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只是尊重民元约法一点。在北京政府已经算是恢复了民元约法的时候，中华革命党不能为自己提出新的斗争任务。孙中山宣布仍恢复guó mín dǎng的名义①，和许多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guó mín dǎng人②重新合成一个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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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德诺的全文见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162-174。
① 《讨袁二次宣言》。《总理全集》，宣言页22。
② 《军务院考实》，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作战方略》，页12。
① 梁启超：《辟复辟论》。《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118。
① 邹鲁的《中国guó mín dǎng史稿》第一篇中说：“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十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guó mín dǎng"（页287）。但又说："洪宪告终，袁世凯死。曾通令海内外各支分部、jiāo通部，一律恢复guó mín dǎng名义"。（页390）事实上是，1916年中华革命党恢复guó mín dǎng名义，不过，guó mín dǎng作为一个政党的活动很少，到了1919年又改称为中国guó mín dǎng。
② 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黄兴1916年7月由美国回到上海，孙中山曾和他会谈恢复合作。10月底他在上海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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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派系分裂和南方的“护法运动”
袁世凯死后，被袁废除的临时约法算是恢复了，被袁解散的国会也重新召集了，但这并不表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的胜利，而且这两个作为辛亥革命遗迹的东西，不久又被废弃了。重新召开的国会中有guó mín dǎng的议员，也有进步党的议员。但这时他们已不自称为guó mín dǎng和进步党。guó mín dǎng的议员组成为“宪政商榷会”，并没有明确的纲领，又分裂成许多小的派别。进步党人组成为“宪法研究会”，由此这一派人被称为研究系，梁启超仍然是他们中的主要领袖人物。研究系拥护袁世凯的继承人段祺瑞，如同过去进步党拥护袁世凯一样。国会重开后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在国会议员们为宪法条文进行着无穷无尽的争执的过程中，国会又一次被解散。国会这一次被解散是在大总统黎元洪和内阁总理段祺瑞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排挤的情况下发生的。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军系统的两个大头目，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掌握着北京政权；冯国璋在1916年10月由国会选为副总统，但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地位，仍留任江苏督军①而不到北京。黎元洪看到北洋军中冯国璋一派和段祺瑞一派之间的裂痕，以为可以利用冯国璋来排除段祺瑞在北京政府中的势力。 1917年，发生了要不要参加欧洲战争的争执。段祺瑞在研究系议员们的支持下主张参战，黎元洪在研究系以外的多数议员支持下反对参战，南京的冯国璋也表示不赞成参战。5月里，黎元洪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职。段祺瑞立即唆使安徽、奉天、山东、福建等八省军阀宣告"独立"，并且自己到了天津，组成各省总参谋处，进行反黎元洪的活动。以冯国璋为首的江苏、江西、湖北三省的军阀虽然不附和段祺瑞的行动，却也没有积极支持黎元洪的表示。处境危险的黎元洪，求助于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张勋不是北洋军嫡系，他一向主张清皇朝复辟，这时认为他的机会来了，便以在黎、段之间进行调停为名带兵入京。他的军队到北京后，他宣称，必须立即解散国会，否则无法进行调停。这样，黎元洪在6月12日发布了解散国会的命令。
张勋并不想当黎元洪的保护神，而是打算实现复辟。抱着同样主张的康有为这时从上海到北京，成为张勋的密切合作者。许多清朝的遗老旧臣也簇拥到张勋的周围来。7月1日他们请出了住在故宫中的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
张勋进京路过天津时，曾与段祺瑞会谈，后者完全知道张勋的谋划，并不表示反对。他是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并把黎元洪赶下台，然后自己来享受一切成果。所以当北京城内的复辟丑剧上演时，段祺瑞立即在马厂（在天津、沧州间的铁路线上）宣布讨伐张勋。张勋的兵力不多，无法抵抗出于他预料之外的这种压力。7月12日段祺瑞的军队进入北京，张勋、康有为等复辟派纷纷逃窜。不到半个月，这幕复辟丑剧结束。段祺瑞就这样把自己打扮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黎元洪只能宣告辞大总统职。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资格继任大总统，8月1日进京。段祺瑞仍为内阁总理。
康有为和梁启超师徒二人，这时一个成了张勋复辟的同谋者，一个则是段祺瑞出兵讨伐张勋的谋士。在段祺瑞重新组织的内阁中，外jiāo、内务、财政、司法、农商、教育各部都由研究系的政客担任，梁启超出任财政总长。研究系还为段祺瑞出谋划策，不再恢复由黎元洪又一次解散了的国会，而召集“临时参议院”以“改造国会”，为加强北洋军阀在全国的统治造成更有利的条件。
历史学家李剑农这样评论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梁氏相信国家要有一种中坚实力来维持，北洋派的武力有可以成为中坚实力的资格，很想和他们结合去改良他们；第一次想改良袁世凯，不成功；现在想改良冯、段……”①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研究系并不想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所想望的是依托北洋军阀的武力，实行梁启超历来所说的“开明专制”或“共和国体下之专制”，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造成国家稳定的局面，其实这种局面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局面，无论怎样“改良”，是不可能稳定的。
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派系倾轧，并由于南方几个省的地方军阀和北洋军阀的矛盾，段祺瑞的包括研究系人物的内阁只存在了四个月就下台了。虽然到了1918年3月段祺瑞重整旗鼓，再任内阁总理，但这回的内阁中研究系已没有份。段祺瑞以他所更加亲信的官僚政客组成"安福俱乐部"，并在1918年8月制造了一个国会。由于这个国会是以安福俱乐部的成员占多数，被称为"安福国会"。受段祺瑞的逼迫，大总统冯国璋辞职退位。安福国会另选了个前清老官僚（也是袁世凯的老伙伴）徐世昌为大总统。这样，在北洋军阀系统内部皖系（以段祺瑞为首，段是安徽人）和直系（以冯国璋为首，冯是直隶人）①的对立越来越剧烈，以至后来在1920年发生了两系军阀大火并（直皖战争）。
在皖系和直系的后面有外国帝国主义做后台。段祺瑞是一心一意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冯国璋从1913年底起盘踞江苏，和英、美帝国主义关系较深。当欧洲列强都卷入世界战争时，在远东还能同日本抗衡的只有美国。1917年2月美国参加世界战争，开始曾想把中国拉进战争。英、法、俄、意四国这时与日本秘密成立谅解，承认日本在战后可以占有在山东的特权；日本又给段祺瑞政府一亿日元的贷款，段政府答应将三个兵工厂jiāo给日本代为整理，并请日本军官来练兵。美国看到段政府将由于参战而更深地陷入日本控制下，便转而主张中国暂不参战。这是冯国璋和黎元洪反对参战的国际背景。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段祺瑞重新支配北京政权后，8月14日，宣布参加对德战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胜利。
段祺瑞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在编练参战军的名义下大肆扩充自己的实力，以求在国内实现武力统一；日本则企图利用段祺瑞来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并且把中国军队用做进行反苏战争的附庸军。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退出帝国主义战争，1918年上半年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进行武装干涉。这年5月间段祺瑞和日本政府订立秘密的"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②，保证日本军队可以在共同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进入中国境内，并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 1917年到1918年之间，段祺瑞从日本得到了一笔笔巨额贷款，总数在五万万日元以上，这些贷款都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当时日本的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在下台后曾自夸说，日本从这种巨额投资中所得的利益"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1918年，欧洲战争结束，英、美重新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与皖系势力有矛盾的直系军阀，就成为英、美所利用的工具。
在北洋军阀内部发生分裂时，又有南方的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起而与北洋军阀抗衡。他们主要是在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中的头面人物陆荣廷和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的势力这时已伸张到广东，他部下的一个师长陈炳当了广东督军。云南的唐继尧不仅控制贵州，还有军队chā手四川。所以他们是南方两个重要的实力派。张勋复辟时，他们宣布反对，但是段祺瑞捷足先登，他们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张勋复辟被推翻以后，段祺瑞企图用武力统一南方，使南方实力派感到受威胁。于是陆荣廷、唐继尧联合谴责北洋军阀解散民元国会，破坏民元约法，他们表示否认段祺瑞政府的合法xìng。这样，就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
寓居上海的孙中山也宣布反对北洋军阀的政府。他在1917年7月从上海到广州。海军总司令程璧光这时率领海军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表示追随孙中山。南方的小军阀也愿意借用孙中山的威望。所以程璧光的海军和陆荣廷、唐继尧的地方实力成为孙中山所依靠的力量。孙中山在到广州时发表演讲说："中国共和垂六年，国民未有享过些共和幸福。非共和之罪也，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故今日变乱，非帝政与民政之争，非新旧潮流之争，非南北意见之争，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能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在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鄙人密察大势，非得强大之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无以贯彻其救国救民之宗旨。"①
总结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后形势发展的经验，孙中山提出了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的问题。但是究竟如何实现真共和呢？在反袁斗争中，中华革命党以“秘密团体”来搞革命，没有什么成效；进步党人依靠地方军阀力量占了先着。这时，孙中山实际上沿用了梁启超用过的办法。陆荣廷、唐继尧也正是梁启超两年前反袁世凯所依托的力量。
孙中山提出的口号是“护法”，就是维护继袁世凯之后，北洋军阀又加以废弃了的民元约法。在他号召下，原国会的一部分议员来到广东，8月25日开始集会，因为人数不足，叫做"非常国会"。非常国会决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以孙中山为军政府的首脑，称为大元帅，而以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通电否认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号召北伐。北京政府下令通缉孙中山等人。
这回的护法运动形式上是孙中山领导的，但他的处境十分艰难。不到一年，1918年5月，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准备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剥夺孙中山的职权。为此，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之职，回到上海。辞职通电中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于斯口哓音，以致各省之觉悟，盖已力竭声嘶，而莫由取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斯之谓矣。"②不久后，他在致友人信中谈到在广东任大元帅职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解职以去。"①
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之所以失败，因为，第一，护法运动虽是反对篡窃民国的北洋军阀，但所提出的具体口号不过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元国会，而且还表示承认黎元洪是合法总统，要求他复位，这些要求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是没有号召力的。第二，军政府所依靠的是南方的军阀势力。这些地方军阀所想的只是如何保持与扩大自己的势力，护法对他们不过是个幌子。北洋势力中，段祺瑞倾向于用武力对付南方，冯国璋则倾向于同南方军阀讲条件，谋调和。唐继尧和陆荣廷一面表示赞成北伐，一面同北洋势力暗中往来，随时准备在适当的条件下妥协。正因此，孙中山不得不慨叹：“南与北一丘之貉”。
梁启超和孙中山虽然先后与西南军阀合作，但前者是通过反袁世凯而投身到段祺瑞门下，后者却在“孤立无助”中失败。陈独秀在1917年已曾这样评论进步党和guó mín dǎng说："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惟愚之评论进步党人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玷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段祺瑞为把持北京政权而组织的各省军阀，当时称为督军团--引者）。guó mín dǎng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成功。"②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不过进步党的"成功"只是暂时的、形式的成功）。孙中山在护法运动中又一次失败，虽然表明他这时找不到革命的出路，但这是由于不与军阀同流合污而失败，是他的荣誉而不是他的耻辱。
孙中山辞大元帅职后，广东的护法军政府改行七总裁合议制，由非常国会推举岑春煊、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唐绍仪、林葆怿七人为总裁，而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①。孙中山没有就职，并在不久后辞去总裁这个空名。岑春煊既与陆荣廷的桂系军阀关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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