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①后来，孙中山还追述说，那时亡命于日本的人，“大都垂头丧气”，“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彼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已是成功，据有十几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②
黄兴是领导者中对革命表示沮丧的一个人。孙中山这时在给黄兴的信上批评他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际，正我辈奋戈饮弹，碎ròu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①
孙中山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情绪。当时他“再三苦劝各同志说：……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家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家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②
本着他的革命信念，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开成立会）。从他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方案中，可以看到，他是认真考虑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变为guó mín dǎng一败涂地的这段经验，企图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以利于再次兴起反袁世凯的斗争。但是究竟如何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却不能认为是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的问题。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有一个通告向党员们说明“guó mín dǎng失败之真相，新党再造之苦心”，其中说：“试思guó mín dǎng之失败，自改组（指同盟会改组为guó mín dǎng引者）以来，即伏yīndú。份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赵秉钧亦入guó mín dǎng），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③。为了改变guó mín dǎng这种面貌，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中说：“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假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指辛亥革命引者）异党入据，以伪乱真。”①
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誓约的中心内容是：“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②。这是把是否愿意立誓服从孙中山看做是真假革命党人的唯一标准。孙中山对此申述理由说：“不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人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一党员之用，无所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次不同者。”③
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说：这个新成立的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xìng质不同”④。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当时人们是完全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来理解政党的xìng质和作用的：政党就是要在议会选举中争取席位，以求在取得多数席位时组织内阁。按照这种理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是革命党而不是“政党”，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guó mín dǎng，就是改组成了政党。既然经验证明，在成为政党后，发生了党员"浮滥"，"良莠不齐"，以及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等等弊病，所以孙中山认为必须确认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与政党xìng质不同"。而且也不说这个党是像同盟会那样的革命党，这显然是因为感到同盟会的分子过于复杂，并不服从一个人的原故。这样，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xìng质就被确定为一个"秘密团体"。
辛亥革命中发生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这在当时人看来，纵然不是理所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有了革命军，有了新政府，那末，以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现政府为宗旨的革命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要变成争选票的政党了。鉴于革命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蜕化变质，国家政权为旧势力篡夺的教训，孙中山在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提出了划分“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时期的说法①。《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军政时期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等到“地方自治完备之后”，才创制和颁布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总章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在此以前，都叫作“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总章中又把党员分为三等，明确规定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权利。在革命军未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他们在革命时期都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那就只享有选举权利了。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②
孙中山提出这一套办法主观上是为了使下一次革命不致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防止在革命军起和革命政府成立时，革命成果为投机分子和旧势力所篡夺。他以为，推迟宪法的颁布，而把“革命时期”的全部政权掌握在革命军兴以前就宣誓效忠于他的一小批“元勋党员”，至多再加上那些“协助党员”的手里，就可以保证革命的胜利。却没有想到，如果真是按照这样做法，将只是使那些“元勋党员”和“协助党员”成为一个狭隘的宗派，使他的党和所要进行的革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中华革命党总章说：“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后三年的经验使人痛感到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丝毫不能起遏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的作用。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思想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他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他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办法使他走向了民主的反面：他所建立的党以是否绝对服从领袖个人作为党员之唯一标准，并且预约给予最早宣誓服从的党员以“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他所设想的革命时期成了少数“元勋党员”和“协助党员”统治全体连公民资格都没有的人民的政治！
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时，以孙中山为总理，并要黄兴担任协理。黄兴表示不赞成以"附和孙先生革命"为誓词，拒绝参加。不少知识分子和军界的旧党员也对按手模宣誓的方式表示反感，以此为理由拒绝参加。欧洲战争bào发后，一些在日本的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guó mín dǎng人（其中多数是军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的组织。它虽然用研究会的名义，其实是中华革命党以外别树一帜的政治派别。他们和黄兴一样，不主张对袁世凯采取"急进"的革命手段，而主张"缓进"。
在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1915年2月间，黄兴和欧事研究会的若干主要成员联名发表通电，认为当前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应该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由于黄兴和列名通电的另一些人（如柏文蔚、李烈钧）是1913年赣宁之役的重要人物，所以他们的看法颇有影响。对于这种看法，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他在一封为这问题答复北京学生的信中说："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他把袁世凯比做已经升堂入室的大盗，"大盗在室，乃如取如携。祸本不清，遑言捍外？......而乃望以一致为国，相去万里，何止迳庭！"①孙中山认为，对甘心卖国的袁世凯，必须坚决斗争，谈不到合作一致对外。
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方式都成了脱离群众的“秘密团体”，它不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较大的影响。在1916年反袁世凯的斗争高涨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够站在领导地位。
--------------------------------------------------------------------------------
① 《中华革命党宣言》（1914年7月）。《总理全集》，宣言页18。
② 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5日的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丙页32。
① 孙中山1914年3月致黄兴书。同上书，函扎页148。
② 孙中山在1923年11月25日的演讲。同上书，演讲丙页32-33。
③ 中华革命党的《第四号通告》。见邹鲁著《中国guó mín dǎng史稿》第一册，页272。
① 《总理全集》，宣言页19。
② 邹鲁：《中国guó mín dǎng史稿》第一册，页159。
③ 孙中山致南洋同志书。见上书，页265。
④ 《总理全集》，宣言页19。
① 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有“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这三个时期的说法，但和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说法不尽相同。
② 《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理全集》，方略页119-120。
① 《总理全集》，函札页165。
--------------------------------------------------------------------------------
--------------------------------------------------------------------------------
（四）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
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和西南几省的地方军阀，充分利用了袁世凯由于对帝国主义屈服和实行帝制而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形势，为自己取得了反袁世凯的领导地位。
在熊希龄的内阁时期，梁启超和其他进步党人是支持袁世凯的。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在国会中同guó mín dǎng相对抗的进步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进步党中的主要活动分子，仍然可以视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大体上就是清末的君主立宪派分子。梁启超仍是他们的领袖人物。他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第一篇文章中自称为"立宪党"，虽然这样的党的组织是没有的。
国会解散，熊希龄内阁下台以后，虽然袁世凯日益明显地实行独裁政治，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进步党人仍然不反对袁世凯。在袁世凯为制定他的“大总统选举法”而设的参政院中，梁启超和其他几个进步党人受聘为参政员，他们对选举法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的亲信们改行帝制的呼声已经公开喧嚷起来，梁启超观察形势，感到继续支持袁世凯是不聪明的事。这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开始宣布反袁的立场。梁启超所说他为什么要反袁的理由，是值得看一下的。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①首先声明：“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他把主张民主共和的人讥诮为“新进耳食者”，自命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谈国体问题。共和与君主，就是他所说的国体问题。他又说：“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他的意思是说，国体只能维持现状。在辛亥革命前，因为现状是君主国体，所以他反对鼓吹共和；而现在很不幸的（他认为是很不幸的）已经经过革命而成了共和国体，也就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不可再加以改变。他说，如果硬要改变现行国体，那就是革命，而革命是他从来反对的，所以他过去反对“共和革命”，现在反对“君主革命”。袁世凯实行帝制，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而梁启超把它说成是一种“革命”。这固然是他有意糟蹋革命这个字眼，同时还有深一层的意思。他的文章中说，他其实是很希望能使共和“复返于帝政”的，不过“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恢复”，而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进行“君主革命”，后果是很危险的。“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也就是可能导致真正的革命，这是他所最害怕的。
梁启超的文章又说：“吾侪立宪党之政治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照这样说，他似乎是既反对改变既存的共和国体，又主张在共和的国体下实行立宪的政体。按当时人的用语，共和立宪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却又表明，他并不真正要求袁世凯实行民主共和。相反的，他认为，在共和的招牌下实行专制是可以容许的。他说：“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人所共谅”，但如果公然废弃共和，那就难免遭天下人之反对了。所以他的文章为袁世凯设想说，既然已经能够当终身大总统，而且有权使自己的儿子当继承人，那就应该满足于这种状况，“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何必一定要废弃共和而当皇帝呢？梁启超在举起反袁的旗帜时，对于袁世凯自己丢掉共和的招牌是深表惋惜的。
附带说一下，这时梁启超和康有为是有分歧的。康有为也反对袁世凯当皇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