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总理全集》，演讲乙页1。
①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页98。
②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88。
①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89。
② 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同上书，页165。
① 孙中山民国元年九月二日在北京报界欢迎会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乙，页4。
② 孙中山民国元年十月五日在上海guó mín dǎng欢迎会演讲。同上书，演讲丙，页3。
③ 刘揆一（1878-1950）在1913年7月失去袁世凯政府的职位，转而采取反袁的立场，但也没有再参加guó mín dǎng的活动。1934年他发表文章，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致为guó mín dǎng当局不满。从此他隐居湖南乡间。全国解放后，他被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
① 张凤（1881-1958），他在1914年为袁世凯调离陕西，到北京后仍依附于袁世凯。1916年袁死后，他多年间没有参与军阀政治，并有过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活动。他的后半生表现进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抗日爱国的立场，并在1946-1949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拒绝guó mín dǎng反动派的拉拢。全国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① 《时报》民国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载。据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49。
② 马震东：《袁氏当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页228。
① 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95-496。
② 《袁氏当国史》，页234。
①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词》。《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七，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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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袁世凯独裁卖国真相的暴露
袁世凯所解散的国会，是根据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在既已解散这个国会之后，袁世凯就来着手废除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原来被一些人认为具有“紧箍咒”的作用，是能够用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的。
在解散国会以前，袁世凯已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他亲信的官僚、政客组成的“政治会议”，作为他的“谘询机关”。按照他的意旨，政治会议建议成立“约法会议”来制定一个合于他需要的约法以代替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成果的一个标志，为了把它废除，袁世凯采取了看起来似乎很郑重的手续。袁世凯在1914年3月召开了他的约法会议，并且为这个会议规定了“约法增修大纲”七条①，这七条的主要内容是：“外jiāo大权绝对归于大总统”，“官制官规制定权及官吏任免权”也都属于大总统，都不需要经过议会，而且大总统有权不经过议会“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政令”，有权“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这就是取消了议会制；不设国务总理，而使政府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这就是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关于人民的权利，其褫夺恢复等，得由大总统自由行之”，这就是根本否定了民主的概念。按照这些原则制定的约法在1914年5月公布。这个约法赋予袁世凯的个人独裁以"合法xìng"，只不过还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名义罢了。
袁世凯的约法规定要成立一个类似议会的“立法院”（但它无权监督大总统而只能听命于大总统）和一个叫做“参政院”的谘询机关。实际上他只成立了参政院，其组chéng rén员是些原来清朝的官员和各地的地主绅士，也有一些进步党人和变节的guó mín dǎng人。这个参政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制定了一个“大总统选举法”（1915年1月1日公布）①。按照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并可连任。选举大总统是由参政院和立法院各推五十人来进行，而且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可以"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而不用进行选举。再有一项奇特的规定是，继任大总统的候选名单由现任大总统预先确定，写在"嘉禾金简"上，密藏于"金匮石室"中；到选举时，打开石室，取出金简，人们只能照单"选举"。所以当时舆论就认为，袁世凯不但有了终身任总统的保证，而且由于有权指定继承人，因而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
到这时候，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和皇帝同样的权力，所差的只是个名义。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和他的党羽大肆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还伪造了全国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民意"。 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且象历代皇帝颁布年号一样，规定次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的政权，在国内依靠的是封建主义的旧势力，加上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买办阶级的势力。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彰德一带占有土地四万亩左右。他手下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等人都是占地数万亩的大地主。他的官员的班底是原来清朝的官僚。其中主要又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派系是老官僚派，他们在清朝做过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一类大官。徐世昌是这一派系的代表，此人曾当过军机大臣、协办总理大臣，在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朝，不做民国的官，但到了1914年临时约法被废除后，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另一派系被称为新官僚派，他们在清朝时的官职较低，入民国后渐据显要地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梁士诒，清末是邮传部的官员，由袁世凯任为总统府秘书长，还兼任jiāo通银行总经理，参与铁道事务，因而同外国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他是称为"jiāo通系"的财阀的头子。比起老官僚派，新官僚派更多带有买办xìng。
袁世凯力求以武力实现全国的统一。以北洋六镇为基础，大肆扩充他的嫡系力量。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各省落到了北洋军人手里。对于南方的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袁世凯通过收买和武力威胁，使他们表示服从和效忠。这样，在形式上他好像已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不仅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而且他的嫡系将领们在各自占得一块地盘后，也互相倾轧，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袁世凯统治下，开始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的统一。
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来设想，经过革命，建立民国后，资本主义就能发展起来，国家就能走上富裕的道路。事实恰恰相反，在袁世凯和其他大大小小军阀统治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显出了萎缩的趋势。1914年张謇任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提出"棉铁政策"，主张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袁世凯能够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主要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的政府实行卖国政策，和清朝相比，有过之无不及。1912年4月参议院首次在北京开会，他发表宣言说："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①。到了他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又向各国公使外jiāo团致词说："本大总统深愿履行条约，循守成例，与友邦敦睦为唯一之基础"②。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唯一基础"就是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因此，不仅遵守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遵守一切不成文的"成例"，不仅已办的事全部承认，而且未办的事也要快办。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巨额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经过一些周折。日本、俄国参加了进来，美国则中途退出，所以达成借款时，四国银行团变成了五国银行团。这笔借款总数为二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收入为担保；规定四十七年还清，本利合计六千七百多万英镑。借款合同规定，由五国银行团派员稽查盐务，并监督贷款之使用。这完全是奴役xìng的政治贷款。袁世凯实际得到的数目是借款总数的84％，即二千一百万镑，其中一半以上用以支付各国到期的借款、赔款，还要以二百万镑作为"各国因革命所受损失的赔偿"，剩下来的约八百万镑，袁政府用来做军费和行政费用。靠了这笔借款，袁世凯才能在1913年以压倒优势战胜guó mín dǎng势力。
1914年欧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bào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分成了两个营垒，互相厮杀，这使袁世凯政府感到很为难。8月6日它宣告中立。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青岛）驻有军队，而同英国有同盟关系的日本随时可能参加战争，乘机夺取胶州湾。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国内舆论界有人主张，应该同德国协商，把胶州湾还给中国，以免为日本夺去。德国由于无力顾及远东，也曾表示可以这样做。但是日本发出警告说，如果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接受胶州湾，日本将视中国为自行破坏中立而站到德国一边。在这种威胁下，袁政府不敢采取任何行动。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封锁胶州湾，并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日军从相距很远的山东北部的龙口以二万多人登陆，进兵黄县、掖县、平度、莱阳、即墨等地，把沿途的城镇和邮电机关全部占领，征发物资，役使人民，如同进入敌国一样。袁世凯政府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却自行宣布按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把龙口、莱州、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带划为"jiāo战地区"。日军行动甚至超过了这个所谓jiāo战地区。 11月7日，日军才打败德国在青岛的驻军，占领青岛；在这以前，日军已占领胶济线上的潍县等处，并沿铁路线西进，一直打到济南，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显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要从德国手里夺取胶州湾，而且是要控制胶济铁路全线以至整个山东省。
袁世凯一向主要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密切。由于西方列强都卷入欧洲战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它独占中国的好机会。它在对山东进行军事侵略后，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蛮横无理的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把这些要求当面jiāo给袁世凯。这些要求列为二十一条，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四条，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第二部分七条，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第三部分两条，要把已有日本资本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第四部分一条，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部分七条，包括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间，南昌至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以及在福建省内修铁路、开矿山的投资优先权许与日本等等。
对于日本方面无端提出的类似于对战败国的条件，袁世凯政府竟派出代表同日本公使进行秘密谈判。它的两个代表之一的曹汝霖向参政院报告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惟苦请日使速行开议而已。”①在谈判中，袁世凯方面做了许多让步，仍不能使日本满意。这年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政府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有第五部分中的有几条除外，但也承认"容日后协商"）。
袁世凯用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说明他的屈服是无可奈何的，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的。对于商、学、工各界中兴起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袁世凯严令禁止。
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使中国更加陷于贫弱和混乱。他在山东问题上，特别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使他的卖国的面目充分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在接受了二十一条后，他加紧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而且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也不怕国内有人出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及其党羽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的潮流，也过低估计了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在中国人民中形成的爱国情绪和憎恶卖国贼的情绪。公然宣布实行帝制，不但不能增强袁世凯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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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氏当国史》，页354-355。
① 《袁氏当国史》，页384-387。
①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36年上海版，页4。
② 同上书，页27。
① 《袁氏当国史》，页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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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黄兴及其他guó mín dǎng人在1913年反袁世凯斗争失败，流亡出国时，已有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经验。这次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的大胜利，却在袁世凯手下遭到了惨败。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决定下一步怎样做，成为他们的重大课题。
在流亡的guó mín dǎng人中，思想是很混乱的。当时的情形是：“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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