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病故，所以，就由勇敢的专制君主君士坦丁德拉加斯（Constantine Dragas）继位。德拉加斯这个称呼来自于其母亲海lún（Helen），她来自马其顿东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德拉加斯王朝。[261]1449年1月6日，君士坦丁在莫利亚被加冕为皇帝，两个月后，他进入首都。莫利亚的权力由托马斯和迪米特里分享。后者曾在土耳其人的帮助下，千方百计企图获得皇帝权力，此时，他再度依赖土耳其人的援助，与其兄弟托马斯在莫利亚地区大打出手。
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勇气和政治家的能力都不可能挽救帝国摆脱注定灭亡的命运。1451年2月，穆拉德二世去世，其子穆罕默德二世即位，君士坦丁堡的末日来到了。拜占廷的君士坦丁堡正好位于奥斯曼人领土的中心地带，将土耳其人的欧洲领土和亚洲领土一分为二。这位新苏丹的首要目标就是消灭这个外国人的首都，并赋予奥斯曼帝国一个君士坦丁堡的强大中心。他以极大的精力和计谋精心准备夺取帝国首都，以便使其前辈的事业取得其合乎逻辑的结果。拜占廷宫廷对穆斯林的意图肯定已经不抱有任何幻想，特别是当苏丹在首都近郊修建了强大的城外要塞（土耳其语称“鲁米利西萨尔”）。君士坦丁十一世像其兄弟一样，将希望全都放在西方的援助上，尽管这种可能xìng微乎其微，而当时确实已经没有其他任何希望了。在这最后的时刻，他企图重提两大教会统一这个早就失败的计划。曾经担任俄罗斯大主教的教廷枢机主教伊塞多利作为教皇的特使来到君士坦丁堡，1452年12月12日，即这个城市陷落的5个月以前，他在圣索非亚教堂宣布两大教会实现统一，并举行了罗马式弥撒。拜占廷民众极为愤怒，因为他们的yù求越陷入绝望，他们对其信仰的就越虔诚而顽强，他们对这个违背其宗教感情的事件的仇恨就越带有感情色彩。他们绝望的情绪和对拉丁人不可调和的仇恨从皇帝的一个最高级官员的尖刻的语言中清楚地表示了出来：“我宁愿在城市里看到穆斯林的头巾，也不愿意看到拉丁人的主教法冠”。[262]这就是事态发展的情况。拜占廷人已经失去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只剩下他们的信仰，甚至在穆斯林统治时期，他们仍笃信这一信仰。土耳其统治时期，首位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是君纳迪乌斯（Gennadius Schol-arius），他是马克尤吉尼库斯反对教会统一斗争的狂热支持者。
然而，并不是拜占廷民众反对教会统一政策破坏了西方援助君士坦丁堡的可能xìng。任何援助拜占廷帝国的有效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西方君主们利益各异，野心相互冲突。阿拉贡和那波利的阿方索五世（Alphonso V）当时是地中海上最强大的君主，他如同其诺曼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前辈在南意大利地区的所作所为，极力推行和他们一样的反对拜占廷帝国的政策。他企图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以他自己为皇帝的新拉丁帝国。教皇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 V，1447～1455年在位）非常有限的资源本打算用来帮助君士坦丁堡抵御土耳其人，此时也被那波利国王富有进攻xìng的政策消耗殆尽，他不断向罗马提出金钱要求并得到满足，而没有遇到任何抗议。[263]尽管西方一直积极地干涉君士坦丁堡的事务，但是其目的无论如何也不是救助拜占廷帝国。然而，当时的东方也不存在建立新拉丁帝国的任何可能xìng。的确，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过拜占廷帝国究竟是落入土耳其人还是落入拉丁人之手的问题。这个问题要由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来决定，尽管拜占廷帝国本身在决定局势发展中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它的命运早就由那些脱离了帝国控制，且没有其参与的重大事件来决定了，长期以来，它已成为了其他强大政治势力的角逐目标。它内部实力耗尽，残破不全，此时只不过是个城市国家，成为土耳其人唾手可得的牺牲品。
1453年4月初，穆罕默德二世在这个城市城墙下聚集了强大的军队，[264]与之对垒的守城部队是由数量可怜的希腊军队和一小股拉丁人构成。西方人部队主要由700名热那亚士兵构成，他们是在围困刚刚开始以前才乘坐两艘战船在贵斯亭尼安尼（Guistiniani）率领下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受到拜占廷人极为热情的欢迎。比较妥当的估计是，进攻一方的军队数量远超防守一方，比例大体为20：1。君士坦丁堡的力量不在于其英勇无畏但完全不合适的防御部队，而在于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约翰八世和君士坦丁十一世都尽力对该城南部的城墙进行修缮。
在历史上，拜占廷帝国经常被其极具天然战略优势的位置和强大坚固的城防要塞所挽救，但是，同时也被其远胜于其他国家的军事技术所挽救。但是现在，这种技术优势却在土耳其人一边。穆罕默德二世调集了大量装备，并得到西方工程师的帮助，特别是得到火pào的支援。在攻击君士坦丁堡时，土耳其人使用了这种以前做梦也想不到的新式武器，用当时一个希腊人的话说：“这些大pào决定了全部问题”。[265]守城部队使用的小型火pào根本不能与土耳其人大量的军火相抗衡。
真正的围困开始于4月7日。主要的攻击目标是陆地上的城墙，特别是攻击番普顿门，土耳其人正确地判断这里是城防的薄弱点。“黄金角海湾”被粗大的铁链封锁，土耳其人使出了全部招数也未能冲破这道封锁。作为这样努力的一个结果，4月20日bào发了海战，在海战第一天，帝国舰队取得胜利。这次胜利在君士坦丁堡城内激起巨大的热情，使防御的一方得到新的鼓舞，尽管它并未使城市的危急得到丝毫缓解。另一方面，穆罕默德二世于4月22日，设法将很多船只从陆地拖过封锁线拉进“黄金角海湾”，这样，该城就遭到水、陆两面pào轰。这一小股城防部队以拼死的勇气坚守城池，拖延着不可避免的最后时刻的到来。每天夜间各个教堂举行的祈祷不断激励着他们的信念，皇帝在战斗中无比坚定的英勇行为为其臣民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他坚守在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似乎早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266]许多猛烈的进攻都被击退了，围城者的信心开始被削弱，但是经过7周的激战，被围困的城市多处城墙已经被严重毁坏，最后的关头不可能再拖延很久了。
5月29日，穆罕默德二世决定发动总攻。当苏丹在总攻前夜调集作战部队时，希腊人和拉丁人基督徒一起聚集在圣索非亚教堂举行最后的圣礼。他们作完了祈祷后回到各自的岗位，皇帝则巡视了各处城防要塞直到深夜。黎明时分，冲锋开始了，这个城市同时遭到3面攻击。防御者的勇气继续坚守了很长时间，击退了每次进攻，将敌人杀退。苏丹于是投入其主力预备队，这些精兵是奥斯曼军队中精选出来的近卫军，经过殊死拼杀，他们爬上了城墙。在这决定xìng的关头，与皇帝并肩作战的贵斯亭尼安尼不幸受了重伤，被迫撤出战斗。这个损失造成了守城一方阵脚大乱，加速了土耳其军队的突破。首都不久就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君士坦丁十一世战至最后，如其所愿，在战斗中被杀阵亡。此后3昼夜，苏丹的军队被允许大肆抢劫这个城市，正如发起最后总攻的前夜为了激发起斗志而允诺的那样。无价之宝的财产、艺术杰作、珍贵的手抄本、圣像和教堂圣器都被毁坏。穆罕默德二世进入这个被征服的城市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君士坦丁堡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拜占廷统治从此不再存在。
正是君士坦丁一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建立了这个城市，拜占廷帝国才开始出现，随着这个在最后一位君士坦丁皇帝统治下的城市的沦陷，帝国也灭亡了。确实，希腊南部的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和特拉比仲德帝国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继续存在了几年，但是，剿灭这两个国家对土耳其人已经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为土耳其人提供了连接其欧洲和亚洲领土的桥梁，穆斯林的强大势力迅速吞并了巴尔干半岛残存的希腊人、拉丁人和斯拉夫人领土。1456年，雅典被土耳其人攻占，帕特农神庙，这个千年来献给圣母的教堂变成了土耳其的清真寺。1460年，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寿终正寝，托马斯逃往意大利，而仇视拉丁人的迪米特里则通过门路进入苏丹宫廷。1461年9月，特拉比仲德帝国也倒台了，[267]这样，最后残余的这些希腊人领土都被土耳其人统治。塞尔维亚专制君主于1459年去世，紧接着波斯尼亚王国也于1463年灭亡，到了该世纪末，直到亚得里亚海的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残余领土也都落入穆斯林之手。这里再度出现了一个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亚得里亚海、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统一帝国，但却是土耳其人的帝国。它从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崛起，在几个世纪里，将注定把古代拜占廷的各个领土重新统一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
拜占廷帝国于1453年灭亡了，但是它的精神永存。其信仰、文化和关于政治生活的理念继续活跃着，不仅在那些以前曾经是拜占廷的土地上，而且在古老帝国的边界以外地区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影响，成为欧洲各国文明和政治发展的促进因素。以希腊特有的信仰形式保存的基督教作为拜占廷精神的象征和罗马天主教的对立物被希腊人、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视为神圣。在土耳其人统治的几个世纪期间，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将东正教看作其精神和民族独立的象征，正是东正教教会真正保护了巴尔干人民在土耳其人的汪洋大海中未被吞没，因此，也使他们有可能在19世纪进行民族复兴。东正教也是一面信仰的旗帜，俄罗斯各个国家在这面旗帜下实现了统一，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为强大的国家。拜占廷帝国和南斯拉夫各王国灭亡以后不久，莫斯科再度并永远摆脱了鞑靼人的统治，作为惟一的东正教独立国家，它自然成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伊凡三世，这位俄罗斯各国伟大的解放者和统一者娶专制君主托马斯帕列奥列格的女儿、拜占廷帝国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子。他将拜占廷帝国皇帝的标志双头鹰带在双臂上，将拜占廷宫廷礼仪引入莫斯科，不久还使俄罗斯像拜占廷帝国曾经做过的那样，成为地方基督教的领袖。俄罗斯成为拜占廷帝国真正的继承人，它从君士坦丁堡接受了拜占廷式的罗马观念。如果说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的话，那么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拜占廷帝国的伟大传统、信仰、政治理想和精神在俄罗斯帝国存在了几个世纪。
拜占廷文化对东方和西方甚至产生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影响，虽然这一影响在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各国不如在斯拉夫语系各国那样明显，但是，拜占廷帝国对西方的文化贡献也同样不能忽视。拜占廷帝国是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文明跨越时代，得以保存至今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拜占廷帝国可以说是贡献者，而西方可以说是接受者。这一点在文艺复兴时代特别突出，当时出现了崇尚古典文化的热潮，西方发现从拜占廷文化源泉中发掘的古代宝藏就能够满足其渴求。拜占廷帝国保存了古代世界的遗产，因此，也就完成了它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使命。它从毁灭中拯救并保护了罗马法、希腊文学、希腊哲学和学问，使得这笔宝贵的遗产能够流传给西欧各民族，他们至今仍在接受这笔遗产。
【注释】
[1]On this cf.A.Rubo i Lluch，‘Paquicomres y Muntaner’，Set.hist.arqueol.de l’Institut d’Estudis Catalans.Mémoires Ⅰ（1927），33 ff.
[2]On the date of his birth cf.V.Grecu，Bull de l’Acad.Roumaine 27（1946），56 ff.
[3]On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Nicephorus Gregoras cf.R.Guilland，Essai sur Nicéphore Grégoras，Paris 1926.
[4]Bezdeki，‘Nicephori Gregorae epistolae XC’，Ephcomris Dacoromana 2（1925），239-377;R.Guilland，Correspondance de Nicéphore Grégoras，Paris 1927，where scom of the 161 extant letters of N.Gregoras are printed with French trans.，but for the majority only a very brief summary is given.The careful notes，pp.291-389，on N.Gregoras’correspondents are useful;but on the text and trans.cf.H.Grégoire，B 3，468 ff.
[5]ed.J.Darko，Laonici Chalcocandylae historiarum demonstrationes Ⅰ，Ⅱ1 and 2，Budapest 1922，1923 and 1927;Rumanian translation，V.Grecu，Laonic Chalcocondil：Expuneri istorice，Ed.Acad.Rep.Pop.Romine 1958.Cf.also K.Güterbock，‘Laonikos Chalkondyles’，Zeitschr.f.Volkerrecht 4（1910），72 ff.；Darko，｀Zum Leben des Laonikos Chalkon-kondyles’，BZ 24（1923），29 ff.；idem，‘Neue Beitrage zur Biographie des Laonikos Chalkokondyles’，ibid.27（1927），275 ff.；idem，｀Neue comndationsvorschlage zu Laonikos Chalkokondyles’，ibid.32（1932），2 ff.W.Miller，‘The Last Athenian Historian：Laonikos Chalkondyles’，JHS 42（1922），36 ff..Athens 1926，pp.104-71.A.Ncomt，Die türkische Prosopographie bei Laonikos Chalkokandyles，Diss.Hamburg 1933;further bibliography in 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Ⅰ，
笔趣阁读书免费小说阅读_www.biquge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