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够失去你自己。
关于我婚姻的不幸，这是我最难以启齿的话题，挺沉重的，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我的人生，完全避开它就不完整，而且它在我人生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只好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1975年时我的两个女儿相继结婚，我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走完了苦难的历程，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谁知就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我的才结婚不满三年的长女言言竟然与其夫婿宗永廷在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夫妻二人同时遇难。这次打击到来时，那真是像从天而降的霹雳。我真没想到我在历尽忧患的余生，竟然会遭遇到如此残酷的不幸。我当时实在是痛不yù生，但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是我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我不得不强忍悲痛立即赶到多lún多去为他们料理丧事。我是一路上流着泪飞往多lún多，又一路上流着泪飞返温哥华的。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我仍然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我写了十首哭女诗，其中第四首写了“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第九首写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些诗句。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还不能使我真正从苦痛中超脱出来，我的整体心态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其实我从50年代，内心一直是悲苦的，多少年来都是如此。一个人其实也很奇怪，可能一定是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古人说物必极而后反，也许正因为我的长女言言夫fù的去世给了我一个最沉重的打击，所以使得我在极痛之余，才有了一种彻底的觉悟。
我的老师顾随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当年我对这两句话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如今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不幸之后，现在对这两句话才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它使我真的超越了自己的小我，不再只想自己的得失、祸福这些事情，才能使自己的目光投向更广大、更恒久的向往和追求。而且更巧的是，就在我的大女儿1976年去世那一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1977年我再次回国探亲，看到了祖国的中兴气象。我在旅行的时候，看到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使我对自己未来的人生有了新的期待和寄托，我发现我还可以回国教我喜欢的诗词，我还可以把我继承下来的一些传统回报给自己的国家。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是我从悲苦中走出来的一个心理过程。我不辞劳苦地投身于回国教书，并且把我的退休金拿出来一半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正是由于这样的缘故。“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庵号，“永言”是我的女婿“永廷”和女儿“言言”的名字。前者表示的是我对老师所寄托于我的传承的愿望，后者则表示的是我对青年的继起者的关怀。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用自己剩余的生命做着我终生热爱的古典诗词教研的工作，每年春天回到温哥华，秋天回到南开大学，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拖着这么重的行李往返大洋两岸，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
回顾我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我的一生。我从一个童稚天真的诗词爱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道路；后来为了谋生的需要，又步入了古典诗词教学的道路；而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步入了古典诗词理论研究的道路。我对于创作、教学和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何况我还经历了诸多忧患。首先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而荒疏了诗词的创作，又为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力于科研。
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确实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
说到讲课，我跟别人讲的也不一样。别人讲诗是注重知识、背景，我是对于文字里面所传达的生命比较重视，而不是那些现实的、外在的东西。当然现实的、外在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可是我的注意力不在那边。我的字也写得不好，我觉得文字只是一个符号，是外表，而时间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字写得很潦草，我不肯花时间一笔一画地去写。我也曾经想要改善一下我自己，去年暑假我在温哥华下决心写写书法，我写书法的时候，是一笔一画地好好写。可是我一写起文章来，就挡不住了，一下就写得很快了。
我讲课从来不写稿子，你把稿子写出来了，到课堂上一念，什么都死了。虽然温、韦、冯、李这几家的词我常讲，但我每次讲的时候，也都有新鲜的感觉。从这些词人的作品我所发挥出来的是活的、有生命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什么东西你一写下来，到时候一念，它就没有一个再成长的过程了。我在讲的时候，我不写出来，虽然这些东西以前也讲过，可是到时候它还是在现场新鲜捧出来的，我当时也在感动之中，所以才能带同学们去感动。
我这个人天生对现实的东西不大注意，这可能是一种缺陷。我看过林海音的书，她在北京只住了短短的几年，可是她把北京的大街小巷风土人情都写得栩栩如生。我在北京生长了二十几年，那些街道我也都走过，可是好像我什么都没有看到，而林海音看到那么多东西，所以我就觉得我对现实的东西感觉不那么敏锐。我所感觉敏锐的是诗歌里面的东西，诗歌里面的每一个字那种非常微妙的作用我都能感觉到。还不止是诗歌里文字，是诗歌透过文字所表现的生命里面的感受。我常常关在我那个小研究室里面，人家都觉得很闷很无聊。而我由于对于诗歌的喜爱，只要打开书本，书本里所反映的古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品格一下子真的都活起来了，我就可以沉没其中，真是自得其乐。
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都是与诗词有关系的，不管是讲课、看书还是写稿子，都是与诗词有关的。诗词真的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了。我在想，等我老得跑不动了，就留在大陆养老。我的小女儿说温哥华医疗保健、设备都很好，生活环境也好，应该留在温哥华养老。可是我觉得，留在那里，没有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留在这里，有很多喜欢诗词的学生，我们之间有很多共鸣和感应。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我还可以跟学生在一起，整理我那上千盘的讲课录音。这里有跟随我三十年的学生。三十年的师生保持联系，这天下还有很多；可是三十年来，我每次讲课，这些学生居然还都来听，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我常常问她们，我讲的你们都听过了，可是怎么还来听呀？一般来说，教书都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我这铁打的营盘还有铁打的兵！
我在多年前所编写的《诗馨篇》一书的序言里说过：“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生命总有走完的一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命脉，要依靠年轻一代继续传承。
近年来，常常有人问我这些古典的诗词，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不是由眼前现实物yù的得失所能够衡量的。近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经出版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comrican Mind）。这本书的作者认为，美国今日的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经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其结果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是令人忧虑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可喜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万万不能丢失了自己民族最淳朴的文化传统。现在有些人，只会数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几间；只注重外表的美，争先恐后去做美容手术；却不知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只有内心的美才是恒久的。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丢失了最起码的文明、道德。殊不知情cāo、品格是自己的cāo守，不是为别人守的。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打击，也经不住任何诱惑。浑浑噩噩一辈子，无法尽到一代人的责任，只是白白浪费了粮食。学人文学科的，更应该担当起把民族精神命脉传承下去的责任，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责任，我们要承前启后，各自负起自己的责任来。不能让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我们这一代损毁、丢失。
有人说我在国外生活，温哥华的气候又是那么好，你跑回中国去干什么？虽然我在加拿大也有我喜爱的工作，可是在国外工作，不足以完成一个中国古典诗歌教师的使命。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基、传统是在我们自己本国，要把这个根基和传统延续下去，必须回到中国，去教中国的学生。人生各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我追求的不是享受安逸的生活，我要把我对于诗歌中之生命的体会，告诉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
孔子晚年总结自己思想历程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yù，不逾矩。”孔子七十三岁就死了，他没有说八十以后怎么样，最近有些访问者常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的回答是：孔子虽然没有说过八十以后如何，但我自幼诵读《论语》，深感其中有一句话似乎可以终身行之者，那就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张候萍按：先生的访谈写到这里，我倒是很想引用先生的一首词，来总结我多年跟随先生学习访谈后对先生的整体印象，那就是先生在1980年所写的一首《踏莎行》：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也曾局囿深杯里。炎天流火劫烧余，藐姑初识真仙子。 谷内青松，苍然若此，历尽冰霜偏未死。一朝鲲化yù鹏飞，天风吹动狂波起。
后记
我不是叶先生的入室弟子。1979年秋，我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那一年春天先生第一次回国讲学，轰动南开园。我当时尚未入学，自然无缘见到先生。1980年，先生第二次回国讲学，我才得以听到先生讲课。课堂上的热烈气氛，我在南开读书四年，不曾多见。先生的教态，历历在目；先生诵词吟诗的声音，二十年萦绕耳畔。这里说的二十年，是到1999年，因为这一年深秋，在南开大学图书馆楼下的书香缘书店，我遇见了先生和她的秘书安易老师。我又亲耳听到了先生的声音，再一次开始跟随先生学习，至今已逾十年。这十余年随先生学习的收获，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是我人生中之大幸。
2000年有一家刊物向先生索要一篇自述文稿。有一天上课时先生说她准备了一些资料，问大家谁愿意帮她整理。我想了一下就说，我愿意，但是我不是您正式的学生，也不是南开的老师，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先生说，听了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你当然有资格。就这样我不自量力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在我爱人林雄的帮助下，两个多月后，我完成了《我的自述》这一篇文稿的整理工作。整理撰写《我的自述》使我初步了解了先生，她的人生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革的各个时期，而每一次变革，都对她的个人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既艰难坎坷，又诗情画意。先生以过人的才华以及她对于苦难的担荷能力，支撑着她那柔弱的身躯，一次次从苦难中走出来，为了她所钟爱的中国古典诗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我便萌生了进一步访问先生的愿望，想把她的人生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一年先生回温哥华前夕我向她提出了这个要求。先生没有马上答应，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古典诗词工作者，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什么可写的。
2009年张候萍（左）与叶嘉莹在叶家书房
2001年暑假，由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出资，南开大学文学院主办，在天津蓟县静寂山庄开办了一次古典诗词讲习班。期间有一天组织学员参观独乐寺，天津电大的徐晓莉老师对我说，这么灵山秀水的地方，不如我们去找先生聊天，独乐寺以后有机会再去。我当然愿意，便欣然前往。就是在这一次聊天中，我再一次提出访问的要求，并且说明这件事对近代中国文化历史的史学意义。加上徐晓莉老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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