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寻味的现象：即使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最酷烈之时，也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死于英国人的刀qiāng之下。
但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并没有因此而掉头回到大英帝国的怀抱。世道如斯，人心如斯。
腰包里的大国特xìng
现代世界的大国，无一能离开赋税的支撑。财大方能气粗。有什么样的筹款方式，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一国人民的精、气、神。于此，大国之大，是民大还是权大，强国之强，是民强还是权强，人民是国家的股东还是工具，一目了然。
“为什么我就不能呢”
1603年3月24日，七十岁的伊丽莎白撒手人寰。这位终生未嫁的女王留给了继任者高达36.5万英镑的债务。家底如此，无论谁继任国王，都得想办法筹钱。
女王去世当天下午，枢密院宣布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王位。拣了顶英格兰王冠的詹姆士，以为天上掉下了个香饽饽。他的一位亲信对人说：“我的君主好像在荒地里流浪了四十年的可怜人，终于看到了他所期待的乐园。”7月25日詹姆士加冕成了英王詹姆士一世。
詹姆士一世跟伊丽莎白不同，人家是个一辈子没结婚的女人，上无老，下没小，比起詹姆士屁股后面还有王后王子公主来，王室自然能省一大笔开销。这还不算，詹姆士一世手头紧一点倒也罢了，可他偏偏又不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节俭，也没有像女王那样有不少王室土地可卖。这位国王对自己的大手大脚还振振有辞：“口虽溃疡，不能不吃。”
新国王酷爱打猎，不仅影响国务，而且让村民大伤脑筋。因为他们得把粮食等物品低价卖给国王，庄稼也常常被毁坏。国王出门打次猎，等于是将所到乡村的村民剥了层皮。1604年，詹姆士一世遭到了村民们一次绵里藏针的幽默抗议。他的猎犬乔勒（Jowler）失踪了一天，回来时，脖子上绑着一封信。信上写道：“善良的乔勒先生！我们祈祷你能禀告国王（因为他只听你的话，却不理睬我们），请殿下赶快回lún敦，否则乡村将会毁灭；并且我们的供应品已将耗尽，不能再招待国王了。”看到信函，詹姆士觉得可乐，没当回事，又在邻近地区停留了两个星期。
这封信对于詹姆士来说，其实是不祥之兆，它至少寓示国王在英格兰的权力有限。詹姆士一世没法跟万历皇帝相提并论。要是在大明帝国，哪个小民百姓不因皇上驾临感到三生有幸，反而在皇家猎犬的脖子上挂这么一封yīn阳怪气的信，龙颜一怒就可能脑袋搬家。詹姆士一世没有锦衣卫，更没有常备军。可偏偏他心气还挺高。当年，詹姆士一世的大臣对下议院说：“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比和他地位相同的人更坏。”可是凭什么呀？
光下议院的那帮子人，就够让詹姆士一世挠头的了。有一次，他对西班牙大使说：“下议院是一群无头之鸟，议员们乱哄哄地发表意见。每次开会时，只听见他们乱喊乱叫。想不到我的祖先竟然允许出现这样的机构。我不是本地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已是客观存在，所以只好容忍这个无法撤消的机构。”
既然国王没本事把议会撤销或弄成橡皮图章，那税收的事，也就没法只由着国王的xìng子来。手头紧巴的詹姆士一世，也想与国际“接轨”。他曾振振有词地说：“既然法国和丹麦国王都能征税，为什么我就不能呢？”饱学的国王理解不了英格兰不是苏格兰。当然，更不是法兰西或大明帝国。英格兰国王不能对人民敲骨吸髓。
不仅詹姆士一世不能，他的儿子查理一世也不能。查理一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可爱的父亲，忠诚的丈夫，后世史家称他“是位廉洁的国王，统治着一个廉洁的朝廷；贪污受贿和挪用公款的现象被堵住了”。可这并没有使他保住王冠，最后还被送上断头台。
人比人，气死人。路易十三要比他的妹夫查理一世专制，可最后不得好死的，却是查理一世；查理一世的宠臣斯特拉福伯爵被当罪犯处死，国王自己还得忍痛批准死刑判决书，而红衣主教黎塞留却是1642年死在红衣主教府的自家床上，并且备享哀荣。黎塞留有句名言：“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劳德大主教哪敢说这种话，又哪里说过这种话？在黎塞留执政期间，捐税一个劲地往上涨。到这个家伙去世的时候，国税已预征了3年。够狠了吧？如果说法国的马扎然红衣主教和英国的劳德大主教之间，必须有一个人该死的话，轮不到劳德。
常备军是专制必备之血本。黎塞留这么干，有qiāng杆子撑腰。法国朝廷有足够的刺刀镇压人民对苛捐杂税的反抗。1626年法国陆军只有12000人，1635年陆军已达13万。1639年暮春，诺曼底地区的赤脚汉起义，是法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抗税bào dòng。这年7月16日，一位古当斯法院的官员，本来跟盐税一事没有一点关系，可他被怀疑是税吏，结果遭处死。不仅他的尸体遭到践踏，就连双眼，也被fù女用纱锭给挖了出来。人们还在他的坟上立碑警告，谁敢来阿富朗什增添新税，就会落这样的下场。可这场大火，朝廷硬是用雷霆手段给扑灭了。qiāng杆子里面能出钱。可詹姆士一世爷儿俩缺的，就是qiāng杆子。自1603年到1640年，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召唤到的武装人员，为数只有几十人，而不是上千人”。想像秦皇汉武或路易十四那样征敛，也缺乏本钱。
汉普登抗税
英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约翰汉普登（15941643），出身贵族，在剑桥大学读过书，1621年年纪轻轻就被选进下议院。可这位有头有脸、邻里敬重的绅士，却是查理一世眼里的刺头。1627年，因为抵制查理一世的“强制xìng借款”，就被下过一回大狱。那次，他坐了差不多一年的牢。
后来，在查理一世征船税这事上，约翰汉普登又挑头和山民们一起抵制，硬是拒绝缴纳区区20先令。虽说在1641年左右，花大约20先令就能买一头菜牛，可汉普登并不是缺那点钱，他每年的收入估计超过1500英镑。但他认为，要是乖乖地jiāo了这20先令，等于承认国王有撇开议会随意征税的权力。兹事体大，将就不得。
事情越闹越大。面对抗税风潮，查理一世抬出了国家安全的理由。星室法院给国王的意见是：“当王国的普遍利益和安全濒临存亡关头，整个国家处于危殆之中的时候，陛下可以下令所有臣民提供相当数量的船舶，连同弹yào和给养在内，谁拒绝就对谁强制执行；同样，唯有陛下可以决定这种危殆之存在与否，决定何时以及如何予以防止。”查理一世公布了法官们的这个看法。
其实，这样征收船税也不是查理一世突发奇想。七百多年前，按照阿尔弗雷德大王（849899年）时代的一条法律，维持舰队的费用应由全国承担。只是这条法律是老皇历了，内陆各郡不jiāo船税已成惯例。就连西班牙无敌舰队威胁英吉利安全的日子里，伊丽莎白一世也没能破这个例。更何况，查理面前，偏偏又有一个要跟他过不去的国会。丘吉尔就说，“仅就这个要求的正确xìng来说，如果把它提jiāo一个忠诚的国会，也会得到一致批准的。”
想想也是。海军并不只是沿海城镇的事情，跟整个国家有关，为了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海军力量，向全国征税，照理不也说得过去么？可是，过去不是这样做的，现在查理一世没经议会同意就要改规矩了，而议会里的先生们，却又大多来自内陆，本来就对海军没啥兴趣不想掏腰包。
汉普登坚持己见，查理一世又没能力关起门来打狗，让衙门里的人悄悄收拾汉普登。案子1637年由12个法官审理。汉普登的代理人声称：“如果对国家的威胁确实是被感受到了的话，如果国王因国家确实处于危殆状态，迫切需要装备船舶的话，事情也必须由国会进行讨论；如果唯有国王可以决定国家是否感受到威胁，那末，他未经国会同意而擅自征税，人们的自由和财产就将遭殃罹难。”他还推论说，“如果陛下……可以未经议会批准就向被告征收××[20]先令……那么基于同样的法律逻辑，这一税额又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是××英镑呢，甚至于无穷大呢？”这些话，国王听了，可能觉得是悖逆，可那些需要jiāo税的人听了，可能就会觉得言之有理。
最后，高等民事法庭的12名法官以2票多数判汉普登有罪，缴纳罚金。首席法官芬奇（Finch）宣称英国王权是“绝对的”，任何限制国王“支配其臣民身体与财产”的国会立法都是无效的。听到这一判决后，威尼斯大使宣称，这是君主专制主义，也是英国国会的终结。
查理一世赢了官司，输了政治。可他的宠臣、爱尔兰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斯却不识时务地说：“我希望汉普登先生之流，因受到这次鞭击而变得清醒起来。”抗税的汉普登成了英格兰人效仿的英雄，汉普登之流也没有变得如总督希望的那样“清醒”。商人西蒙兹狄维姆斯还在大声嚷嚷：“如果自由人的财产可以被蛮横征税，那么他们与古代的农奴和维兰还有什么区别呢？”1637年，国王收缴到了预定船税额的90%，可到了1639年，只收缴到预定额的20%。公道自在人心。1640年11月，召开新国会时，汉普登又作为白金汉郡的代表出席。
中国有句俗话，好汉不吃眼前亏。就为20先令，堂堂一个贵族，输了官司蹲监狱，值得吗？倘若当时大明王朝的臣民碰巧听说了这事，这汉普登十有八九会被认为是个傻角色，或者是个想出风头唯恐天下不乱的刁民，或者是个爱钻牛角尖的xìng格偏执之徒。这个刺头难道不能先把钱缴了，有什么意见再好好向政府提么？为什么非要用这种针尖对麦芒的极端方式呢？可是，汉普登计较的，哪里只是20先令？是20先令背后的权利和自由。更何况权力总是倾向于得寸进尺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自由和权利需要“斤斤计较”。在日后的1642年4月，汉普登一个人就自愿捐了1000英镑给议会作军事开支。他哪里是缺那20先令？
如果只讲妥协，不讲为原则而斗争，就不会获得可靠的权利和自由。早在1215年6月，《大宪章》第十二条就规定，国王除了“余等之长女出嫁时之费用”等三项税金，“设无全国公意许可，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虽然国王无权擅自征税的原则是宣告了，可约翰王根本不甘心被逼得“王在法下”。要知道，《大宪章》的产生，可谓是剑刻而非笔写。当贵族和教士们等约翰王在写着《大宪章》的羊皮纸上署印时，随从士兵全副武装地隐藏在不远的灌木丛里呢。所以在1215年8月，羊皮纸上的印迹未干，约翰王又向反对派贵族开战了。可见，英国的宪政历程可不只是写满“妥协”两字。事实上，没有斗争，就没有英国宪政。
等到查理一世君临英格兰的时候，“王在法下”，国王无权擅自征税，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传统了。事实上，英国在1640年之前的税收，相对于许多欧洲大陆国家是相当少的。对英国人来说，jiāo税可不只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是一个事关权利和自由的问题。英国人甚至认为，捐税如果没有议会批准的话，乖乖jiāo税那才真正是可耻可恶，哪会非要被国王逼到卖儿卖女的地步才质疑、才抵制。1629年3月，英国下院通过的决议就称，“不论是谁，要是怂恿或者劝告征收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要是充当这种税款的征收者，他就是政治上的谋叛，本王国的重要敌人”；“不论商人或其他人，凡自愿顺从或缴纳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者，就是本王国的敌人和自由的叛逆者。”离了议会批准，根本没有什么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之类的事。马克思也说过：“使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的英国革命就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
正是因为在原则问题上那种不依不饶的精神，绝对王权才没法子在英国立足。据经济学家熊彼特分析，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世俗作家在涉及税方面的文献，“表现出明显不同的趋势：大陆作家大都站在官僚机构一边，常常认为出于阶级利益的抵抗是愚蠢的、反社会的，而绝大多数英国作家，特别是在反对查理一世征收造舰税的斗争中，则认为争取自由的立场是值得赞扬的”。1583年和1585年，法国三级会议拒绝给亨利三世（15741589年在位）批准额外的税收，可人家照征不误。博丹还为此辩护：“如果急需，君主不应等待等级会议开会或人民同意，因为他们之安全依靠他的预见和勤勉。”这事要是搁在英国，那些平时温文尔雅的绅士，早就有人站出来跟朝廷急眼了。
光荣革命之后，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开宗明义地宣称，制定《权利法案》是为了确保英国人民传统的“权利与自由”。“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英国人这么看重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可不是中了什么意识形态的邪。他们尊重自由的价值是来自自己的经验。
经验告诉人们，在权力面前不在意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就是不在意自己的钱财。中国有句俗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过，为财死和为自由而战是分不开的。权力可以控制谁的自由，也就可以控制谁的钱财。你看查理一世，谁不按照他的意志缴纳船税，就把谁扔进监狱，看你还缴不缴！1790年6月24日，马拉写信给德斯莫林说：“对于没有面包的人来说，政治自由有什么用处？它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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