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录极少提到这个机关就可知道了。不少人把它的名称误为总监察部，以为它是同军政府各部相并列的。事实上，总监察处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机关，丝毫不能扭转政权、军权逐步完全落到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的手上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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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159。
① 李廉方编：《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出版，页103。
② 当时人的记载和回忆录中所记谋略处的组chéng rén名单大体相同，惟有一、二人有出入。综合各种较可靠记载，共得十二人，即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好几种记载说，一共是十五人，但都未提供完全的名单。
① 曹亚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资料》第五册，页157。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页274。
②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页10-14。
①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1948年刊本，页46。
①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1948年刊本，页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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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袁世凯成了内外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十二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起义的潮流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这些省分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朝的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方面。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复杂情况将在下一章内叙述），但总的说来，它们都不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存在了。
为了应付武昌起义所造成的局势，北京的朝廷紧急地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发出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后一个措施往往否定了前一个措施，后一道谕令往往同前一道谕令相矛盾。这种情形充分表明面临末日的清皇朝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下令抽出北洋六镇中的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经河南南下，"赴鄂剿办"①。只隔了两天，即14日，又有一道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②。
武昌新军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叛变对于清朝说来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在各省的新军都有可能出现同样情形。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是它最可以指靠的兵力，但是在这六镇的官兵中袁世凯的潜势力很大。而且袁世凯在各省的督抚和立宪派绅士中也很有影响。因此在朝廷中立刻就出现了起用袁世凯的呼声。摄政王载沣在两年前把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赶出朝廷，是不甘心看到他东山再起的。但是皇族内阁的总理奕，多年来已为袁世凯用贿赂买通，竭力为袁世凯说话。奕还有一条重要论据：“东jiāo民巷（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区引者）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①。这就是说，只有袁世凯，才是帝国主义信得过的人。
“隐居”在河南彰德的袁世凯以“足疾”尚未痊愈为理由拒绝出任湖广总督。这时荫昌带领南下的军队以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力编成两个军，由荫昌自己兼任第一军统领，而由冯国璋任第二军统领。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根据袁世凯暗中的指示有意放慢军事行动。袁世凯的计划是要让清朝朝廷更多地受到革命火焰的熬煎以至不得不向他jiāo出更多的权力。朝廷在10月20日（八月二十九日）派出袁世凯的老朋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到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这就是：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的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这六个条件的基本内容是要清皇朝向他jiāo出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力。从这六条中，又可看出，袁世凯是想用武力以外的办法来对付革命势力。
清朝朝廷不得不逐步地接受袁世凯的这些条件。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另一个亲信大将，这时担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奉令到湖北，冯国璋改任第一军统领，段祺瑞任第二军统领。接着在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清廷下令召回荫昌而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由他统率水陆各军。
袁世凯这时仍然留在彰德不出来。但是按照他的指示，冯国璋的第一军向汉口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民军方面错误地任用了一个旧军官，原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前敌总指挥。由于这个总指挥怯战通敌，冯国璋在10月28日迅速占领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汉口军政分府的詹大悲即时处决了张景良。黄兴于29日到了武昌，担任起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挽回民军失利的形势。11月1日（九月十一日）北洋军完全占领了汉口，民军退到了汉阳。袁世凯之所以发动进攻，既是为了向清政府证明只有依靠他才能收拾局面，也是为了向革命阵营显示一下他的力量。
北京朝廷想以立即实行宪政来逃脱革命危机。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以六岁的小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书责备自己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①，则动拂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政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②同一天，又根据资政院提出的"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的请求，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构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要求他们"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③。这是向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一切君主立宪派人士，以及一切看到清皇朝的船即将沉没而转上了革命的船的黎元洪之类的人所发出的求助的呼吁。资政院按规定于yīn历九月初开会，它奉命急忙制定一个君主立宪的宪法。但是等不到宪法条文制定出来，11月1日（九月十一日），朝廷宣布以庆亲王奕为首的内阁免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命令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但湖北前方的军队仍归袁世凯节制①。
袁世凯提出的六个条件实际上完全实行了。他在10月31日从彰德到信阳督师，然后又到了汉口。但他并不急于按照朝廷的要求立即回京，而且对总理大臣的任命表示"谦辞"。他要先向革命阵营进行一些试探。象黎元洪在武昌的革命政府中当权并受到革命派拥戴这样的事实，当然是袁世凯满意的，这使他相信既可以利用革命来迫使清政府向他jiāo权，又可以从革命阵营中找到他自己的人，从而由他来摆布革命。他向朝廷奏请停止用兵，同时派人和黎元洪联系。他的幕僚刘承恩，代表他写信给黎元洪，建议"和平了结"，并且要求革命方面承认君主立宪。黎元洪11月11日在武昌接待了袁世凯派来的代表。由于黎元洪周围有着认为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统治，实行民主共和的力量，由于革命已经得到各省的响应，声势愈来愈大，黎元洪表示不能同意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立宪。但是黎元洪又表示希望袁世凯来赞助共和，要他相信这样做比继续支持清皇朝是对他更为有利的。在黎元洪以他自己和"同志人等"的名义写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②另一信中还推崇袁世凯是"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①同时，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黄兴也致书袁世凯，竭力颂扬他的才能，并且说，只要他参加起义，推翻清朝，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②黄兴之所以这样推崇袁世凯，是和汪精卫有关系的。已经为清朝的肃王善耆所收买的汪精卫在武昌起义时仍在狱中受着优待。
不久他被释放。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在北京活动，很懂得这个有名的“革命家”的用处，立即为他的父亲加以收买。这时，汪精卫写信到武昌，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朝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革命党一致行动的。从此，汪精卫成为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工具。袁世凯在到了北京后和他直接联系。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乎毫无对于内jiān的警惕，汪精卫放肆地在京津间的秘密革命组织中活动，并且竭力把推戴袁世凯的思想输送到南方去，以后他又带着这种思想到上海、南京活动③。
袁世凯对武昌政府的和平试探虽然没有立即收到成效，但是他开始摸清楚了革命阵营中的政治脉搏。
根据资政院的奏请，朝廷在11月3日（九月十三日）发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当时资政院的奏文中说："伏查革命举动，业已四方响应，逐渐蔓延四川、广东、湖南、江西、陕西、山西、湖北等省。全国糜烂，时势日非。yù济时艰而平国乱，只有改良立宪之一法"。但是因为时间匆促，所以只能先提出一个宪法的纲要，这就是所谓《宪法信条十九条》。按照这个"十九条"，国号称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十九条》中规定，成立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长官"①。这样的立宪当然不足以消弭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潮流，但是对袁世凯却是有利的，因为这使他出任全权的总理大臣，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内阁，有了合法的根据。"十九条"中还规定在国会没有成立以前，它的职权由资政院代行。资政院在11月9日举行了个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手续。袁世凯不再推辞了，他在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由汉口到达北京。三天后他组成了一个内阁，其中除了他所亲信的旧官僚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君主立宪派的绅士和名流，张謇被任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被任为法部副大臣，不过他们并没有到任。
这时，清皇朝已经把袁世凯看做唯一能够指靠的救星。袁世凯利用革命的形势而使清皇朝逐步地把权力移jiāo给他的目的开始达到。
袁世凯之所以迅速地上升到权力的中心，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起了重要的作用。
10月12日，武昌起义胜利后新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声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应付之赔款或外债，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这个照会同时也声明："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一概没收"，"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于此次照会之后，清政府如与各国立有条约，无论何种，军政府概不承认"①。这个照会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同盟会预拟的"对外宣言"（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革命派本来以为由革命军政府发出这样的宣言，就可以争取各国来同情革命以至"承认"革命政府。武昌起义后最初的日子里的事实就已证明这不过是个幻想。
俄国人是最早知道革命派的这种对外政策的，因为武昌起义前在汉口俄国租界破获的革命派机关的文件中就有这个照会的底稿。俄国驻北京公使立即通知在汉口的领事：“如果革命者有任何正式宣言，拒绝答复”②。英国驻北京公使在接到驻汉口的领事的有关报告后，也立即通知“该总领事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③。在10月18日，驻汉口的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这五国当时在汉口都有"租界"）发出一个布告，其中说："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zhàyào等事"④。这个布告使革命阵营方面的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所谓"严守中立"解释为列强已"承认"他们是与清政府有对等地位的"jiāo战团"。其实这完全是误解。英国公使朱尔典11月8日在致英国外jiāo部的报告中就说明，革命军方面"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jiāo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⑤。原来列强把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所谓"租界"当成是"国中之国"，它们的所谓"中立"，实际上不过是指租界的地位而言。
在武昌起义后六天，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兵舰相继驶入长江，停泊到已为革命军占领的武汉江面上的有十三艘，四天后又增加到十六艘，其中有一艘还开往举起了革命旗帜的宜昌。京汉铁路上的法国工程师“命令将所有的机车及车厢预先调到北方”，不让它们“落入革命军之手”①。帝国主义列强都不愿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取得胜利。虽然革命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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