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首席助理”。这一职位只能由文职官员充任，而且“武装力量中正规部队的授衔军官退出现役不满10年者不得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不仅国防部长不能由退役不满10年的前正规军授衔军官担任，就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也同样有此限制。此外，负责采办的国防部副部长、负责采办的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国防研究与工程署署长、国防部长助理、国防部长审计长、作战试验与论政署署长、国防部首席法律顾问，一共17个职位，也只能是总统任命的文职官员。
此外，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空军部长，也必须是由总统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任命文职人员担任，而且正规军的授衔军官在退出现役后，5年之内不得被任命担任这三个职务。就连陆军部副部长和陆军部部长助理、空军部副部长和空军部部长助理、海军部副部长和海军部部长助理，也都是由总统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任命文职人员担任。
作为一个行政部门，国防部依照法律规定由国防部长办公厅、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参谋部、陆军部、海军部、空军部、联合与特种作战司令部等组成，身为文职人员的国防部长是国防部的最高领导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参谋长和海军陆战队司令，虽然都是现役军官，但是他们都被置于文职人员的领导之下。比如，陆军部长是陆军部的首长，陆军部作为其领导下的独立机构，是“在国防部长的授权、指导和控制下进行工作”，下设一名文职人员人员担任的副部长和五名文职人员担任的部长助理。作为协助陆军部长履行其职责的陆军参谋部，是陆军部的执行部门，虽然陆军参谋长只能从陆军将官中任命，任期为4年，但此项任命须经参议院的咨询和同意，并且“在战时或在国会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期间”，也只可以“重新受命不超过4年的任期”。
常备军用于国内
有的人以为，在一个共和国里，常备军就是只能用于对外的国防军，而不能对内使用。无论是证诸美国的历史还是美国的法律，这种看法或印象都没有根据。汉密尔顿在为批准美国宪法辩护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时可能发生一些情况，使全国政府必须采用武力，这是不能否认的。……bào dòng和叛乱不幸是同国家分不开的弊病，就像肿瘤和斑疹是同人体分不开的疾病一样；总是单纯用法律的力量进行统治的思想（我们听说这是共和政体惟一允许的原则），除了存在于那些自命聪明、不屑汲取经验教训的政治学者的幻想之中以外，是根本不存在的。”按照美国宪法，国会有权“镇压叛乱”，而总统则誓言“尽自己的最佳判断力和能力，保持、保护、保卫联邦宪法”。
也正因为这样，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在197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在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和人民是一个整体，是一家人”的同时，援引数据来证明美国军队“成了扼杀人民自由的刽子手”：
譬如，美国《军事评论》杂志有一期曾列举了这样一些数字（当然是很不全面的数字）：仅在1900年至1960年期间，美军用来镇压本国劳动人民为保卫自己人权而举行的罢工和yóu xing示威就达五百多次。从《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对工人的残酷镇压，“我们士兵对bào dòng者采取行动之坚决，可以从所有被杀的bào dòng者被子弹击中了头颅或心脏这一事实中得到最好的证明”。
且不论苏联官方出版物的数据是否准确，自从美国立国之初起，美国确实一再在国内使用常备军。大规模动用武装部队来解决国内事务的例子，莫过于中国人所熟知的南北战争了。1792年，华盛顿总统签署的一项法案，授权州民团去抑制“其力量已超出司法诉讼的正常途径所能压制的集团”；1807年，国会授权总统为同样的目的使用联邦军队；1894年，最高法院裁决，“如果发生紧急事件，国家的军队……要为国家效力强使法律得到遵守”。但是，也正如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所说的，“只有一个理由可以使用部队，那就是支持法律”。
依照美国法律，在任何州发生反对州政府的叛乱时，应该州立法机构的要求，或者在不能召集立法机构的情况下，应该州州长的要求，总统可以“使用他认为镇压叛乱所需要的武装部队”；此外，“只要总统认为由于反对合众国职权的非法骚扰、结社或集会或反叛行为”，“已不可能”在任何州或领地内“以一般司法程序使用合众国的法律，他可以为行使法律或镇压反叛”，“使用他认为需要的武装部队”。法律明确规定了总统可以“镇压叛乱、国内暴乱、非法结社或yīn谋活动”，如果它妨碍法律的执行，致使人民被剥夺其“宪法赋予和法律保证的权利、特权、豁免权或保护”，而州当局又“无力、未能或拒绝保护上述权利、特权或豁免权，或提供上述保护”；或者“反对并妨碍合众国法律的执行，或阻止上述法律的司法过程”。不过，总统在根据规定认为有必要使用民兵或武装部队时，“应发布文告，立即命令叛乱者在限定时间内解散并和平地返回其住所”。
派兵小石城，就是在国内事务中动用常备军的一个例子。1957年9月23日，上千白人涌到阿肯色州的首府小石城的中心中学，阻挡预定要进校的黑人学生。同日，艾森豪威尔发布第3024号文告，明确表示“我将使用美国的全部权力，包括所需的一切武装力量，以阻止任何妨碍法律的行为和实施联邦法院的命令”。9月24日，艾森豪威尔调遣了1000名101空降师的军人到达小石城。在美国历史上，艾森豪威尔之前33位总统里，有13位总统动用过军队以平息国内骚乱。
不过，对艾森豪威尔的做法，美国人可以公开表达不同的意见。阿肯色州州长福布斯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判断错误”；密西西比州参议员伊斯特兰说，“总统这一举动是企图摧毁南方的社会秩序”；南卡罗来纳邦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参议员则声称，“如果我是州长，而他开了进来，我会和他进行他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战斗”。佐治亚州参议员拉塞尔致电艾森豪威尔，不仅抗议“在您指挥下的美国武装部队正在使用高压和非法手段，他们正在执行您的命令，在小石城公立学校里，使黑人和白人一起上学”，而且指责总统对美国公民使用希特勒式的冲锋队员的战术，并谈到了“刺刀下的统治”。
对9月26日收到的这份电报，艾森豪威尔能做的，顶多也就是为自己辩护的话说得不客气点：“我完全不能理解，你怎能把我们的部队比作希特勒的冲锋队。一种情况是用军事力量来实现残暴的独裁者的野心和目的，而另一种情况是用来维护自由政府的制度。”但也仅此而已。他接下来答应拉塞尔参议员，将下令调查其所提出的个别士兵的胡作非为。虽然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发生胡作非为的事，但这也表明，总统面对这样的质疑时，也不能虚应故事。
创造怎样的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都是活在当下，面向未来，但也常常不免夹缠在历史的恩怨纠葛之中。可是历史长河悠悠万载，“勿忘”也好，“牢记”也罢，都只可能是选择xìng的记忆。执着、沉湎于历史的纠葛，无异于置身无解的迷宫。
想仇恨继续下去并不难。无需编造或夸大其词，只要用心搜寻，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恐怕都能够找到，在历史上的某个时候跟某个国家结过梁子，有过流血或没流血的过节。20世纪找不到，到19世纪找，19世纪找不到，到18世纪找，一直找下去直到找着为止。
“掏尽德国人的腰包”
1940年贡比涅森林的法德停战协定签字仪式，是戈培尔的宣传杰作。
6月22日这天，在贡比涅森林的专列车厢里，希特勒坐在当年法军元帅福熙签字的地方。车厢是福熙元帅1918年11月11日用过的车厢，桌子是福熙元帅1918年11月11日使过的桌子，位置是福熙元帅1918年11月11日坐过的位置。“德国夏季时间下午六时五十分”，签订了令法国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就连德国在法国领土上的占领军的给养费，都规定“应由法国政府负担”。希特勒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为德国人报了法国佬1918年的一箭之仇。
在这个法国蒙羞德国雪耻的历史xìng时刻，兴奋的元首跳起了快步舞。作为德方代表，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泰尔将军也是喜不自胜，日后在回忆录里，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战神在这里虽然并不曾留下任何踪迹，但是，对于我却具有强烈的沧海桑田气氛，其他出席典礼的人，也容或有此同感。当时在我内心里，真可以说是百感jiāo集；我觉得，这是我们对凡尔赛和约复仇的时刻，一种战胜的自豪心情，以及缅怀在战斗中光荣殉国袍泽们的崇敬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之所以选择贡比涅森林作为谈判签字的地点，凯泰尔在宣言里说得一清二楚：那是为了用“一种纠正错误的正义行动来永远消除法国历史上并不光彩的一页和德国人痛恨的历史上的最大耻辱”。这位德国将军斩钉截铁地告诉法国人，对于停战协定中的各项条款，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盘拒绝，不能更改。
停战协定签署完十五分钟，那节从法国的展览馆里推到贡比涅森林铁轨上来的车厢，又被工兵们动手运往柏林供人参观。法国人引以为豪的象征，转瞬之间，又成了德国人展示国威的宣传品。纳粹不会放过利用这个“伟大时刻”的机会。纪录这一时刻的宣传片《新闻周报》，在德国所有的电影院里放映，解说员格外强调它的历史象征意义。
当然，贡比涅森林里法国人立的那块大理石纪念碑，也得毁掉。因为石碑上铭刻着：“1918年11月11日，罪恶的、骄横的德意志帝国在此投降被它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这回，德国人过足了报仇雪恨的瘾。德军只花了五周的工夫，就开进了宿敌法国的首都，比俾斯麦当年打败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德国人用鲜血洗刷了他们眼中的“凡尔赛耻辱”。阿尔萨斯、洛林失而复得。斯特拉斯堡的共和国广场，变成了“俾斯麦广场”，米卢兹也有了一条阿道夫希特勒大街。要是法国小说家都德（18401897）活着，恐怕还得在百岁之年再写一篇《最后一课》。
纳粹德国确实是欺人太甚。但是德国人的欺辱，也不是无缘无故。法德两国怨怨相报，由来已久。
1918年11月11日，还是在贡比涅森林。那回，是福熙元帅（18511929）发威。当德国代表团的埃尔兹贝格议员提到“建议”时，福熙冷冷地说，不存在什么建议的问题，难道德国代表团不是来请求停战的么？话像刺刀一样锋利、冰冷。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给。没辙的埃尔兹贝格，也只能在车厢里含恨撂下一句“一个七千万人的国家虽灾难深重，但并没有灭亡”。言外之意，烽烟虽灭，火种尚在。
这一年，拿破仑三世的老婆欧仁妮（18261920）92岁。她说，她感谢上苍让她活着看到了“复仇之年”。对于德国人给她带来的家国之耻，老太太一直含恨在心。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时，西线响起了停战喇叭。硝烟散，恨未消。法国朝野，像欧仁妮老太太一样，不想放过复仇的机会。法国大部分舆论都支持克里孟梭的主张，那就是签订一个苛刻的“jiāo纳赔款的”和约，也就是1871年俾斯麦强加于法国人头上的那种和约。在谈判期间，《晨报》发起了一场“德国佬应该赔款”的运动。
饱受苦难的法国人，要求对德国进行彻底报复，这不奇怪。一战使法国人财两失。不仅丧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140万人死亡和失踪，大约300万人受伤，而且负债累累。法国1918年的预算赤字高达180亿法郎，并且还欠美国160亿法郎，欠英国130亿法郎。惨胜的法国，身受重创，精疲力竭。
胜利的喜悦，跟德国的旧怨新仇，jiāo织在一起。对法国来说，往事简直不堪回首。百年之中，首都巴黎竟然五次目睹普鲁士军人的刀光剑影。一个大国蒙受这般屈辱，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许多经历过1870年普法战争的人还活着，屈辱和痛苦的记忆还活着。法国五十年来一直生活在德国崛起的yīn影之下。它憋着一肚子的恶气。鏖战四年，好不容易熬到了胜利之日，如果哪位领导人在谈判桌前轻言放弃报复，正如丘吉尔所言，“那就非倒霉不可”。
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没有胜利的和平”的企盼，注定了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欧洲的战胜国，没有一个愿意自己两手空空。最初，法国狮子大张口，提出要德国赔款的总额，高达6000亿8000亿金马克。在英国，“掏尽德国人的腰包”，则成了首相劳合乔治的竞选口号。
对那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复仇的快感之中的国度来说，科隆市市长阿登纳对德法和解的呼吁，无异于对牛弹琴。1919年2月1日，这位未来联邦德国的总理，在科隆市政厅的汉萨礼堂摆事实讲道理：“德国和法国世代相仇。德法两国之间的争执和斗争已翻来复去进行了好几百年……德国现今瘫痪在地。不言而喻，法国一方不可能认为目前这种状况能确保自身今后的安全。德国目前虽然完全瘫痪，但铁的事实是德国有6500万人我只说大约数字而法国的人口为3500万-4000万。德国将会从它目前的瘫痪状态中重新站起来。谁也不知道德国多少年后才能站起来，但德国将会站起来则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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