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组织了一个铁路协会，"专以拒借外债，集股自办为目的"。他们又设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进行招股。当时有人说："湖北人之拒债，虽在湖南人之后，然其慷慨激昂，则百倍加于湖南人"②。这时革命党人詹大悲（1888-1927）在汉口办《大江报》，在报上著论反对铁路国有，并且认为中国和平改革已不可能；他发表了以《大乱者，救中国之yào石也》为题目的文章，号召革命。湖广总督瑞查封报纸，逮捕詹大悲和协助他办报的何海鸣，激起了各界人士集会抗议。各界推出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还进行绝食斗争，但是没有结果。招股办铁路的成效也很少。所以，虽有湖南、湖北两省的绅商反对，清朝政府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仍按照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的意愿签订了关于借款筑路的合同。
就在这个合同订立的前十天，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朝廷发布了一道上谕，宣布确定铁路国有政策。这道上谕指责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的商办铁路这几年来毫无成效，因此“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①。这显然是直接为四国银行团控制粤汉、川汉铁路扫清道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绅商学界中都立即有人表示反对，而特别在四川形成了巨大的风潮。
四川这个大省虽然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寸铁路都没有，但是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已经有了个铁路公司。这个公司由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发起，开始是官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成了商办的公司。公司的计划是要修建东起宜 昌，经万县、重庆而西达成都的铁路，但从官办时期到商办时期，始终只是纸上的计划。公司的资金先后募集到大约一千六百多万元。它的资金主要来自所谓“抽租之股”，就是“凡业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①。这种强制xìng质的募股，当然不靠官方势力是做不到的。公司成为商办时仍然沿袭这办法。反对这办法的人认为这无异增加田赋，公司的主持人则说这不是捐税，因为是给股票的。由于采用这样的集股方法，所以四川全省的大小地主形式上都成了公司的股东，但把持着公司的则只是少数与官方有联系的绅士。
按照宣统三年的所谓铁路国有的政策，四川的铁路公司必须清理结束。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向北京政府报告说，公司现存的款子只有六百三十多万元，历年支出约一千万元，收支情况一时无法算清。他说：“公司开办八年，账卷山积”，现在要全部结算，“愈理愈棼，不特精密难得，即约数亦猝不易举”②。这实际上是说，公司的收支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王人文的态度是偏向于公司的，但是清朝政府坚持一定要执行铁路国有的政策。这就同把持着铁路公司的绅士们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这些绅士们不甘心失去公司这个财源，并且害怕因清理账目而暴露出公司财政中的一切弊端。清朝政府的所谓国有其实是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使他们有了号召群众起来反对的充分理由。
在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后一个多月，五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城里铁路公司举行股东会议，实际上是有关的绅、商、学界头面人物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谘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被推为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保路同志会利用铁路局的经费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出版报刊，散发印刷品，向全省各地派出讲演员，还派人到外省和进京进行联络请愿。
保路同志会发出宣言说：“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共二十五款，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四十年内，购一铁钉，用一厮役，亦不许国人置喙”①。它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就是说，要求废除和四国订立的合同，使铁路不致落到外国人手里。所以保路会又特别申明：“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②这样，他们就赋与这个运动以强烈的反对卖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
发起和领导这个运动的是蒲殿俊、罗纶这些立宪派的绅士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一开始就竭力想使这个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因而再三要求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坚守破约保路之主旨，不必涉及其他问题”③。他们把“卖国贼盛宣怀”（这时任清政府邮传大臣）当作集中攻击的靶子，以示他们并不是反对整个清朝统治。他们抬出了已死的光绪皇帝做护符，大量印发写着光绪皇帝“神位”的长条黄纸，并且从光绪的上谕中摘下了“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二句话，写在黄纸条的左右两侧。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当时的成都的情形说：“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而且“每条街道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①。
保路同志会号召在全省举行讲演，对于讲演会应召集什么人参加，和在什么场所举行都作了很具体的规定。按照规定，“会所须觅宏厂公所，切不可在空阔坝子”。因为“若在空坝演讲，则无识者杂羼其中，不免生意外之事”，而在公所内开会，并且要求入场者都登记姓名、住址，这样虽然“不能十分拒绝”不被邀请而硬要参加的人入场，但是“有此限制，则无识者之入场必少。而被招请者又大半身任地方公事，于生命财产观念甚重，即演讲语涉激烈，不过同生感泣，而急yù得一挽救之力，万不至有bào dòng”。其所以要有这些清规戒律，同志会的文件中说得很明白：“本会所最重者，一在防bào dòng，二在有秩序……”②。
一方面想发动群众的力量来造成声势以对抗清朝政府的压力，一方面又想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不“犯上作乱”的范围内，这是立宪派资产阶级所陷入的矛盾。
七月初一日，成都全城罢市、罢课。省城外各地也都已纷纷成立起保路会来。迫于群众的高昂情绪，以颜楷为会长、张澜为副会长的川汉铁路股东会在七月初九日发出通告说：“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③。绅士们仍然并不是要造反。他们提出的最高口号叫做“川人自保”。七月十三日他们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主张立即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并且要对“乱民”实行“弹压”，但同时主张“由保路同志会会同谘议局”来“维持治安”①。这却有点像是要由谘议局和保路同志会来做地方政权的中心了。所以朝廷根据新上任不久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报告说：“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②
七月十五日清晨，赵尔丰突然把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九个他认为是“祸首”的绅士拘捕起来，这是这些绅士们没有料到的。赵尔丰原想强制这些绅士把运动平息下去，他也没料到，这一来，反而使矛盾大大激化了。就在当天中午，几千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这些被拘捕的人，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qiāng，杀死了三十多人。从此，在四川各地的保路运动越出了温和的绅士领导者们所制定的轨道。
当时，同盟会会员虽然有些人在四川活动，但他们没有比较坚强的组织。从1906年以来，四川的同盟会会员曾多次在川北的江油、川南的叙州（今宜宾）、泸州、川东的广安、川东南的黔江图谋发动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会党，都没有得到什么成效。在四川的城市和乡镇中，会党势力相当大，他们被称为"袍哥"。他们的成分，特别是他们中的头头们的成分极为复杂。参加各地的保路同志会的，很多是会党分子。在赵尔丰制造出成都惨案后，省城附近各县的同志会就以会党分子为主力武装起来，号称同志军，有些同盟会员参加在内。同盟会员龙鸣剑是在成都的保路会初期就参加活动的。这时他到荣县，联合会党力量，组成一支同志军。赵尔丰用武力镇压各地向成都进军的同志军，虽然一时做到使成都没有被同志军攻入，但无法平息全省各处的骚动。龙鸣剑领导的那支同志军也没有能够到达成都，他们和赵尔丰的部队在仁寿、成都之间作战失利，转向嘉定（今乐山）方面。龙鸣剑病死，余部由另一个同盟会员王天杰率领回荣县。从日本回来不久的吴玉章是同盟会派来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他和王天杰等人一起夺取荣县的政权，宣布独立。这是在武昌起义前半个月。
四川以立宪派资产阶级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在七月十五日总督衙门前的qiāng声中结束，转为全省蜂起的武装斗争。到了武昌起义以后，四川省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又展开了新的局面。这是要留到后面去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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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48。
①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56。
② 同上书，页844-846、885、886等处。
① 《民报》第十八期，页103-104。
② 《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930。
③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74。
①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77。
② 铸铁：《湘路纪事》。《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547。
① 《愚斋存稿》卷十七，《奏疏》十七，页4。
① 《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页35。
②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71。
①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84。
② 同上书，页221。
③ 同上书，页187。
① 《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版，页229、230。
② 均见《四川保路同志会讲演部“讲演及组织同志协会办法”》。载《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85-186。
③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294。
① 《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305。
② 同上书，页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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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它在广州的两次起义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行动，是同革命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当革命条件愈益成熟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为没有能立刻看到预期的胜利而感到焦躁和失望。同盟会本来是由若干小团体联合而成，原有的小团体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它内部日益出现了意见分歧和派别倾轧，甚至发生了组织的分裂。
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首先和同盟会分裂。章太炎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在上海出狱，到了日本，受到同盟会会员和学生界的热烈欢迎。同盟会的机关刊《民报》改由章太炎主编。当时，除孙中山外，黄兴、章太炎也是在同盟会中有声望的领导人物，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①在知识界中有很高的威望。1907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后，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东京鼓动了一些同盟会会员，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继任。这时，在东京主持同盟会会务的是同黄兴接近的刘揆一，却不赞成这种做法。孙中山在叙述他的革命历史经过时说，正在他进行钦州、廉州的起义时，"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②就是指这件事。这个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从此孙中山和章太炎之间再也不能合作。
1908年陶成章和光复会的一些人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各地进行活动，他们重新恢复了光复会的组织，表示反对同盟会的领导，而以仍在日本的章太炎为他们名义上的领袖。有的原来不属于光复会的人，如曾接受孙中山的指挥在潮州发动起义的许雪秋也参加对孙中山的攻击。孙中山派遣到荷属东印度各地华侨中筹款的人，和光复会一派人互相排斥。章太炎、陶成章作为革命活动家而言，较多地代表小生产者的倾向，他们同孙中山的分裂，既有一些人事纠纷，又是保守的小生产者拒绝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的表现。
还有一部分长江流域各省的同盟会员，对于孙中山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不满，1907年秋天，他们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的会员虽然并不算是脱离同盟会，但它实际上成为和同盟会并行的组织。它的章程中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四句话为宗旨，把同盟会所说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这样的更难以索解的话。共进会发表了一个白话文的和一个文言文的宣言，前者说："若是守我们的本会正大宗旨去驱逐满人，世界上就称我们为革命的英雄"。后者说："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①两篇宣言没有提到民主的问题。共进会的组织形式沿袭旧式会党的"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它的一些会员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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