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兵变以前，绅士们已经散布流言说，焦达峰是个土匪头子，并不是革命党；甚至说，留学生焦达峰早已死了，现在的焦达峰是光绪三十一年参加萍乡、醴陵bào dòng的会党头子姜守旦冒充的。
焦达峰、陈作新之所以失败固然由于他们幼稚、缺乏经验，看不透谭延这类人的yīn谋，而最根本上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虽然依靠一部分新军发动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立即以原有的新军为基础招募新兵，扩编军队，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住军队。他们所有的最大的群众力量是旧式的会党组织。湖南各地的会党组织在知道与他们有联系的焦达峰作都督后，以为哥老会已经当权，他们纷纷攘攘地拥进长沙，跑到都督府里乘。当时人描写说：“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②革命派得到会党力量的支持，这使立宪派资产阶级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旧式会党毕竟是落后的靠不住的力量。在看到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后，许多会党分子跑出长沙城，散归各地。各地虽然还有些不服谭延的会党力量，但他们或者被谭延以武力压服，或者只是在当地按照他们向来的做法进行些无关大局的活动。
湖北的汤化龙听到谭延就任湖南省都督，打电给他说：“闻公出，钦喜无量”①。谭延和汤化龙一样，本来是站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立场上的，他的手上还染着革命党人的血。以后，他在蒋介石guó mín dǎng中被尊为“元老”。
在贵州，革命派同立宪派间发生了更加复杂的斗争。
辛亥革命前已经有贵州自治学社和贵州宪政预备会这两个带有政党xìng质的社会团体，它们在教育界、新闻界，并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互相对立，互相攻击。自治学社成立于1907年，带有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是它的骨干，也有一些官员、地主绅士、资本家参加在内，主要领袖是张百麟。它同贵州各地的哥老会组织有广泛的联系，但它本身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宪政预备会则是由地方上有声势的与官场互通声气的绅士们组成的，它的主要人物任可澄、戴戡出于梁启超门下，有不少会员曾在日本参加过以梁启超为灵魂的政闻社。一个回忆录的作者说："两派成员，自治学社中寒士和青年学生居多，而宪政预备会则是官绅居多"②。两派的政治倾向，一派接近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派属于康、梁的君主立宪派。不过自治学社的领导者们只是与同盟会有联系，并不是明确地抱着革命目的进行学社的活动。他们参加了贵州省谘议局，并且经过竞争，在谘议局中取得了比宪政预备会更多的席位。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不是他们预期的步骤。上引回忆录的作者指出："细按贵州辛亥革命的真实动力，与其说是领导者的发纵指使，无宁说是群众推动领导，还符合事实些"③。
贵州省城的起义，发生在11月3日，上距武昌起义二十四天。这其间，已有几省宣告独立，尤其是邻省湖南（10月22日）和云南（10月30日）的独立，震动了贵州。自治学社本来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这时加紧在官方的军队（新军、巡防营、陆军小学堂等）中进行联络工作。宪政预备会的绅士们向贵州巡抚沈瑜庆密报可能发生事变，主张捕杀自治学社的领袖们。沈瑜庆不敢立即这样办。下层群众情绪激昂，官方可能采取镇压措施，这种情势迫使自治学社的领袖们不能不采取行动。正在他们议论何时和如何发动起义的时候，陆军小学堂学生自动宣布起义。这些学生都是十八岁左右的青年，一共有二百多人。新军第一标是当地最强的兵力，兵士们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堂的学生的行动。甚至巡抚衙门的卫队也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拒绝把qiāng口朝向起义者。巡抚沈瑜庆发觉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可靠的兵力，只好宣布把军政大权jiāo给谘议局。这样，在一个夜里，起义就轻易地取得了胜利。
11月4日，自治学社的领袖者召集各方人士在谘议局讨论成立新的政府。他们提出了建立"联立内阁"的原则，由各党派团体，包括立宪派在内，推代表参加政府。正副都督由杨荩诚和赵德全担任。杨荩诚原是新军第一标的副标统（副团长）。原标统（团长）一直坚持与革命对立的态度。这个副标统虽然事先也和革命没有关系，但在起义开始后表示站到革命方面来。赵德全是新军中的一个队官（连长），和自治学社的关系较深。军队归正副都督统领，而另设枢密院总揽政务。由自治学社的领袖张百麟担任枢密院院长，而以立宪派领袖任可澄为副院长。自治学社的另一领袖黄泽霖任巡防总统。在起义成功后，全省各地和自治学社有联系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武装起来，他们编成巡防军，所谓巡防总统就是统率这些队伍的。原来的谘议局改称为立法院，议员和议长都是原班人马，在这中间，自治学社是占有优势的。这样，在贵州，就出现了在自治学社领导下，也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新的政权。
但是革命派领导的政权是不巩固的。第一，在起义前夕，自治学社在全省拥有社员一万四千人之多，但是在起义胜利后，它和群众的联系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当权的领导者没有执行什么有利于广大群众的政治措施，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谋取私利的宗派集团。第二，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根据当时流行于革命派中的所谓“军民分治”的想法，把军队jiāo给旧军官去统领，自己放弃了军权。虽然他们以哥老会组织为底子组成巡防军，企图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武力，但是哥老会组织不经过真正的改组，是不能成为可靠的革命武力的。许多哥老会分子利用革命给他们的合法地位进行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更加败坏了革命派的信誉。而且立宪派绅士们也大肆联络哥老会，公开提倡成立“公口”（当时贵州的哥老会的组织称为“公”，如“皇汉公”、“斌汉公”等），一时造成了在省城和外县“公口林立”的现象。立宪派这样做是为了搞乱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这种情形更证明哥老会这种落后组织是可以为反革命所利用的。第三，如何对待立宪派，在自治学社里开始时有两种主张：有人主张排斥立宪派，有人主张合作，张百麟支持后一主张。但是所谓合作，实际上成了纵容反革命势力的发展。在起义以前，清朝巡抚曾根据立宪派的建议，为镇压革命而组织了一个保安营，又从兴义调来地方豪绅刘显世所率领的民团。由于起义迅速发动，保安营和刚开到贵阳的刘显世的队伍都还来不及武装起来。自治学社的领导人竟容许刘显世和保安营的组织者郭重光都参加到新政府中来，而且以充分的qiāng械发给这两支队伍。郭重光是个退职的官僚，他纠合一些大地主、大商人成立了一个名为“耆老会”的组织，表面上酒食征逐，实际上进行政治yīn谋活动。革命派也有人主张取缔耆老会，而张百麟却说：“民主国家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区区一会，即怀异志，亦何足患”①。郭重光为立宪派出谋画策，鼓动他们起来推翻自治学社的政权，耆老会实际上成为反革命势力的核心。
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维持了三个月。根据郭重光的主意，立宪派花钱收买了黄泽霖所统巡防军中的一些官兵，他们在1912年2月2日袭击张百麟和黄泽霖的住宅，黄被惨杀，张侥幸逃脱。这时都督杨荩诚已带兵出省，代行都督职权的副都督赵德全却和立宪派相勾结。于是张百麟只好只身逃离贵州。自治学社的主要领袖一死一逃，自治学社的政权就开始瓦解。
也是根据郭重光出的主意，立宪派派人到云南求援兵。云南独立后，当权的是立宪派。在杀死黄泽霖的事变的一个月后，唐继尧率领的云南军队以假道入川进行北伐的名义开进了贵阳，并且立即实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把所有还在贵州军政府中求苟安的自治学社的人以及接近自治学社的人都赶下台来，连已经背叛自治学社的赵德全，不但也失去了代行都督的地位，而且还被捕杀。在贵阳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政府。耆老会的郭重光、宪政预备会的任何澄等人都担任要职。和自治学社有关系的军队全部相继被解散，属于自治学社的人，许多逃亡出省。在省城和各县，当局按名册逮捕自治学社社员，许多人被杀害。
贵州自治学社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虎虎有生气的一个组织，但是掌握政权三个月后却一败涂地，在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前面毫无一点招架之功，这里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起义期间，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因此他们显出巨大的声势，但是到了民主共和在形式已经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再没有什么足以引起群众热情的口号和行动，这时，君主立宪派也表示可以承认民主共和的形式。所以，究竟是革命派当权还是立宪派当权，群众对这样的问题已经漠然置之了。
资产阶级立宪派从革命派手里夺取了权力以后，是否由自己独占呢？并不是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后面站着封建地主阶级。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立宪派来篡夺革命派的政权。贵州的耆老会和立宪派的关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湖南的谭延以立宪派的身分混入革命，在他以狡诈的手段登上都督的宝座以后，他就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立宪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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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页288。
① 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页148。
②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12年5月版，页8-9。
①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三期，页53。
②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页617-618。
①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6。
② 同上书第二编，页5。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页154。
② 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页444。
③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页445。
① 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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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
云南、浙江、四川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力量，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二者间没有像湖南、贵州那样发生流血的冲突，而是合作地进行了起义和独立运动。因为立宪派愿意参加推翻清朝的统治，所以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合作是有基础的。但是革命派没有能在这种合作中掌握领导权。虽然在省内局部地区建立了以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就全省来说，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中产生的政权也就直接落到了立宪派的手里；而且由于立宪派也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些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迅速地利用局势，取代立宪派而成为当权者。这是第二种类型。
在云南，西部的腾越（今腾冲）先发生了革命。革命的领袖张文光是当地的巨富，曾在缅甸经商，1908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联合当地驻军中营以下的一些低级军官，在10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杀死了清朝的腾越镇总兵等官员。起义胜利后正式建立政权，张文光称为滇西军都督。这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不是全省的政权。三天后，10月30日在云南省城里也响起了起义的qiāng声。
昆明的起义是由新军中的军官们发动的。云南有新军第十九镇，下辖第三十七协驻昆明，第三十八协驻大理、腾越一带。第三十七协协统是梁启超的著名学生蔡锷（1882-1916）。他领导了这次起义。他是一个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爱国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同他的老师一致的。和他合作组织起义的有一群团营级的军官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有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会员在云南新军中进行活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五百多人中，早已秘密传阅同盟会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并有同盟会的秘密组织。要求革命的风气也感染到新军的士兵群众中。当时人的回忆录中说：在武昌起义两个月前，有个新军中当排长的同盟会会员向蔡锷"直说革命情形，望蔡锷同情"，蔡锷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这个回忆录的作者认为，"由此可见，蔡锷当时对同盟会员进行的革命活动，内心虽然拥护，但仍留有余地"①。到了武昌起义后，蔡锷认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同盟会组织支持蔡锷的领导。
讲武堂的教官和新军的军官有不少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三期士官生。1905年后，在学军事的留学生中，参加革命组织成为风气，第四期以后各期士官生有很多人随大流地加入同盟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都是真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立场，在回国后一般地与同盟会脱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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