看帝国主义的眼色。由于欧战尚在进行，日本在远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态度如何更是袁世凯所顾虑的。日本政府通过有贺长雄和其他渠道使袁世凯相信，他接受了“二十一条”就可以换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因此，袁世凯当时认为他实行帝制，在外jiāo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和赞助的。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袁世凯采取的是两面三刀的态度。由于袁世凯和英、美的关系较深，日本并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统治稳定。相反的，它宁愿由于实行帝制而在中国造成混乱的局面，以便于扩充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并且培植完全能为日本所用的代理人。梁启超的反袁活动之所以能得到日本的帮助就是这个原故。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以前，1915年12月15日，日本已经联合英、法、俄、意共五国公使一起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表示担心实行帝制能否维持国内治安。到了1916年1月间，日本更明显地表示不信任袁政府能够平息云南、贵州的局面。此外，日本还资助一些清朝的贵族和遗老，使他们进行复辟活动。总之，袁世凯逐渐发现，日本是在捣他的乱，而不是为他撑台。
袁世凯的北洋军内部的分裂特别表现在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身上。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段祺瑞一直担任陆军总长。在准备实行帝制时，1915年8月，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这个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他感到段有自己的野心。坐镇江苏的冯国璋对于袁世凯实行帝制，采取冷淡的态度，并且同反袁的立宪党人和西南军阀暗中来往。在云南、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后，他愈来愈表现出反对帝制的态度。他是看到袁世凯的大厦有倒坍的危险，意图以自己为中心来维护北洋军的传统势力。他的这种意图特别得到江西、湖北等省的北洋军阀的声援。北洋军内部分裂的表面化使袁世凯更处于困难的境地。而且长江流域这几个军阀的动向又是英国态度的反映。
袁世凯是以大总统的名义下令撤销帝制的，他还企图继续当大总统。1916年4月21日他向段祺瑞让步，请段出任国务卿，组织责任内阁。他想借段祺瑞的力量来渡过难关，而后者却企图利用这机会从袁世凯手里接管政权，如同在辛亥革命时袁世凯接管清朝政权一样。这时，不但西南独立各省认为袁世凯已无权继续担任大总统，而且冯国璋也电告袁世凯还是自动退位为好。4月、5月间，广东、浙江、陕西原来效忠袁世凯的地方军阀也相继响应云南的护国运动，宣告独立。四川的陈在3月底和蔡锷商量停战，到了5月间，陈宣告四川独立。接着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告独立。陈和汤芗铭是袁世凯所信任的人，他们的倒戈使袁世凯特别感到众叛亲离，他的统治已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虽然在云南护国运动以前已经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但在整个斗争中没有能起主导作用。
中华革命党所能运用的力量主要还是旧式的帮会组织。陈其美是和上海的这种组织有很多联系的，他在1914年就企图以上海为中心，在江苏、浙江发动起义，但是没有成为事实。1915年11月（云南护国运动开始前一个月）陈其美派人暗杀了袁世凯的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为消灭了这个人就易于在上海起事。 12月初，陈其美组织了停泊在上海的肇和军舰的起义。他的部下虽然得到舰上官兵的响应占领了这只兵舰，但是其他两只兵舰没有按预计配合，反而pào轰肇和舰。在陆上以手qiāng、zhà弹武装起来的"决死队"也没有能占领警察局、电话局、电灯厂。这次起义只两天就失败了。在护国运动起来以后，中华革命党人在各处还发动了若干次勇敢的行动。1916年2月，杨王鹏（辛亥革命前在武昌担任过振武学社社长）等四十多人在长沙用手qiāngzhà弹突袭湖南将军汤芗铭的衙门，全部牺牲，被捕的杨王鹏遭到剖腹挖心的惨刑。4、5月在江苏、山东、广东各地也有中华革命党人的类似起义。比较有成绩的是在山东，以居正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组成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一度占领潍县、高密等地。
孙中山于1916年4月底从日本回上海，5月9日发表讨袁宣言。他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讨贼美举当视其职志之究竟为何，其所表示尊重者为何，其策诸方来与建设根本者为何，而后乃有牺牲代价之可言。民国前途始有攸赖"①。要为真正保持民国着想，而不能以去掉袁世凯一个人为满足，这是孙中山针对以梁启超为政治灵魂的护国运动说的话。但是他的呼声当时得不到反响。
梁启超明确认定，斗争的目的只是在于推翻袁世凯一个人。按照他的设计，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了个"军务院"，作为独立各省的联合组织。独立各省的军阀都取得军务院抚军的名义，他们推云南的唐继尧为抚军长，而以在肇庆的岑春煊为抚军副长，代行抚军长职权，梁启超任军务院的政务委员长。岑春煊是清朝的老官僚，他在1900年任甘肃省的布政司，因带兵护卫逃出北京的朝廷而为慈禧太后赏识，历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邮传部尚书，因官场上的倾轧而与袁世凯不相容。入民国后，他参加过由同盟会改组的guó mín dǎng。欧事研究会的军人们曾想拥戴他为领袖。他和梁启超为首的立宪党人有联系，又和两广的军人有老关系，因此能成为军务院的头头。军务院表示否认袁世凯的大总统资格，而认为应该"依法"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岑春煊宣布北伐的《出师布告》说："天下汹汹，徒为袁氏之故，苟可以去袁氏而无借于用兵，其道何由，固无所择。"又说："我师之起，职在讨袁。......非袁自退，黎大总统继任，不能罢兵。守此范围，无敢渝越"②。这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只在于袁世凯退位，决不超越这个范围，为达此目的，采取军事以外的任何办法都是可以的。岑春煊和梁启超一方面以出兵北伐造成声势，一方面和段祺瑞、冯国璋进行联络，希望他们劝说袁世凯自动退位。段、冯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只牺牲袁世凯一个人而保持北洋军阀集团的统治势力。可是，袁世凯仍然不愿意退位。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愤中因病死去。手无兵权的黎元洪在段祺瑞同意下就大总统职，而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不久后，冯国璋任副总统。黎元洪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7月14日，广东的军务院自动宣布撤销，但北京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控制下，只是没有了袁世凯。
中国虽然有二千年帝制传统，但辛亥革命打破了这种传统，从此民主共和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梁启超在发动护国运动后说得好：“国体违反民情而能安立，吾未之前闻。今试问全国民情为趋响共和乎为趋响帝制乎？此无待吾词费，但观数月来国人之一致反对帝制，已足立不移之铁证”①。袁世凯违抗这种表现广大人民意志的潮流，他的失败是不可免的。但是在护国运动结束时，梁启超实际上是以为，继承袁世凯衣钵的北洋军阀，由于保持共和的形式就能“安立”，那还是错误地估计了“民情”。
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是为了进行一场反袁世凯的革命。袁世凯虽然失败了，但是预期的革命并没有出现。梁启超一派人之所以发动反袁是为了防止反袁斗争变成一场民主革命，他们之所以力求迅速结束这场斗争，为的是不致在继续动乱中出现革命的危机。
孙中山虽然认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但是究竟应该怎样才能真正保持民国，他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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