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他们中有些在革命后掌握军权的人，成了代表反动势力的军阀。由于他们曾和革命党有过关系，因此他们懂得在革命浪潮起来时要抓住时机。在云南参加起义的军官多半就是这样的人。例如上述率军到贵州镇压了自治学社的唐继尧就是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第六期士官生，他在云南起义前是蔡锷的新军第三十七协中的一个营长。
昆明新军的起义很顺利地取得了胜利。第十九镇镇统（师长）锺麟同抵抗失败，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来被礼送出境。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任都督。这时，腾越的政权和昆明的政权形成对立的局面，双方在大理附近发生了军事冲突。经过协商，张文光承认昆明的省政权，由昆明方面委派张文光为腾越地区的军政长官。
在日本的梁启超曾寄很大希望于他的学生蔡锷，以为他既夺得云南，就有可能开辟一个立宪派的天下来，他授意蔡锷“运用滇军，兼并川鄂，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①。蔡锷的军政府虽然在省内并吞了革命派的滇西军政府，在省外还派兵到贵州消灭了那里的革命派势力，又派兵到四川，在川西南扫dàng下层群众的“同志军”的力量，但是梁启超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蔡锷渐渐控制不了部下的各抱野心的军人。贵州的唐继尧固然已不受他节制，他在云南也受到部下的两个师长的挟持。所以人们说：“蔡锷形同傀儡，而当权者为李鸿祥、谢汝翼”①。李、谢二人都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辛亥革命起义时是营长，起义后迅速升任为师长。滇西的张文光因为李、谢二人的排挤，不安于位，在1913年5月自请解职，在他快要离开腾越时，唐继尧、谢汝翼派人把他杀死在澡塘里。这年冬天，蔡锷也被迫离开云南，他只当了两年云南都督，一些新起的封建军阀代替了他的位置。
浙江省也是由革命产生了以立宪派为都督的新政府。革命派的光复会在浙江影响较大，但自经1907年秋瑾、徐锡麟的失败后消沉下来了。1909年后，有些老光复会员又在浙江活动起来，他们除了像过去一样联络会党分子外，又加强了同军界的联系。新军第二十一镇所属第四十一协驻在杭州，在辛亥革命前夕，它的团、营级军官都表示赞成革命。11月4日，即在武昌起义后二十多天，这些军官领导全协士兵发动了起义。浙江巡抚增韫被俘，镇统、协统逃跑。这次起义并不是光复会有组织地准备的，参加起义的军官们也只是看到大势所趋，想从革命中找个人的出路。起义的第二天，就由地方士绅们把当时在上海的汤寿潜请来，当了都督，宣告革命的胜利和军政府的成立。
汤寿潜原来是浙江省谘议局的议长，又是正在修建的沪杭甬铁路的总理。他是请愿立宪运动中的一个知名人士。在一些光复会会员和参加起义的军官们的会议上讨论都督人选时，和秋瑾合作过的会党头子认为汤寿潜曾赞同杀害秋瑾，不应当推他当都督。一个在起义前夕参加光复会的知识分子坚持推汤寿潜，他说：“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其实是十天引者）即被推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夺权利，有碍革命进行”①。这是说，如果浙江由类似焦达峰的人当都督，将难免“再演倒督恶剧”；也就是说，从湖南的立宪派人篡夺革命果实的悲剧所取得的教训，是本来应当把政权jiāo给立宪党人。但是手里没有军权的汤寿潜上台后两个多月就自动辞职了。都督的位置辗转落到了朱瑞的手里。此人在起义前是新军第四十一协的一个标统（团长），他利用参加起义而使自己上升为实力人物。
在浙江省省城起义后，全省十一个府相继成立军政分府。把持各军政分府的，有的是旧军官，如宁波是原第四十一协的协统（旅长），有的是当地的地主绅士，也有原来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会党头头。鲁迅那时正在绍兴，他描写绍兴光复时的情形说：“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②绍兴先是本地士绅成立军政府，然后从省里来了王金发的军队。王金发是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一个会党头子，所以鲁迅文章中说他是“绿林大学出身”。他当上了“王都督”以后，完全溶化在旧势力中间，说不上是革命派了。但他仍不容于省里的当权势力，不久后他被朱瑞所杀死。
在四川，情形复杂得多。
前面说过（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在武昌起义前，四川已发生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争路权的运动，这是进步的爱国群众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拘捕了为首的九个绅士，并在省城内造成了屠杀群众的惨案，这样就激起了全省各地的“袍哥”为主力的群众xìng骚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乘机进行活动。
分散在省城和各地的同盟会会员虽然不少，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成都的新军第十七镇有一个排长叫夏之时，在日本留学时加入过同盟会，回国后仍和同盟会有联系。11月5日，他在成都东南约五十里的龙泉驿鼓动了几个排的士兵宣布革命，夏之时被推为革命总指挥。他们往东经简阳、乐至、安岳、潼南而奔向重庆。有一些参加同盟会的知识分子在重庆城里活动，里应外合，把夏之时的部队迎入城里。这样就在11月22日光复了川东的这个重要城市。在这里成立了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军政府都督是同盟会会员，原任中学堂监学的张培爵，副都督是夏之时。蜀军政府的宣言文告完全是用同盟会的主张。这个军政府虽然渐次把统治权扩展到了附近若干州县，但还不是一个全省的政权。
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五天，省城里也出现了政权的更替，但这里一点也没有革命气息。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0月30日已把扣押起来的立宪派绅士们释放出来。这些绅士们得到自由后立即发表《告全川人民请停止战斗》宣言，他们说，由于政治局面已发生很大变动，向外国借款筑路的合同当然作废，所以保路同志会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惟应力返和平，以谋将来之幸福而已。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dú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①在群众的斗争已经远远越出"保路"的范围的时候，立宪派绅士想以这种呼吁来熄灭革命的火焰，当然没有任何效果。各路保路军继续紧紧围困着成都城。赵尔丰看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方法控制四川的局面，就和立宪派绅士们进行谈判，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把政权转让给这些绅士们。11月27日，赵尔丰发出文告，说是"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jiāo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②就在这一天，成立了"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这个军政府的文告中说："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③。既说是“共和”，又说是“帝国”，这是最明显的君主立宪派的口吻。军政府的都督由蒲殿俊担任，而副都督是赵尔丰的亲信，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这实际上是立宪派绅士和封建势力的联合政府。为了使赵尔丰愿意出让政权，蒲殿俊等绅士还同意赵尔丰带兵到川西打箭炉（今康定）去“办理边务事宜”，并承担给以兵饷和行政经费。不但如此，他们还同意，在宣布四川独立后，赵尔丰可暂不离开成都，“以便（新政府）遇事商求援助指导”④。赵尔丰的这一着是很狡猾的，他把烫手的栗子jiāo给立宪派绅士，而使自己处于超然地位，还可以根据局势发展，在可能时重新取回出让的政权。他的这一着又有对付奉朝廷之命率军入川的端方的作用。端方的军队这时已到达重庆、成都之间的资州（今资中），朝廷默许他到达成都时接替赵尔丰的职位。不过在成都宣告独立的后一天，资州发生兵变，端方的脑袋被士兵们砍掉了。
蒲殿俊只当了十天都督。12月8日蒲殿俊检阅巡防军，在赵尔丰唆使下，士兵当场哗变，散到全城各处抢劫。当时在成都的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说："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①驻扎在城外凤凰山的新军，有一部分被调进城弹压，但他们一进城也跟着一起抢劫。城里"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了所谓"自卫团"，既参与抢劫，文自称"保卫街邻"，捉拿满身载着赃物分散的士兵。接着各县的"保路同志军"也成群结队地拥入成都。
郭沫若这样描写“同志军”的军容：“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qiāng、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以至“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②。这些同志军本来是由于立宪派绅士们倡导保路运动而唤起来的，但它起了远远超过绅士们预期的作用。郭沫若指出：同志军手里的可笑的武器事实上是“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葬送了清庭的原动力”③。但是这时没有人能够领导这种自发的力量。立宪派的绅士固然不能，在四川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领导不了，不能赋予这种自发的力量以明确的斗争目标。自发的群众无秩序地拥进成都城里，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
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蒲殿俊的政权垮了台，朱庆澜因为指挥不动新军，跑掉了。赵尔丰虽想乘机复辟，也做不到。
成都有一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员，在蒲殿俊的政权成立时就开会发宣言反对，现在是他们上台的好机会来了。问题是他们依靠什么力量。立宪派的失败的经验使他们看到必须有实力，但也使他们不敢号召群众力量。他们投身到了一个拥有实力的叫做尹昌衡的当权者的身旁。此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六期毕业生，在日本时参加过同盟会，因此算是同革命有点因缘，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①尹昌衡乘此时机攫取了都督的宝座，而以立宪派绅士的领袖人物之一，原谘议局的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同盟会会员董武、杨莘友等人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个政府形式上好象是实力派军人和立宪派、革命派的联合政府，但它其实是从革命风潮中产生的反革命政权。在这个政府中的立宪派已不成其为立宪派，革命派也不成其为革命派，他们一致拥戴尹昌衡这个实力人物，因为只有他有能力稳定秩序，镇压那些使地主、资产阶级如此恐惶不安的自发的群众力量。尹昌衡的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杀掉了赵尔丰，一方面发出了“坚决镇压破坏分子”的文告②。它用镇压和收编的双重方法把在成都和省内各地的同志军平息了下去。
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重庆军政府。当时在四川也象其他有些省一样，群雄蜂起，同时并列着许多都督，但在省城外最重要的是重庆的军政府。成都方面用军事威胁和政治谈判终于使重庆方面让步。1912年3月，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都督张培爵到成都取得了个副都督的名义，副都督夏之时卸任出洋。于是四川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后终于统一到了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军人尹昌衡的手里。不久后，尹昌衡为另一军人胡景伊所排挤，那是实力派互斗，同辛亥革命无关了。
在最早换旗号的湖北和湖南这两个省份中，革命派的起义胜利后，立宪派都被邀参加政权，这个事实大大地鼓舞了各省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他们本来以为，向清朝朝廷请愿、要求，是进入政权的方便道路，现在他们发现，在新的形势下，完全可以利用革命而进入政权。有个历史学家在评论辛亥革命时写道：“还有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就是各省的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谘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动作。除了他们的言论指导者梁启超，尚在海外发‘虚君共和制’的议论以外，国内立宪派的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的。”①现象确是如此，但只说出这种现象，并没有表明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真正作用。
中国的地主阶级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中，他们不但积累了许多镇压农民革命的经验，也积累了许多篡夺农民革命果实的经验。资产阶级立宪派同地主阶级联系密切，他们很多人是从地主阶级脱胎而来的，他们继承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经验，并且把这些经验和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一方面他们又不是那种“初出茅庐”的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很容易得到一切旧社会势力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而成为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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