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停战的协议，是十分满意的。英国人和袁世凯方面都认定他是成立和议的对手，这就大大加强了他不仅在武昌政府中，而且在整个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武昌的革命派中虽然有人认为黎元洪在紧急时擅离职守，应加以谴责，但是这种意见被否决了。革命党人没有勇气不要黎元洪，因为失掉黎元洪就意味着必须和袁世凯继续作战。他们重新把黎元洪请进了武昌城。由于不少立宪派人士跑掉了，军政府人员作了一次改组。内务部长、财政部长等换上了革命党人在起义前预定的人选。但是这并不表明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地位加强。
三天的停战期满后，仍在英国人的斡旋下，又继续停战三天，接着又停战十五天。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包括全国各省。袁世凯承认黎元洪有权代表所有起义各省成立这样的协议，是进一步提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事实上，从此，在武汉和武汉外围再没有战争了。随着黎元洪的地位的巩固和革命派内部的涣散，在武昌政权中，革命派的力量当然不能有所增强，而且他们只能毫无抵抗地被黎元洪逐一地收拾掉。
这里应该指出，在当时的革命派的心目中，文学社、共进会以至同盟会这些革命组织的作用只是为了发动起义，在起义胜利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虽然如前所述，从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可以看到，革命派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名义把自己结合起来，在政权中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他们有时也以这种名义集会，共商大计，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共同政纲，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相反的，他们中不少人在开始感到胜利在握的时候就各自争夺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同旧势力沆瀣一气，并且在自己内部互相倾轧，互相排挤。当战事实际上已经停止的时候，旧官僚、旧军人以及君主立宪派的绅士们，以黎元洪为中心加倍地积极起来了，而革命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更紧张起来了。这样就决定了革命派的涣散瓦解。
武昌军政府中一直由革命派掌握的机关是军务部。军务部的三个部长，就是原来的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原来的文学社的蒋翊武，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三武。三武之间互争雄长，各不相下，“如委一军官，三人都要委派，平均势力。”①共进会的刘公主持下的总监察处和三武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蒋翊武在汉口、汉阳失守的情形下担任总司令，对稳定局势起过一定作用，但在和局已定时，刘公的总监察处召集会议，决定蒋翊武不应再任此职。黎元洪当然接受这个意见。从此蒋翊武连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也失去了。后来在1913年，由于参与反袁世凯的斗争，蒋翊武在广西被杀。另一个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也因和孙武相互倾轧而不能立足，由黎元洪以购置军火的名义派到上海去了，到了1912年8月，黎元洪在北京借端把他杀死。军务部部长孙武则同黎元洪的亲信相勾结，巴结黎元洪而擅权跋扈，引起了革命派中许多人对他的愤恨，1912年2月，一些军官，其中主要是原来的文学社社员，为反对孙武发动了一次武装政变，当时人们甚至称之为湖北的"第二次革命"。但是这其实说不上是革命，不过是一部分新的当权者中的内部冲突。利用这次政变，黎元洪杀死和赶走了在军队中的一些文学社社员，同时也解除了孙武的职务。孙武此人，一往不返地堕落下去，后来，袁世凯在准备做皇帝时，他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与的"义勇侯"的封号。至于刘公，1912年初黎元洪任他为驻襄阳的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这样就把这个似乎很有权力的总监察赶出了武昌。当时所谓"北伐"不过是空谈，在这左翼军总司令官麾下，"兵不满千，官多械少"①。刘公虽然还想在襄阳招兵买马，但是不久，黎元洪就以他并不是"军事专门人员"而是"政法专家"的理由要他jiāo出了军队。他被遣送到北京成了袁世凯门下的"高等顾问"②。
革命派的人们虽然拥戴黎元洪，至少不反对他，但是这些人以革命首义有功的资格在他座位前指手划脚，仍是他所厌恶的。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的地位终于在起义后不到半年间就彻底地消失了。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跑开，剩下的也同反动势力同化了。革命派没有能力保持住经过他们的奋斗而夺得的政权，只能听凭由他们自己扶上宝座的黎元洪来摆布他们的命运。
这时，黎元洪反过来摆出了民国栋梁的功架，利用革命派的弱点而大肆攻讦说：“不意专制政治尚未尽除，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是又岂起义时我同志始愿之所及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尽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①。照黎元洪的说法，第一步应当是“革命党消”，第二步应当是“革命军消”。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是不足怪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的果实落到他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手里。但是应当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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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说：“各同志见都督（指黎元洪）态度不明，议组汉口军政分府”。见该书，页272。
②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页53。
③ 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页63。
① 居正：《梅川日记》。转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225。
① 李作栋和辜仁发的回忆录。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185；第一辑，页192。
② 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28。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页386-387。
①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287。
① 《武昌开国实录》下册，页58。
② 同上书，页59。
① 《致中央及各省消除私念》电，见《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一，上海广益书局1914年版，页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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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除湖北以外其他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
由于各地方的群众革命力量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发展不平衡，由于革命力量以外的各个社会势力（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立宪派资产阶级势力）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付革命，所以在各个省份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一般说来，一个省的省会的情况可以代表、或起影响于全省各地，但实际上，许多省在省会以外的各地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复杂情况。这里，主要根据各省在革命浪潮中省政权的演变情形，把它们分成几种类型。
湖南和贵州是一种类型。在这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群众xìng的起义，推倒了旧政权，建立了以自己为主的政权。但是他们的政权不能保持下去，不久就被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反革命政变所篡夺。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起义胜利声中表示和革命派合作，但随即就充当了扼杀革命派的凶手。
先说湖南。长沙起义的领导者是焦达峰（1887-1911）。他是湖南浏阳人，出身地主家庭，十八岁加入哥老会，并在长沙高等普通学堂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1906年去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并且是共进会的组织者之一。共进会原来指望湖南、湖北同时发动。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焦达峰开始在长沙建立机关，主要从事联络会党，也做学界和军界中的工作。
湖南的争路权的运动，像四川一样，立宪派的绅士们起了领导的作用。以谭延为议长的省谘议局成为争路权的中心机关。宣统三年（1911年）春，湖南的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坚持粤汉铁路商办的主张，反对清朝断送主权借外债筑路。这年四、五月间，为了抗议清朝的所谓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长沙举行万余人的集会，修筑长沙到株洲段铁路的工人停工进城，参与到巡抚衙门的请愿，各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罢课。由于清政府坚持卖国政策，立宪派中的有些人和在立宪派影响下的群众趋向于同革命派合作，接受革命的主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时，革命派立即策划响应。这时，驻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协中，已有不少士兵参加革命。协助焦达峰做军队工作的，主要是曾在湖南新军中任排长，因有革命倾向而被开革的陈作新。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同省谘议局的议员董、左学谦等立宪派人士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发难的办法。这些立宪派人士赞成发动新军起义，但认为一定不要“扰乱秩序”，反对运用会党力量，而且主张以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为起义后的都督。这种主张是焦达峰等人所反对的①。湖南巡抚余诚格感到新军内部不稳，把黄忠浩的巡防营看作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决定把全部新军限期撤离省城。这使得革命派不能不在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力量尚未应召赶到长沙来的时候，马上发动起义。
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即在武昌起义后十二天，焦达峰、陈作新领导长沙城外的新军几个营的士兵武装进城，占领了巡抚衙门。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听长官的指挥，不发一qiāng阻拦。因此，起义迅速地取得胜利。黄忠浩和其他几个坚持反对革命的官员被起义兵士杀死，巡抚余诚格逃走。立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这些年青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他们在能够取得胜利的时候是敢于取得胜利的。在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他们当然不应当拒绝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绅士们来参加革命；但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在同这些并不真正主张民主革命的人们合作中保持革命果实。
谘议局议长谭延宣称：“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①。在革命派的都督府旁边成立了一个以谭延为院长的参议院。这个参议院的规章中说：“参议院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②根据这个规章，凡是都督府的命令必须先经参议院决定，然后都督盖印，由参议院发jiāo各部执行；如果遇到都督和参议院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只要参议院坚持自己的意见，都督就必须让步。这个参议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谘议局，规章中并没有“议员”如何产生的规定，却写上了一条：“参议院须增加议员时必经本院之认可”，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巨家世族”以外的人参加进来。焦达峰等人承认谭延的参议院自己规定的章程，也丝毫没有想到改变参议院的组成。由武汉到达长沙的谭人凤叙述当时长沙的情形说：“都督府组织一参事会，总揽全权，都督yù拍一电，亦必经该会盖戳，始得发行。为会长者，即谭延也。参谋部亦与该会联，不归都督节制。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①。
这是很有意味的事。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都把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理想，他们以为只要建立一个有权的议会，使行政机关向议会负责，那么不论黎元洪或袁世凯当政都不要紧。本着这种想法，同盟会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宋教仁曾到起义后的武昌，写了一部《鄂州约法》，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但只是一个省的）。这部《鄂州约法》并没有施行，不过是一纸空文。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见于实际。只是在湖南，出现过一个有权有势的议会。但是这个议会并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倒是反对这个革命的！
焦达峰、陈作新虽然没有物色一个湖南的黎元洪来当都督，但是不敢反对谭延的参议院，为了取得有名望的绅士们来和自己合作，甚至宁愿削弱自己的领导权，结果使自己成了“笼中之鸟”。到底还是谭延这样的角色厉害，他们在焦达峰当都督的时候，利用议会来控制革命派，到了焦达峰被杀掉而由谭延任都督的时候，就把参议院取消掉了。有位历史学家在1935年所著的书中评论这段历史事实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治"精神。他说："湖南初奉焦达峰为都督，谘议局以其举措乖谬，谋削其权，公举谭延为军政部长（开始时谭有过军政部长的名义--引者），继设参议院，凡募兵给饷，任免官吏，概须经其议决，方得施行，而焦达峰无如之何。此种精神惜未充分发展，政府后亦不肯奖进，以致今日人民尚无切实参政之机会，惜哉？"②这种看法完全背离了事情的实质，把反革命的湖南参议院当成了"民治"的模范。
焦达峰、陈作新的政权只维持了十天。谭延勾结了新军第五十标的一个营长梅馨在11月1日发动兵变，杀死焦达峰和陈作新。谭延立即出任湖南部督。他采用两面派的手法，一面把焦陈被杀归罪于"乱兵"，下令厚葬死者，亲往灵前致哀，一面又出布告说："照得焦陈都督，实为土匪巨魁。误入该贼圈套，湘省大事几危。业经就地正法，并择妥人挽回。所有都督事务，谭绅组安施为（谭延，字组安引者）。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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