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后bào发的辛亥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这个组织，总的说来低于同盟会已达到的水平。
还有一些同盟会会员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有刘师培（刘申叔）、何震夫fù，他们在1907年办了个名为《天义报》的杂志，刘师培还和曾主编《民报》的张继一起以"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名义宣讲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在刊物上大唱高调，以为讲民族主义，讲民主政治都只能增加人民的痛苦，必须"政府既无，人民共产，无统治被治之分"那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他的高论中已经露出反动的尾巴，他以为中国向来的专制政府其实是种"放任政治"，还比资本主义制度高明，因此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将是很容易的，而且他竟然说，"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②。刘师培夫fù讲无政府主义是在1907年，第二年他们就由一个姻亲介绍而把自己出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甘愿充当清朝官方的暗探。他们回到上海，仍然和革命党人来往，探听消息，报告官方。有人就因刘师培的告发而被捕。张继后来则成为guó mín dǎng中的fǎn gòng极右派。也在1907年，在法国出现了个讲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杂志，一直出到1910年。其主要撰稿人后来多数成为guó mín dǎng的fǎn gòng极右派，如吴稚晖。出钱办《新世纪》的张静江，曾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中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间做中国古董生意，发了财。他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又加入同盟会，并不吝投资供应孙中山。他的这种投资果然后来使他在蒋介石guó mín dǎng中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元老"。
清朝官方开始对革命党内部实行收买政策。两江总督端方专门派人到日本在留学生中进行这种活动。担任民政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还把参加过同盟会的程家柽收为幕僚，派他带了一万元到东京，意图和同盟会联络。汪精卫就是经过善耆而变节投降的。前面说过，汪精卫在几次起义失败后，抱着绝望的情绪去从事暗杀行动。宣统二年（1910年）他和黄复生等几个人，潜入北京，准备了zhà弹，计划zhà死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被官方发觉。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善耆亲自处理这个案件，没有按例杀掉这两个革命党人，而在监禁的名义下给以优待。一年后辛亥革命bào发，汪精卫被释放时成为一个变节投降的两面派。
革命党人在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情绪，他们中的思想分歧和组织涣散，使他们不能以强大的统一阵营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清王朝覆灭的大变局。
孙中山在宣统元年（1909年）又到西欧和美国，设法从华侨中筹集经费。他后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黄兴）、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①。
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做广州的新军中的工作，企图运用新军的力量发动起义。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后，各省也相继成立新军。清朝曾有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实际上直至清朝末年编成的新军有十四镇，二十协（清朝新军的编制：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一镇含二协）。与新军并存的半新式的军队，称为巡防营。至于旧式的绿营，只剩下很少数了。新军中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有些是从巡防营中选拔出来的，有些是从各省新办的陆军中、小学堂中出来的，较高的军官多半在国内或到外国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由于新军的官兵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所以同盟会在各地渐渐较多地注意做新军工作。广州的新军有三个标（标的编制相当于团），曾经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当过pào兵军官而加入同盟会的倪映典，受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设立机关，吸引新军中的官兵参加革命。预定的计划是在宣统二年正月间发动起义，以广州郊区的新军为主力，还有东、西江和潮、汕方面的会党力量的配合。但是在起义日期还未最后确定时，风声已经泄漏。有一部分新军在yīn历新年时因细事和巡警发生冲突，自动鼓噪起来。倪映典不得不率领这部分大约一千多人的新军仓卒地宣布起义。他们进攻省城，对抗两广总督袁树勋调集起来的十倍于他们的兵力。有的已报名参加同盟会的军官却站到了清朝方面。经过两天的孤军作战，倪映典战死，参加起义的士兵死伤和被捕的共三百余人，其余的溃散，有些逃散到了香港。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九次之失败”。
这时，孙中山在美国的旧金山，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就横渡太平洋，经檀香山而回到东亚。在马来亚的槟榔屿，他和黄兴等人相会。孙中山描述当时大家的情绪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叹息，相视无言”①。在孙中山的鼓舞下，大家决定重振旗鼓，再在广州发动一次起义。为了使这次起义不致再遭失败，他们以为，最关紧要的问题就是筹足经费。鉴于过去依靠会党力量和最近一次依靠新军力量都不行，所以这次起义准备集合各地同盟会会员中最坚决的分子五百人后又增加到八百人作为“选锋”，也就是做起义的基本队伍。
孙中山又到美国向华侨募款，结果从南洋各地和美国的华侨中为此次起义共募集了近二十万元的经费。黄兴等人在香港组织了一个“统筹部”，作为组织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被推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赵声（赵伯先）考中过秀才，又学过点军事，曾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团长），与同盟会有联系。前面说过1907年郭人漳同他都奉命率部到钦州、廉州压制当地的民变。孙中山在那时发动起义，曾指望他们响应，他们都没有遵守约言。在那一事件中，郭人漳固然是玩弄两面派手段，赵声的态度也不是坚决的。后来，由于受到郭人漳的排斥，赵声不能继续在广东军队中立足，离职流亡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他还有一些旧部下听从他指挥，所以他在1910到1911年间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组织的起义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他们的起义计划是由那八百名“选锋”在广州城内首先发动，占领两广总督署、水师行台等重要衙门，取得城内的qiāng械，然后打开城门，引进驻扎城郊的新军。他们还设想，在占领了广州后，将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虽然为准备这次起义，也进行了在新军和巡防营中的联络工作，进行了广州外围各地的会党力量的联络工作，以至还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省，要那里的同盟会会员们准备接应，但是被视为成败关键的是那八百个“选锋”。黄兴、赵声和其他几个预定在行动中分别担任各路指挥的人，各自召集自己认为最可靠、最勇敢的人充当“选锋”，把他们临时从广东各地和从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从南洋各地召唤到香港。为了使他们能进入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许多机关。起义的经费，主要的是用来在国外各处购置qiāng械偷运来武装这八百个选锋。
以一群外地来的人想一举而占领广州，这本来已是军事冒险的xìng质，而事实上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实行了起义计划的又只是八百"选锋"中的一部分人。整个起义工作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发难的时间既一再改变，临时担任各路指挥的有些人又主张延期，已经到了广州的几百个"选锋"中大部分退回香港。黄兴这时在广州城内，他认为在这紧要关头，敌方已经有所发觉，戒备越来越严，如再延期，无异解散，又重新决定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发动。香港方面的人接到消息，再赶到广州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在这天下午五时半，就只有黄兴率领的一百六十多人突然发动，臂缠白巾，手执qiāng械zhà弹，袭攻两广总督署。
起义部队攻进了只有少数卫队防守的督署，但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出了衙门，转入水师行台。他和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这些起义的英雄。黄兴把他的部下分成三路，企图冲出城外，与新军和巡防营中预定参加起义的力量相会合。他们在城内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被打散，成为人自为战的局面。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看到形势无望，化装逃走。黄兴本人就是当天晚上受了伤后躲藏起来，逃出广州的。有少数人，在起义的第二天还分别地和敌人进行巷战。
另外有几支“选锋”，如陈炯明、姚雨平所率领的队伍，虽然已经到了广州，却袖手旁观，从黄兴事后所作的报告书来看，显然不仅是因为指挥联络不灵，而是因为这几个指挥者怯懦动摇的原故①。赵声所部有一百五十人，起义时绝大部分还在香港，赵声在三十日才到广州，这时黄兴的起义已以失败而告终了。
参加起义行动的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很英勇。被俘的人，如留日学生林觉民、喻培lún等，从清朝官方留下的审讯材料来看，是坚贞不屈的，他们都被杀害了。事后有人将死于此役的七十二人的尸体，合葬在黄花岗。但实际上，牺牲的人不止此数。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十次之失败”。由于这次的组织者主观上是动员了自己所能动员的最大财力与人力，和敌人作决死的一战，所以他们因失败而遭到的心理打击是极为严重的。黄兴等的报告书中说：“此番以党之全力举事，中外周知，而事机坐误，不能有成。粤省一失，各处都不能发”②。他们以为，这次广州起义失败，全国各处都没有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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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443。
②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03。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共六集，中华书局1961-1963年版、页499、501。
②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974、969。
① 《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页205。
① 《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页206。
① 见邹鲁编著《中国guó mín dǎng史稿》第三篇，页850。
② 同上书，页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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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日知会到文学社
在国内的有些地方，革命派进行着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武汉的情形就是这样。
前面（见第二十章第五节）提到，武汉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有过用科学补习所名义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因受黄兴的华兴会在湖南没有发动起来的起义的牵连而停止活动。科学补习所的主要成员是当地新军中的士兵，也有一些学界的人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时在湖北省编成了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了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有些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投入新军，如张难先、胡瑛当了第八镇的工兵营士兵，刘静庵到黎元洪部下当文书。他们在新军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
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后来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进行活动。日知会本来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供教徒阅读报纸的机构。已经离开军队的刘静庵（1875-1911）在1905年当了这个机构的主持人。他和他的一些革命同志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传布革命书报，开会讲演。他们的秘密组织也用日知会的名义。他们仍特别注意在新军中做工作。1906年孙中山派了几个同盟会会员和一个法国军官到武汉，日知会会员们集合欢迎，因此引起了官方的警觉。这年秋天，湘赣边境萍乡、浏阳的起义发生后，同盟会派到湖北策划响应的人同日知会联系。因此刘静庵被捕，死于狱中。还有几个日知会的骨干分子也同时被捕。日知会的活动就此中止了，但它在新军中散播的革命种子仍在暗暗地发芽成长。
到了1908年夏天，一些有革命要求的兵士发起组织"军队同盟会"，虽然开了会，但没有正式成立。这年十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整个局势发生动dàng。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就在这时成立了一个名为群治学社的组织。1910年，这个组织又改组称为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只写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讲求武学"为宗旨，但实际上是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从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历时两年的活动中，可以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同盟会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广东虽然也抓新军的力量，但一般只满足于把几个军官吸收到革命组织中来，以为一旦发动起义，只要军官领头，就能把士兵们带起来了。而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却是直接组织兵士。有些革命知识青年当了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被推为振武学社社长的杨王鹏就是一个为革命目的而投入军队的知识青年。他是湖南人，先在湖南当兵，因为宣传反对清朝统治而被军队革除，1908年到了武汉，又在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中当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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