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竭力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得罪外国，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无理由地担心，打在他们的走狗清朝政府头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们的头上来。在武昌起义后八天，俄国驻北京公使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xìng质”，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在无法平定“叛乱”的情形下“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1900年时它所做的一样"②。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dài bàn也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形势--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bào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③。
清皇朝这艘船在革命的风浪中迅速地沉没下去，这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是出于意料之外的。他们担心局势的发展会损害到他们的既得的权益，同时，他们又从中国国内的动dàng局面中竭力寻求对他们有利的机会。沙皇俄国认为这是它在东三省北部和蒙古、新疆加强自己地位的时机，它和日本约定，如果满洲发生革命，两国共同出兵干涉，它还乘机派兵到库lún（今乌兰巴托），勾结那里的王公活佛，制造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也曾考虑对中国局势实行武装干涉，它向列强探询，可否由它就近出兵中国，以“保护各国在中国的权益”。英、美等国反对这种做法，它们认为，如果必须进行武装干涉，就应当由列强协商一致，共同行动。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立”的烟幕下武装协助清皇朝把革命镇压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公开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革命。但是现在的形势既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也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沿用老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忧虑的问题了。
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相互冲突中间，它们很难在中国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如果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必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西方列强所不甘心的。这些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对辛亥革命武装干涉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国内形势方面。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火焰迅速烧遍全国。清皇朝的统治已经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尽管这个革命有许多弱点，但它的基础是在卖国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几亿人民。许多本来与革命毫无因缘的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到革命旗帜下来投机，这固然造成了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一个表现。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促使这场革命发展为远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
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的出场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欢迎。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美国推动清皇朝起用袁世凯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他在袁世凯前往汉口途中时报告他的政府说：“袁此行形式上虽系军务，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广，如仍yù以武力镇压，袁之识见，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yù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①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欢迎袁世凯，就因为他们企望，他能够起拯救清皇朝而使革命软化的作用。在袁世凯已经受任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英国外jiāo大臣致电朱尔典说：“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jiāo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jiāo上竭力相助。”②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新”政权。依靠袁世凯来收拾革命造成的危险形势，甚至为此在必要时可以完全抛开清皇朝那匹老马，这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导的政策。
一个美国作者在1912年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中说，当袁世凯到了北京时，"他立即成为这个帝国的事实上的独裁者。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地表示欣慰。"③这样，袁世凯就成了一切内外反革命势力，包括侵略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面临末日的清皇朝以及混在革命阵营中的黎元洪这类的人，共同寄以希望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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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93、294。
①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出版，页108。
① “路事蒙于佥壬”是说在铁路政策问题上受了jiān佞的人蒙蔽。这里是指盛宣怀，九月初五日清廷革除盛宣怀邮传大臣的职。
②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36。
③ 同上书，页338。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39。
② 这封信的日期不详，见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页281。
① 这封信的日期是九月二十二月，即阳历11月12日。《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页72，载有据原件的文本。该刊编者说，"经几位老先生按笔迹判断"，原件是汤化龙手书。
② 《黄兴致袁世凯书》（九月十九日即阳历11月9日）。见《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期，页71。
③ 李书城的《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说到汪精卫这时期的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200。参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年版，页82、87等处。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40-341。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08-309。
②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jiāo涉史料选译》，页329。
③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65。
④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中华书局1930年版，页110。
⑤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42。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jiāo涉史料选译》，页335。
② 同上书，页341-342。
③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489。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18。
② 同上书，页314。
③ A.J.Brown：TheChineseRevolution，页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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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武昌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
以黎元洪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在内部篡夺武昌政权，袁世凯则从外面来和他配合，给他协助。
当时汉口有一个军政分府，以刚从狱中出来的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主任和副主任，其余的负责人也多半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他们之所以称为“军政分府”，表现了他们对于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武昌军政府的不信任。①面对着袁世凯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军政分府首当其冲，它支援前方战争，守卫汉口，起了很大作用。黎元洪出于忌恨，曾想取消这个军政分府，而只给以“驻汉鄂军支部”这样一个不lún不类的名义②。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自己手里没有军队的詹大悲、何海鸣离开汉口，逃到九江方面去了。据汉口军政分府的成员之一的温楚珩说：黎元洪与詹大悲矛盾很深，詹如不走，必被杀③。北洋军的攻占汉口，起了帮助黎元洪消灭对他不利的汉口军政分府的作用。
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来到武昌的黄兴是革命党中的著名人物，在湖南湖北尤其有很高的声望。武昌起义后，曾有人提议请黄兴来当都督。他到了武昌，立即过江到汉口，指挥仍坚守市中心区的民军，组织反攻。民军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但没有能突破具有优势兵力的北洋军的包围。北洋军的统领冯国璋下令放火焚烧汉口街市，使残余的民军无法立足。这样，汉口终于完全被北洋军占领。但是汉阳仍为民军所防守。黄兴作为总司令继续在汉阳同北洋军作战。
革命派中有人主张，黄兴的名义应该是“南方民军总司令”，对湖北省都督黎元洪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削弱黎元洪的地位的主张为立宪派绅士汤化龙等极力反对。他们说，为了团结一致，黄兴只能是黎元洪委任的“民军战时总司令”。加上“战时”二字，带有暂时的含意。已经和立宪派一鼻孔出气的有些革命党人如居正，完全赞成这种主张。居正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志有不以委任为然者。余曰：军政府须有体系，非委任不可。但当慎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①于是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场，搭起了"拜将台"，举行由都督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总司令的仪式，据说这是仿照汉刘邦拜韩信为将的故事。这种可笑的仪式好像是推崇黄兴，其实是为了抬高黎元洪的地位。
黄兴率领下的民军，其中包括从湖南开来援助的两个协的军队，在汉阳同北洋军隔河对峙。黄兴的计划是以全力渡过襄河（即汉水）收复汉口。11月17日，汉阳的民军按照黄兴的命令发动进攻，但因各路部队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没有得到预期的战果，在敌军的反攻下全线溃退。这时袁世凯已经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为了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屈服，汉口的北洋军从11月21日起向民军发动猛烈的攻势。黄兴率领全军死守汉阳，经过七天的激战，汉阳终于被北洋军占领。11月27日，民军残部和总司令黄兴本人都过江到了武昌。
退到武昌的黄兴在军政府集议时宣布战败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官兵不用命，第二是军队未经训练，第三是缺乏机关qiāng和野pào。他主张放弃武昌，到长江下游去攻打南京（那时江苏、浙江等省都已经独立，但南京仍为清军防守），以后再来收复武汉。他的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黄兴就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
有些亲身参与当时的汉口和汉阳战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中指出：武昌军政府方面本应以必要的兵力沿京汉铁路线和汉水上游扰乱敌军的后方，这样至少可以使敌军不能全力进攻汉口和汉阳，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在武汉外围，还有不少自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武装力量，武昌军政府方面也没有很好地领导和组织这些力量来从各方面扰乱和打击敌军。北洋军是久经训练的兵士所组成，装备有机关qiāng和野战pào，也比民军强。包括黄兴在内的军政府方面的指挥员，眼中只看到武汉三镇，只知道在狭窄的地区内用阵地战来抗御优势的敌人，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是他们战败的重要原因。这些回忆录的作者还指出，军政府内部有许多矛盾，当黄兴担任总司令时，不但黎元洪不给以支持，而且军政府内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和由旧军官组成的参谋部也同黄兴有矛盾。这些矛盾使民军方面不能有真正统一的指挥。这些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回忆录的作者，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经验，所以他们还指出，当年的革命党人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说，“武汉人民拥护和支援革命的事情，我们是熟视无睹的。既看不见群众的力量，就不能依靠群众发掘他们的潜力。”群众在战争中只能从旁呐喊助威，而“革命党人……不知进一步组织民众从多方面来支持战争，以致使人民拥护革命军、反对清朝的热情无从变为强大的力量。”①他们对于战争失败的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黄兴当日的看法要深刻得多。
北洋军打败了黄兴，使他灰心失望地离开了武汉，这实际上是又一次帮了黎元洪的忙。
由于汉口和汉阳失陷，武昌城里谣言纷起，好像北洋军就要打过江来。11月30日（即在黄兴撤出汉阳的第四天），北洋军从汉阳的龟山pào轰武昌城，进行威胁。军政府各机关中的投机分子大多逃散。12月1日，龟山打来的pào弹落到了作为都督府的谘议局里。黎元洪这时已看清楚大势，是一定要"革命"的了。但是为了躲避风险，保全xìng命，他仓皇地带领少数亲信，溜出武昌城，跑到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立宪派绅士的头子汤化龙则已在汉阳失守时跑到上海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局面的是革命党人。原来的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继黄兴之后，出任护理总司令（代总司令）。他们又以总监察刘公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宣布由刘公代行都督职权。在危难中，他们的表现同混进了革命队伍的人还是有所区别的。
袁世凯不想损害黎元洪在武昌的地位。一个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府是对他有利的。北洋军虽然隔江pào轰武昌，但并没有发动过江进占武昌的攻势。11月26日，即汉阳为北洋军攻占的时候，袁世凯在北京和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表示愿意同武昌方面在双方满意的条件下求得停战，并要求英国人把这意思设法转达黎元洪。朱尔典立即电告英国驻汉口的领事葛福②。葛福在同冯国璋商议后，派了个英国商人带了停战条件在12月1日晚上来到武昌，黎元洪已经不在武昌。刘公、孙武、蒋翊武等人认为停战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就按照英国人的要求，也就是袁世凯方面的要求，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在停战条约上面盖章。这个条约规定停战三天，在这三天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而且规定在此期间，民军方面的兵船"不得行驶，并将机关卸jiāo驻汉英水师官收存"，北洋军方面的火车，"不得往来作军事上之运动，由驻汉英水师官监视"①。
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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