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亿250亿美元）的赔偿，拆走了上千家工厂的设备，并且采取“靠本地来养活”的占领政策。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曾在1947年这样对法国的外jiāo官们说：“如果我到斯大林大元帅那里去，告诉他说，我不能做到让我管辖的部队和德国人民靠本地养活，而必须要求从外界进口食物来养活东部地区的所有那些人，那么，我的命运很快就决定了。斯大林会命令就地qiāng毙我，而我也只能认为他做得对。”而华沙条约形同沉重的枷锁，苏联用它死死地套着东德、波兰等国的脖子。
英法等西方战胜国没有像榨油机一样榨取西德，反而帮助西德重振经济社会的发展。仅马歇尔计划，西德就获得了15亿美元的援助。从1950年到1960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高达8.6%。经过战后短短的一段岁月，德国经济再次复兴。在德法之间，一个国家的发展奇迹没有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安全威胁，这还是头一次。
从1946年到1990年，法德之间实现了45年的和平。这是自1870年以来，莱茵河左右两岸持续最久的宁静。当德国再一次面临统一的抉择，不少人投之以狐疑的目光，德国统一会不会意味着一个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呢？德国要想和平，就得打消或减轻欧洲其他国家的疑虑。
对德国来说，和平意味着要有所放弃，其中包括德国不再对“历史上”曾属于它的那些土地耿耿于怀。联邦德国和魏玛共和国的国歌都是《德国之歌》，不同之处在于，联邦德国只采用了第三节歌词。但是历史的记忆和联想，不会与歌词的变化完全一致。因为诗人法勒斯勒本1841年在黑尔戈兰岛上写下的《德国之歌》，曾热情洋溢地表达德国人那种发自肺腑的“爱国情怀”：
……从马斯到梅梅尔，
从埃特西到贝尔特，
德国，德国高于一切……
如今，马斯属于荷兰，梅梅尔归立陶宛，埃特西在意大利，惟有贝尔特还在联邦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连哲学家康德生活了一辈子的科尼斯堡，也已成了俄国的加里宁格勒。德国何去何从？德国“统一”的分寸在哪里？
显然，没有放弃，它的邻国就没法安心，只要邻邦满怀猜忌，提心吊胆，和平的基础将依然脆弱。为此，德国人做出了历史xìng的抉择。正如德国报纸《时代》的女编辑登霍夫所言：“人人都感到我们已经受够了太多的报复和仇恨。不管怎样，如果不发动战争，不流血，怎样才能夺回失地呢？不可能。因此我们隐忍了。”1990年6月，东德和西德的议会承认将奥得-尼斯线作为德波边界。一年后，德波两国签订友好条约，承认两国以奥得-尼斯河为界，放弃使用武力。这意味着，除非在遥远的未来德国人再动干戈，否则统一后的德国就永远跟奥得-尼斯线东边的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再见了。
“不要领土，也不要赔款”
1945年8月29日下午，在日本厚木机场，麦克阿瑟对在那里迎候他的艾克尔伯格将军说：“鲍勃，现在算清账了。”9月2日，麦克阿瑟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这天，他在广播中宣告：“今天qiāngpào沉默了。一出大悲剧结束了。一次伟大胜利赢得了。天空不再下降死亡之雨了。……”
6天后，麦克阿瑟首次前往东京。他把司令部设在东京商业区第一大厦，大厦对面就是皇宫护城河。一位美国作家这样形容麦克阿瑟当时的权力：“作为盟军的最高司令官，年已六十五岁的麦克阿瑟是一个拥有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国家的绝对统治者。他是独裁者，是殖民地总督，是日本幕府时期的将军，是沙皇。”
大权在握，反而使麦克阿瑟认为自己“面临着一生中最困难的境地”。虽然日本就在自己的军靴之下，可麦克阿瑟清楚地知道，在他之前，“没有任何一次现代的对战败国的军事战领是成功的”，历史的教训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的新的战争……”
麦克阿瑟坐镇东京的使命，是要改造、重建和复兴日本，而非毁灭日本或把日本整得半死不活。正如杜鲁门所说的那样：“我们已赢得了战争。我希望德国和日本的人民能够在占领下复兴起来。正像我在柏林所声明的，美国不要领土，也不要赔款。”并非美国在二战中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杜鲁门才口出此言。美国在二战中伤亡总数过百万，其中将近30万人死于战场。最后的胜利来之不易，诚如杜鲁门总统在即将受降之际对美国人民所言，“无论在陆地、在海洋和在空中，美国的男女将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夺得了最后的胜利”，而麦克阿瑟自己，也曾有过被日军赶出菲律宾的狼狈。
1945年8月，在从冲绳飞往厚木机场的飞机上，麦克阿瑟手里拿着玉米棒芯烟斗，在机舱过道里踱来踱去，他向惠特尼口授指示：首先是摧毁军事力量、惩治战犯、建立代议制政府结构、使宪法现代化、举行自由选举、给予fù女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组织、鼓励自由经济、取消警察压迫、建立自由而负责的新闻制度、教育自由化、分散政治权力、政教分离。到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在日本待了五年零七个月。回想往事，这位陆军五星上将满意地写道：“这些工作使我忙碌了五年多。结果全都完成了。”
不光麦克阿瑟自己满意，日本人对这位占领者也满意。日本非但没有将占领者麦克阿瑟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反而对他感激不尽，当作恩人。当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解除职务时，日本人“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从美国大使馆到厚木机场的路上，“两百万日本人民排在路的两旁，挥着手而有的则流着泪”，依依不舍地看着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日本国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对麦克阿瑟表示敬意和感谢，天皇裕仁也亲自前来送行。据说，天皇用双手握住麦克阿瑟的一只手，潸然泪下。首相吉田茂则向全国广播：“麦克阿瑟将军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所取得的成就是历史上的奇迹之一。是他把我国在投降以后从混乱和衰败之中挽救过来并把它引上了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在我们社会的各个部分扎实地培育了民主精神。是他为和平解决方案铺平了道路。受到我国全体人民最为深切的尊敬和仰慕并非偶然。”吉田茂如此颂扬麦克阿瑟，并非是虚情假意的外jiāo辞令。几年之后，已经卸任的吉田茂，在他的回忆录里依然将“对于战败国日本的占领任务，主要是由美军来执行的，而且占领军最高统帅是麦克阿瑟”，视为日本的幸运。
打败了日本，占领了日本，改造了日本，却没有在日本留下仇恨。在此之前的现代世界历史中，就一个战胜国对一个主要战败国的占领而言，恐怕没有第二个如此成功的事例。麦克阿瑟在离开日本后说过，“我们采取的管理形式是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他不是吹牛。仅就如何处置天皇一事，就足见麦克阿瑟非凡的政治智慧。刚到日本不久，有些参谋人员建议，应该把天皇传到盟军司令部来，以显示权威。可麦克阿瑟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这样做将会伤害日本人民的感情，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做是折磨天皇。”他决定等天皇自己来。1945年9月27日，天皇主动求见麦克阿瑟。当时，英国、苏联和美国，都有不少人要求处死天皇。可麦克阿瑟认为，那样做的结果会是“悲剧xìng的”。他曾告诉华盛顿方面，如果天皇被逮捕并作为战犯审判，他和盟军司令部将需要“一百万增援部队”。麦克阿瑟也没有摧毁靖国神社。尽管这个神社的名册里也有那些曾与美军厮杀时殒命的将士，其中包括山本五十六、南云忠一。
不过，一个巴掌拍不响。日本人把美国人视为一个“好样”的占领者，他们自己也准备做一个“好样”的战败者。如果日本没有决心做一个“好样的战败者”，麦克阿瑟对日本的占领就未必会那么顺当。有好样的战败者和好样的战胜者，这是战后日本之所以迅速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9月17日，吉田茂出任外务大臣。不久，他去拜访铃木贯太郎。铃木是吉田茂在学习院大学时代的老师，担任过日本的第42届首相。吉田茂说：“这次我就任了外务大臣，您想到应该注意些什么，请多指教。”铃木告诉他：“关于战争这个问题，胜利后的善后工作固然重要，但战败时也必须作个好样的战败者。”
十多年后，吉田茂在回忆录里说，“西洋也有‘A good winner is a good loser’（一个好的赢家同时也是一个好的输家）这样一句谚语，我也认为是至理名言。对盟军总部要端正战败的态度是我一贯的想法”。那么，何谓端正战败的态度呢？吉田茂说，既不是一切都惟命是从，也不是阳奉yīn违，而是“协助占领政策”，不过，“每当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主张时，我一向是尽可能说明我方的情况，力求说服对方。并且在尽管这样但问题仍按对方的主张作出决定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遵守这个决定，以等待能够纠正对方错误或过分的时机到来”。
吉田茂并非麦克阿瑟的儿首相。吉田茂的思路有它的社会基础。
经过二战，许多日本人已经意识到，日本战败，并非坏事。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在1946年出版的《教育立国论》里就说，“假使当时日本成了战胜国，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呢？恐将是军阀、财阀、官僚专横跋扈，军部权力永久化，猖狂达于绝顶，军国主义被视为神圣，战争受到赞美，国家经费的大部分为此而被夺去，使国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中。……所以，我们决不去惋惜失败，难道不应该从心底欢呼‘败得好’吗？”
作一个好样的战败者，日本并没有吃亏，也没有耻辱。吉田茂在有生之年，就看到了日本的复兴：“在战争结束后，有些人认为日本已不能复兴。……但是，这样的日本竟在十年之中繁荣起来了，无论从汽车的数量，还是从楼房的幢数来看，都比战前增加了几倍以至几十倍。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出现过这样的复兴景象？”从1952年到1973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10%的速度迅速增长。复兴起来的日本，并非一个怀恨在心的美国仇敌。
代后记 看他楼起楼塌
历史上，大国怎样崛起，如何衰亡，跟其政体息息相关。
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国历史经验显示，奉行专制或极权政体，也可能富国强兵，兴盛一时，称雄一方，但此类政体有着致命缺陷，虽然也可能使一国如深沉暗夜中的流星一样光芒耀眼，却不足以言为万世开太平。
在现代世界，试图以竞逐国家富强来阻碍、替代向共和政体的转变，是一条不归路，一条危险的不归路。共和政体诚然并不完美，但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并能付诸实践的、对人民而言最为安全的一种政体，有着国家富强所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和魅力。
（一）政体与大国的衰亡
一、自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以来，三百余年里，专制大国的寿命，有长有短。其中值得格外注意的现象是，19、20世纪一些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由兴到亡，时间不超过80年，以至于许多人在有生之年，就能眼见它兴起目睹其灭亡。
在19世纪的曙光照临欧亚大陆之前，有的专制帝国，已经维系数百年，摇摇而不坠，有的则凭借惯xìng、残暴，当然还有智慧，甚至运气，熬过19世纪，步履蹒跚地进入20世纪。自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待到宣统皇帝逊位，爱新觉罗氏坐了二百余年的江山；及至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宣布退位，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俄罗斯已逾三百年；而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撑到苏丹制被废的1922年，则历经了六百余年的风风雨雨。
和这些老帝国的“长命百岁”不同，在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从诞生或兴起到崩溃不超过80年。许多人有机会“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法兰西第一帝国从1804年拿破仑称帝，到1814年拿破仑退位，也就十年的光景；法兰西第二帝国自1852年12月宣告成立，到1870年9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不到18个年头；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在普法战争的凯歌声中应运而生，到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流亡荷兰，还没有风光够50载；日本帝国自1867年明治天皇登基，1868年开始维新，到1945年战败，不到80年；而从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到1945年5月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德意志第三帝国只存在了12年。作为一个超级大国，1922年12月成立的苏联，即使从1917“十月革命”算起，在1991年12月崩溃降临之时，也没有活到75个年头。
换言之，如今世上已无“长命百岁”的专制或极权大国。
二、虽然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不一定“长命百岁”，但是迄今为止，“长命百岁”的大国，却无不属共和政体。
在历史上，也有共和政体的短寿大国。1871年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是其中一例。它苦苦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成为战胜国的一员，而后却在与纳粹德国铁甲雄师的殊死较量中，兵败如山倒，1940年崩溃时它还只有69年的历史。
虽说实行共和政体的大国不一定就“长命百岁”，但是如今“长命百岁”的大国，无不采行的是共和政体。国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英国，并无“共和国”的名号，且白金汉宫里还有一位万民敬仰的“女王陛下”，但它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和国。若依孟德斯鸠（1689-1755）的判断“英国是个裹着君主制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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