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社成立时特别做了一条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①。杨王鹏由士兵升任一营左队司书生，因而和队官潘康时接近，潘康时成为破例吸收入社的军官，而他不过是个排长。第二，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都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所以当时有人说："湖北党人，自成风气，类皆埋头苦干，不以外观相夸耀者也"②。群治学社在1910年曾作过发动起义的部署，这是因为当时长沙发生抢米风潮，这个消息在湖北被误传为革命军已经占领了长沙的原故。当他们发觉消息不确时，立即停止行动计划。虽然有几个领导人仍因此在部队中站不住脚，但整个组织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在改组为振武学社后，他们更加强了组织的严密xìng。振武学社的主要人员是在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黎元洪渐渐有所察觉。杨王鹏在1910年冬天被革除出军队，他离开了武汉。但整个组织也仍能保存着。第二年yīn历的新年，这个组织又改用文学社的名义重新活动起来。
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蒋翊武（1885-1913年）是湖南人，曾在常德师范学校和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这都是在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他在1909年同他的同志刘尧一起到湖北，与群治学社建立了联系，并一起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参加了振武学社的工作。王宪章（1885-1914年）是贵州人，初时曾想花钱捐个县官，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国家办好事，后来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觉得这个办法不对，听说武汉新军中颇有些志士，便投入张彪所属的第三十标当兵。文学社继承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传统，在军队中积极而慎重地发展社员。张彪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各标、各营几乎都有了它的成员。参加文学社的也有军队以外的人，当时在武汉主办《大江报》的詹大悲是文学社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他在争路风潮中被捕没有影响到文学社，在武昌起义后他才得到自由。
文学社及其前身的几个组织都接受同盟会的思想影响，它们的个别成员参加过同盟会，但它们的活动与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在1908年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虽然同群治学社有过联系，但开始并不注意做新军工作，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企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停顿了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这时，它除了吸收学界的人参加并在各地同会党联系外，也在新军中做工作。它把有些参加过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以至现在还参加文学社的人拉到自己的组织里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新军各标营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为此它们之间虽然互通声气，但也发生了些磨擦和争吵。由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比较雄厚的力量，共进会觉得，要发动起义，还是需要同文学社合作。
1911年初，同盟会在准备发动广州的起义时，派人到长江流域各省策动响应。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也跃跃yù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它派人到武汉，既同那里的共进会联系，也同文学社联系。但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提出一般号召，并没有比较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
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下发动起来的。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xìng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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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的《群治学社之始末》，页147。
② 同上书中的《胡瑛传》，页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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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
（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间的胜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士兵们一夜间取得了起义的胜利，为清朝统治敲响了丧钟。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为了发动起义而商谈合作，进行得并不很顺利。他们"首先比力量，争领导"①，很难谈得拢。共进会方面，打着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党人的招牌，又有较多的经费，实际上是以合作为名想吃掉文学社。文学社方面，对此显然有许多顾虑，社长蒋翊武曾向同社的人说："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②。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这两个组织在宣统三年七月里（1911年8月）决定合并起来。八月初三日（9月24日）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的代表六十余人参加，他们讨论和决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且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干部人选。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一说其名义是临时总司令），孙武被推为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推为"总理"。刘公和孙武是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在共进会单独准备起义时，曾预定刘公担任湖北省都督。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家庭富有，共进会在武汉的活动经费就是靠他提供的五千两银子。孙武，湖北省武备学堂出身，当过军官，参加过1900年唐才常的起义，又到过日本。他原名葆仁，在湖北从事活动后，改名为武。
实际的起义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也不是在预定的领导机构率领下进行的。
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因为准备不及，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但是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出去。官方加强了戒备。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发动。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才能取得成功的说法。这些说法传到武汉，更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孙武在位于汉口俄国租界内的机关里制造zhà弹，不慎起火。俄国巡捕闻声来搜查，zhà伤的孙武和其他在场的人逃走了，机关内的文件都被巡捕搜去。同这个机关相邻的刘公住的房子也连带遭到搜查，刘公自己逃掉，他的妻子、弟弟和其他若干人被捕。俄租界捕房立即把搜查到的东西和被捕者送jiāo清朝官方。在武昌的机关里的蒋翊武和其他几个负责军事的人当天知道了这个情形，十分紧张。他们感到如果不赶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派人分头通知各标、各营的同志，在当天夜里十二时听到中和门外pào声时发动起义。但是给中和门外pào队的命令没有传达到。pào声未响，起义也就没有能实现。就在这个夜里，蒋翊武所在的机关遭到军警的袭击。蒋翊武和其他若干人逃脱，但又有多人被捕。
在被捕者中间，刘尧（和蒋翊武一起投军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的骨干，在这以前，他曾到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彭楚藩（也是知识青年，进过宪兵学校，因而当了宪兵，他先后参加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文学社，并为共进会吸收为会员）、杨宏胜（出身农民家庭，由绿营兵士而进入新军第三十标，是文学社社员）这三个人当夜受到审讯，坚贞不屈，在十九日早晨被杀。但另外有些人在受审中立即叛变，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官方从搜获的文件和变节者的口供中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广总督瑞宣布戒严，调集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先后被捕的有三十多人。由于从查获的名册中看到有大量的新军兵士，所以瑞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兵士出入，把兵士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要各标、营的军官负责巡查。瑞在十九日向朝廷报告这次事件，说是“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即时扑灭”①。他没有敢报告新军中的情况，他以为起义的行动及其领导机关已经粉碎，新军中的兵士们的问题不难逐步解决。
清朝官方没有料到，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里，武昌城内外的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兵士们自己发动起来了。
张彪统率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一万八千多人。这时已有一部分兵力被调到四川（为镇压四川的保路军起义，清廷派端方入川，第八镇所属的第十六协大半为端方带走），又有一部分兵力分驻在湖北省外县和汉口、汉阳等地。在武昌的兵力有十四个营，分驻城内外，约七千人。其中参加文学社等组织的约有三分之一；有的营，如第八镇所属的第三十标的两个营，多半是满洲兵，革命力量很小。十九日白天，各营中纷纷传说，瑞要派巡防营到新军各营中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形势十分紧张。就是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们也感到有牵连受祸的危险。
到了这天晚上，驻在中和门内的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内首先发生士兵哗变。这个营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较多，他们以熊秉坤为首，把士兵群众发动了起来。有几个军官被士兵打死，其他军官不敢拦阻。士兵们夺取了营房中的弹yào，一哄而出，到了附近的楚望台，这里设有储藏qiāngpào子弹的军械库。驻防楚望台的本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反对革命的军官逃走了，因此军械库轻易地为起义士兵所占领。起义的士兵有三百多人，其中多数本未参加革命组织，在占领楚望台后，他们议论纷纷，秩序很乱。熊秉坤虽然在革命组织中有营代表的名义，但是掌握不了局面。有人把事变发生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了出来。兵士们，特别是临时参加的兵士们要求吴兆麟当总指挥。吴兆麟曾经是日知会的干事，但以后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熊秉坤等人只得顺应多数兵士要求有一个军官来指挥的情绪。这样，吴兆麟就成了起义军的指挥。他命令一部分兵力警戒附近驻扎的与革命为敌的部队，同时派人去同其他有革命力量的部队联系。这时，在城外的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兵营和辎重兵营中也有一部分兵士发动起来，他们有七十多人设法进了城来到楚望台。接着，属于第八镇的城外的三个pào兵营的几乎全体兵士和城里的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各一百多个士兵，还有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近百人，知道了起义的消息也起而响应，他们都集中到了楚望台。特别是pào兵营的兵士们拖了三门大pào进城，参加起义，更使军心大振①。
当天午夜，集中起来的起义军向湖广总督署发起进攻。在楚望台的pào声响起来后，武昌新军各标、营中更多的士兵参加起义了。新军的营级以上的绝大部分军官都感到自己部队内部不稳，为保全xìng命，各自离营躲避。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开始时还企图组织镇压，并且亲手杀死了一个进行联系的革命士兵。到了楚望台pào声响起来时，他看到自己在武昌的部队有的已经起义，其余他也控制不了，就躲到一个参谋的家里去了。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军部队都参加了起义，有一部分仍在反动军官控制下，有一部分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直到天明时，参加起义的部队为数共约二千人。湖广总督瑞，新军第八镇统制兼巡防营提督张彪，督办公所总办铁忠等官员听到兵变后，立即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且组织可靠的兵力保卫督署，会剿造反的士兵。
起义军队由于缺乏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吴兆麟实际上只能指挥工程兵第八营），进攻督署开始时遇到挫折。他们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开pào击中督署。吓破了胆的瑞和铁忠等官员携带家小细软，打破督署后墙，出城逃上了长江上的一只兵舰。张彪仍然在他的司令部里继续顽抗（第八镇司令部与督署相邻）。起义士兵经过三次反复进攻，终于在天明前攻占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渡江逃到了汉口。藩台的衙门也差不多同时被士兵占领。
这样，经过一夜，到了八月二十日（1O月11日）早晨，武昌已经在起义的士兵们掌握中了。
但是，这些取得了胜利的士兵们没有坚强的领导者。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的人都不在现场。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在十八日脱险后离开武昌往西向京山、天门方面跑走了，“参谋长”孙武负伤后在汉口的一家日本医院里。还有刘公，这个预定担任都督、总理的人也躲藏在汉口。蒋翊武是在武昌起义的士兵们取得胜利后的第五天回到武昌，刘公和孙武甚至更晚一点才出头露面。
没有多年间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赴后继的斗争，不会有10月10日①的武昌起义；但这一夜间的胜利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发挥主动xìng和积极xìng而取得的。他们独立地取得了胜利。为了保持这个胜利，他们面临着更严重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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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页126。
② 陈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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