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其实可一言以蔽之曰，维持东亚之现状而已。各国在东亚之地位势力，其既确定者日谋保存，其未确定者，使之巩固，则汲汲于维持现状亦无足怪。独是各国维持现状之主义，利用中国之黑暗以遂其蚕食鲸吞之野心，诚各国之利矣。若中国而亦以现状自安，长此不已，日复一日，宁能免于亡乎”。这个立宪派评论者要求“吾国民慎勿乐于居保全之空名而遂以自逸”①。但其实因为帝国主义列强采取这种政策感到高兴和满意的并不是“国民”，而是清朝统治者，他们之所以高兴和满意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并不公开地采取瓜分中国的步骤，那就势必要“保全”这个腐朽而卖国的统治政权。
在清朝官员中也有人在知道了日法协约、日俄协约的内容后感到愤慨的。江苏道监察御史史履晋奏陈其见解说：“夫中国之自主、土地之完全，谁不知之，岂待日本之保护者”？“以中国之疆域，竟成为各国互相赠遗之物，岂真谓秦无人耶？倘竟默而不言，我将自居于何等乎”①？！但这只是品级较低的官员的看法，大官僚张之洞就不这样看，他说，列强协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不过是“恃强得意，逞笔妄谈，无足深求”，因此不必为此“过于张皇纷扰”②。清朝的外务部虽然向日、法两国发出照会，表示“中国领土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乃中国之事，与他国无干”③，但这不过是个装门面、走过场的抗议而已。对于其后几个类似的协定，就连这样的抗议也没有了。
清朝当权派早已经不但不以列强相约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原则为可耻，而且倒是十分欢迎列强这样做的（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在外事方面颇有发言权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根据日本人的提议，向朝廷奏请把东三省主动向一切国家"开放"④。那时东北三省为俄国势力一家所支配，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之洞又向朝廷提出，在东北的"善后之法"是"遍地开放"，并且实行"变法"，把"东西洋人"都请来当"顾问官"⑤。前面已经说过，在东北三省为日、俄两国势力盘踞的时候，清朝当局认为可以采取的唯一对付办法就是把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引进来。宣统三年（1910年）朝廷谕告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说，在东三省的方针是"广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yīn作牵制之计"⑥。正因此，美国提出的锦瑷铁路计划和诺克斯计划得到了清朝当局的欢迎。当时，清朝外务部对于美国主张把"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义"实行于东三省，表示完全同意。外务部在把诺克斯计划提jiāo邮传、度支二部征求意见的信上说："美国倡议联合各国，共办东省铁路，此事果底于成，不特中国行政权不致再有障碍，且各国利益既平，则日、俄固无从争雄，英、美亦不致垄断。以现在东省情形而论，计亦无有逾于此者。"①美国的计划虽然由于日、俄的阻力而未能实现，但是清朝这种方针是不仅想用于东北，而且在实际上是用于全国一切地方的。
帝国主义各国基本上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中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以为自己所要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所走过的路，因此可以得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情。他们天真地希望，帝国主义各国会抛弃腐朽黑暗的清朝政权而来赞助和支持中国革命。其实，帝国主义国家有时作出一些同情中国的革命运动的表示，其实质却不过是以为这也是它在侵略中国中所可以利用的一着棋子。
日本的黑龙会是成立于1900年的一个军国主义的组织，它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宗旨，广泛地进行间谍活动。与黑龙会xìng质相似并与它相联系的，还有一个玄洋社，其成立时间更早。这两个组织的头子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内田良平都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同孙中山相结识，同盟会的领导者们也把他们看做是朋友和支持者。黑龙会供给同盟会以举行会议的场所，内田良平参与了同盟会的成立会。在同盟会的历次起义中，他们的徒众帮助购置和运输军械。日本政府在公开的场合扶持清朝政府，而在暗地里让这些浪人组织chā手到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中来。1907年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朝官方的请求不准孙中山再留住在日本；后一年九月，又禁止《民报》出版。但是那些浪人组织仍不放弃和同盟会保持一定的关系。
法国官方也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表示兴趣。孙中山这样叙述发生于1905年冬天的事："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这些法国武官中有一人到了武汉，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分子组织的会议，被清朝官方所察知。"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jiāo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国"①。孙中山在1907年能够身居越南而发动在中国境内的起义，是法国殖民当局所默许的。镇南关之役中，还有法国的"退伍军官"参加。经此役后，法国人也接受了清朝政府的请求而把孙中山逐出越南，不过仍允许同盟会的其他干部留在越南进行活动。
从1902年以后，香港的英政府不再允许孙中山到香港。孙中山虽然有一些英国朋友和美国朋友，但他的革命活动较少得到同英国、美国官方接近的人的赞助。这是因为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觉得，保持在清朝统治下的统一中国的外貌，是对它们最有利的，也就最不愿意看到这种统治秩序为革命所打乱。
总之，在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迫近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维持清朝政府，暂时保持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决不是独立的、民主的中国。帝国主义者有时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和赞助，只是增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
① 与之：《论日法协约与中国之关系》。《新民丛报》第九十四号（1907年6月），页2、14-15。
① 《清光绪朝中日jiāo涉史料》卷七一，页2-3。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电牍》七九，页13-14。
③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页70。
④ 《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五，《奏议》五五，页3。
⑤ 同上书，卷八十五，《电奏》十三，页21-22。
⑥ 《清宣统朝外jiāo史料》卷九，页33。
① 《清宣统朝外jiāo史料》卷十二，页20。
①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02。
--------------------------------------------------------------------------------
--------------------------------------------------------------------------------
（四）争路权的爱国运动
第二十章第四节已说到，为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铁路和矿山，在各有关省分里展开了收回利权的运动。这多半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为首的一个运动。在清朝覆灭前最后几年间，争路权的运动在有的省分发展到了高潮，成为促进清朝统治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间（1905-1906年），浙江省和江苏省的绅商分别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各自开工兴筑在江苏境内从上海到嘉兴和在浙江境内从嘉兴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英帝国主义出来干涉。它以1898年清朝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曾与英商怡和洋行议订过一个苏杭甬铁路的草合同为根据，认为这条铁路的权利已经让给了英国，因此要求制止商办公司修筑这条铁路。虽然盛宣怀所订的草合同内容极为含糊，而且事隔七、八年，早已说不上有什么合法的效力，但是英国公使坚持要照这个草合同办，清朝当局不敢说个不字。以庆亲王奕为首的外务部大臣们在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谈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百姓多半醒悟，时势不同，今非昔比，如何能概用压力？只有遇事设法劝导，总期入和平一路，若cāo之过促，设或激成变故，亦岂各国之益？"①清朝大臣们用这种婉转陈词来使英国同意把办法稍稍改变一下，就是由英国资本家借款给邮传部，而由邮传部转借给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这样，"商办"的名义还算保持，英国资本却能通过清朝政府而cāo纵这条铁路。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为此事发出的上谕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以昭大信而全邦jiāo"，上谕还说，已经同英国公司商量好，"仍许江浙绅商分购股票，用示体恤。"①这就分明是说，以英国资本为主，而"江浙绅商"只是被允许搭股而已。
清朝政府轻易地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激起了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和商界、学界的强烈的抗议。他们纷纷集会，宣言反对。浙江省还成立国民拒款公会，召开全省联合大会，号召群众踊跃投资，坚持商办铁路。浙江的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致电军机处，斥责盛宣怀，要求罢他的官。朝廷反而下令，“汤寿潜着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浙江铁路公司以“全体股东”的名义宣称，汤寿潜的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代表了全体股东的，并且说：公司经理是由全体股东推举出来的，朝廷无权把他革职②。可见路权问题造成了资产阶级和代表封建买办势力的清朝当权派之间的尖锐的对立。
清朝政府这时已很懂得铁路的重要xìng，它不愿意看到在它控制以外的“商办”的铁路，因为这将使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地方势力有所增长。帝国主义者也愿意通过清朝政府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点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当时的《民报》有个作者说：修铁路、开矿，“民间要求自办，政府则有驳无准，即千百中而允其一，亦未开办而先定制限，既开办而多方留难，深恐民间得其利益。若外人一要求，则写条约、盖御印，直顷刻间事耳，一切利害，皆不甚顾。”①沪杭甬铁路的上述情形，就是一个例证。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要集合足够的资金来办铁路这样的事业是很困难的，而且上层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社会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所主持的铁路公司也摆脱不了腐朽的衙门习气，免不了浮支浪费、贪污中饱种种现象。从督抚以下层层地方官员也总是要chā手到这些商办的公司中来，更使这些公司难以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江、浙的铁路公司虽然经过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坚持了商办的xìng质，但铁路却迟迟不能建成。其他有些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也多半是这种情形。因此清朝政府觉得有理由认为商办不如官办。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的一道上谕说：“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jiāo通”②。一方面，清朝官方以商办公司不得力为借口要加以吞并，一方面，资产阶级则有力地回击说，所谓官办，其实是靠借外债，是出卖主权给洋人。这样，在铁路问题上的斗争就愈演愈剧烈。
如果仅仅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争权，在清朝当局看来，还是不难对付的。在上述江浙争路风潮高涨时，朝廷通知两江总督端方和江浙两省巡抚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近因苏杭甬铁路一案，各处绅民纷争不已，难保无该党匪徒布散谣言，从中煽惑，阳借争路为名，实则yīn怀叵测”③。而端方等人也向朝廷报告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苏、松、嘉、湖，枭匪方炽，设若附和，深为可虑。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在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①在革命危机严重的时候，以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很可能激起广大下层群众的骚动，那是清朝统治者所最害怕的。这种情形在江浙两省争路风潮中虽没有严重地出现，但稍晚一点在四川是发生了。
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湖北也发生争路权的运动。湖南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了一个商办的铁路公司，集股准备修筑粤汉铁路在湖南省境内的一段。清朝当局不愿意把铁路jiāo给商人办，坚持实行"官督商办"。依靠全省征集到的股款，在宣统元年到二年（1909到1910年）筑成了长沙到株州间的一百一十里的铁路。湖北省也在光绪三十二年为修筑本省境内的粤汉路和川汉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下进行过招股。当时的张之洞表示赞成由各省的绅商投资办铁路。到了宣统元年，张之洞已调任军机大臣，并受任为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他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非靠外国力量不可。正在他同英、法等国酝酿借款成熟的时候，湖北、湖南两省绅商学界起来反对。他们主张拒绝借外债，要求"商办及自营自办"。在湖南，除主持铁路公司的绅商外，新产生的谘议局的议员谭延等也积极参与这运动。在湖北，谘议局的议员、教育会、宪政筹备会，武昌和汉口的总商会等机构的代表，还加上留日学生为此事派回的代表，一起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