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家和野心勃勃的政客有用。”恰恰相反，说自由无用的政客，是想让人民的自由没有保障，而政府的权力则不受制约。
权力蕴涵匪xìng。要钱还是要命？这是劫匪勒索的逻辑。同样，这也是权力榨取百姓血汗的逻辑。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曾提到过约翰王（11991216年在位）用监禁手段勒索犹太人的事。1210年1月，英国的犹太人遭到突然监禁，债务记录被没收。为了杀鸡儆猴，一些犹太人被残酷惩罚。坎特伯雷的以撒被绞死，财产进了财政署的腰包；诺维治的以撒向王室专员支付1万马克，保住了xìng命。布里斯托的一位犹太人首领，如今已不知道姓甚名谁，他也遭到了监禁，并被勒令缴纳1万马克。刚开始，他一口拒绝。于是，故事的进展就像孟德斯鸠描述的那样：每天被拔掉一颗牙齿，一连拔了七颗，拔到第八颗的时候，他受不了啦，付银1万马克。到了这年的10月，约翰王向犹太人开征重税，王室专员总共为国王搜刮到了6.5万马克。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由虽和氧气、水、盐一样不能当饭吃，但是自由没有保障的地方，最后一块铜板，最后一粒米，都可能被官府毫不留情地拿走，也像唐朝百姓那样，不得不“竭膏血，鬻亲爱”。对于活活挨饿“没有面包的人”，由于没有自由，处境甚至可能恶劣到不能自谋生路，即便当叫化子也得官府恩准开路条。没有自由，是件要命的事情。
英国人那么在乎国会同意，可他们jiāo的税，并不因此就比别的国家的人要少。就是在汉普登连20先令都不肯缴的英格兰，光荣革命后，在威廉三世时代，“税收收入翻了一番，而自此以后英国人承受的税收负担比法国人还重”，可税负轻于英国的法兰西日后却陷入了革命的血海之中。法国人对收税的那些家伙深恶痛绝，大科学家拉瓦锡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就是因为他当过包税人。
税负轻重与否的基本标准
中国古人抨击“横征暴敛”，向往“轻徭薄赋”，可是如何算轻，怎样是重？大清帝国的臣民跟大英帝国的臣民，感受会截然有别。
1761年2月，马萨诸塞的詹姆斯奥蒂斯在演说中提出，“征税而不准选举代表是虐政”。第二年9月，他在马萨诸塞立法机构宣读了向总督提出的抗议书，声称“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是臣属于乔治，还是臣属于路易，是臣属于英国国王，还是臣属于法国国王，这是无足轻重的。只要这两者都是专制的（这是必然的），只要这两者能够不通过议会而征税，其结果就没有什么差别”。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来自伍斯特的议员蒂莫西佩因大叫：“叛逆！叛逆！”
不管怎样，美洲殖民地的人民认为“无代表权的赋税是暴政”。换言之，没有代表权就是要求征收一分钱也是暴政。在他们眼里，暴政、虐政、苛政不等于非得是敲骨吸髓，像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或汉武帝那样，弄得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倘如无视了国民的代表权，比如英国下院通过法令向美洲殖民地征税，那就是暴政、苛政，就是不可接受、不可容忍的税痛。《独立宣言》历数英王的罪状之一，就是“未经同意向我们征税”。
这些美洲佬，也像他们的英国祖先一样，死守着“无代议士不纳税”这一原则，不容忍任何其他大道理摧毁这一原则。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债台高筑，国债高达一亿三千万英镑，光每年利息就得支付400万英镑。英国在美洲的军政支出，也从1748年的7万英镑，猛增到了1764年的35万英镑以上。在这样的财政背景下，让殖民地居民出点钱，英国当局也觉得理所当然。于是，在首相兼财政大臣的乔治格lún维尔的提议下，1764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糖税法》，要对外国输入殖民地的食糖和英国或欧洲的奢侈品，如酒、丝和麻等征附加税，撤消了殖民地早先曾享受的某些免税待遇。《糖税法》的序言说得很清楚，“在国王陛下的美洲领地征取税收，以支付各该领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费用”。
然而，正是这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糖税法》，让沉浸在“七年战争”胜利喜悦中的殖民地人民，转而去思考自己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律师、商人、立法议会和城镇会议，纷纷表示不同意《糖税法》。纽约殖民地议会给英国议会的请愿书提出，“蠲免未经许可和非自愿的纳税负担，必须成为每一个自由领地的重大原则”，没有这个原则“就不可能有自由、幸福和安全”。
如果说这些做法还算温文尔雅的话，美洲殖民地人民对待印花税就不那么客气了。1765年3月22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授权批准印花税法案。殖民地人抵制印花税法的方式，不仅有严词抨击，抵制英货，还有捣毁税务局，焚烧税票，给税务员涂柏油粘羽毛游街；在波士顿，印花税票代销人的店铺被捣毁，他的模拟草人被处以绞刑。等到1765年11月1日《印花税法》生效时，弄得在殖民地连印花税票和代销印花税票的人都找不到。
美洲殖民地抗税不是税负多少的问题。1766年2月13日，在英国下院，有议员问富兰克林：“如果适度的话，你不认为美洲人民会顺从jiāo印花税吗？”富兰克林回答说：“不，绝不，除非被军队武力强制。”当有人问他：“如果《印花税法》被修改，可憎的那些部分拿掉，并且税减少到某些不怎么重要的细项上，你不认为他们会服从《印花税法》吗？”富兰克林这次又回答得很干脆：“不；他们永远也不会服从它。”
只要不摧毁英国人久已认可的“无代议士不纳税”原则，就很难证明征收印花税的合理合法。1766年，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说反对《印花税法》，他提醒同事们，“美洲人是英格兰的儿女，而非它的私生子！课税不是统治权或立法权的一部分”，并观点鲜明地指出，“未得北美平民的同意，英国无权去掏他们的腰包”。“印花税必须无条件地、完全地、立即废除”。
事实上，英国议会想征收的印花等税，既非会让殖民地人民倾家dàng产，不堪重负，也非在已经苦不堪言的殖民地人民身上再添负担，将逼得他们卖儿卖女或投河上吊。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就说，“不论从任何角度来比较，这些殖民地实际上一直是免税的”。在18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每人平均纳税还不到1先令，而英国本土是每人26先令。一个年轻的女仆只需要用收入的二百分之一来jiāo税。据估计，1775年英国人人均支付的税收相当于殖民地人的50倍。倘若照当时沉浸在康乾盛世之中的大清臣民来看，干嘛好好的日子不过，就为这么几个小钱，呼天抢地大动干戈？就这么几个钱，你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就巧舌如簧地叫嚷乔治三世是暴君？
但美洲殖民地人民硬是一步步走上造反之路，但为的不只是那几个小钱。华盛顿1774年7月20日回复布赖恩费尔法克斯的信里就说得明明白白：“先生，我们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课税过重而反对缴纳每磅三便士的茶税吗？不，不是这样，我们所一直反对的并不是别的，而是英国对我们的课税权。”“我认为，不经我同意，大不列颠议会就没有权力把手伸进我的衣袋里随便掏钱，正如不经同意，我没有权力把手伸进你的衣袋里去随便掏钱一样。”美国革命成功之后，美国人要jiāo给联邦政府的税，可比当年大英帝国想要征缴的那点儿多得多。诚如美国学者所言，“殖民地居民并不是因为受压迫和贫困而造反。殖民地居民的生活可能比英国群众的生活更好”。
这真是应了孟德斯鸠那段名言：“国民所享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征较重的赋税，国民所受的奴役越重，便越不能不宽减赋税。这是通则。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如此；将来也将永远如此。”孟德斯鸠说：“大多数共和国可以增加赋税，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而且由于政体xìng质的作用，通常都有力量纳税。”
相比之下，确实像英国政治家柏克所说的那样，“专制的政权，是一个无能的筹款者”。因为在专制国家，会永远困惑于无法确知赋税轻重的界限，永远无法让国民心甘情愿纳税。十七世纪，曾担任过驻海牙大使的英国政治家威廉坦普尔爵士说过，“西班牙强征于荷兰的赋税，较之荷兰加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兰却不接受，而要反抗”。柏克称他“说得没错”。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人均税负占人均收入的比率，也差不多是法国的2倍。若仅看税负占人均收入比率的高低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横征暴敛，那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英国比法国更像是一个横征暴敛的国家。由此可见，单凭税负轻重多少，是无法判断是否属于国民无法接受的苛政，无法承受的税痛。
最为关键的税痛，是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伤害，而非税额的多少。在柏克看来，“人在权利上所受的伤害之深，与在钱袋上受到的伤害之大，是可以同样之甚的。一项剥夺人民之全部自由的法案，未必使其财产大受损失。人在大路上被抢了两文钱，使他大为愤恼的，主要不在于这两便士。”苛政、虐政也好，暴政也罢，并非得是把人逼得没有活路，榨干最后一滴油。
一言蔽之，横征暴敛或轻徭薄赋，不是个百分比多少的数字问题。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中就说：“……在一个宪政国家，由于人民自己的意识，捐税反而增多了。没有一个国家，其人民应缴纳的的捐税有象英国那样多的。”没有人民的自治，政府摊派征缴，无论多少，都属于暴敛横征。倘若以当年汉普登和他家乡山民的标准，或者以杰斐逊们的观念，中国自秦汉至满清覆亡的赋税，无论数量大小，都属横征暴敛，都是苛政、虐政。这才是最为深重的税痛。没有或者缺乏这样的税痛感，就没有或者缺乏宪政民主的精神和心理基础。换言之，赋税制度影响一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反映一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赋税制度；有什么样的赋税制度，就需要什么样的人民。
须小心看待的力量
大国之大，给人最为直观的印象，就是兵强马壮，军力雄厚。而维持给人印象深刻的军力所需滚滚的财源，则是民脂民膏。
如何确保人民血汗维持的军力绝不至于演变为人民的异己力量，沦为任何强人或集团对内对外一逞私yù的冒险资本，是千百年来人们竭力探索的政治难题之一。而探索之路上，难得顺风顺水，有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
“凭刀所予的权力”
哈林顿（16111677）是英国革命的见证者。
查理一世被俘后的时光，就是在他的陪伴下度过。平日里两人私谊甚笃，话也投缘，然而只要哈林顿谈大洋国的共和国理想，查理一世一听就烦。
不过，通往共和国之路上的障碍，并非只是查理一世这样的君王。等到砍掉国王的头颅，共和的绚丽霞光，依旧没有照临大不列颠。克lún威尔成了终身护国公。用跟他同时代的克拉lún顿（16091674）的话来说，“尽管没有国王的头衔，然而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国王都望尘莫及。”克lún威尔照样对哈林顿的共和国理想不感兴趣。
在1649年，也就是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那年，哈林顿开始写他的《大洋国》。这部政治小说里，主人公奥尔佛斯麦加利托在革命成功之后，辞却执政官一职，退隐乡间。一看便知，是想假借这个虚构的大洋国执政官，讽谏克lún威尔也功成身退。克lún威尔不齿这一套。他说：“人家以刀剑打下的江山，岂能因一粒纸弹的攻击而轻易放弃？”还下令扣留哈林顿的书稿，不准出版发行。
克lún威尔不是辛辛那图斯。共和主义者心目中高贵的政治美德，在恋栈的政治家眼里则是不谙世事的政治幼稚。
不过，哈林顿的运气不算太糟。通过疏通克lún威尔的女儿，被扣押的《大洋国》书稿又物归原主，并在1656年秋得以印行。虽说克lún威尔也是个狠角色，权势甚于昔日的查理一世父子，但英国毕竟不是明清帝国，无论是查理一世还是克lún威尔，都不可与中国制度下秦皇汉武的威势同日而语。所以今天全世界的读者还能有幸读到如此浅直而又精彩的段落：
如果有两三千人对于祖国抱着满腔热忱，但是赤手空拳地遇到了一批雇佣兵，试问这些人又能算什么呢？如果那些雇佣兵走到场地来说道，“先生们，你们最好选某某人，”试问你们还有自由吗？他们要是说，“先生们，议会诚然是非常之好，但你们应当少安毋躁，因为现在不适于他们行事，”试问你们的共和国还能存在吗？
事实上，克lún威尔就是用这样的手法对付议会。
1648年12月6日，回到lún敦的克lún威尔，派普莱德上校带着龙骑兵，把住议会大厦的各个道口，驱逐了大约140名长老会议员。其中41人遭到逮捕。查理一世何尝有过“普莱德大清洗”这样的大手笔？当几个议员问腰挎佩刀的休彼得，凭什么拘捕他们，得到的回答是：“凭刀所予的权力。”
通过这场政变，“长期议会”被它自己创建的那支骁勇善战的军队弄成了“残阙议会”。后来，克lún威尔对这个“残阙议会”也不满意了：“除非军队扯着这些人的耳朵把他们从宝座上揪下来，他们是不会离开的。”1653年4月20日，克lún威尔带着30个火qiāng手赶到议会。火qiāng手留在门口，克lún威尔只身走进议会。
听了一会儿辩论后，克lún威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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