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的“特种战术”呢？就是解放军“能专找我们高级司令部和高级指挥官的所在地。凡是我们主力的调动，团长以上官长的行动，几乎都被他们发觉。结果我们前方的高级司令部，往往遭袭击，高级指挥官往往被他们俘获。这是他们8年以来，处心积虑，聚精会神所研究出来对付我们的特种战术。”为了提醒将领们认识此种“战术”的厉害，蒋介石还将其形象化地称之为“断头战术”，说以往guó mín dǎng军队在战场上失败就在于没有找到对付“断头战术”的方法。现在他找到了。
蒋介石研究的办法归纳起来有五条：
一是军、师、旅、团各级司令部，要尽可能多设预备司令部（亦称假司令部），各预备司令部的距离，最好在10里左右。司令部所用房屋，切不可用最好的。司令官白天住一处，晚上则换住另一处，或者不住司令部内，而住在一个普通的营或连里，到那里去指挥部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就日本投降发表广播讲话。图为演说后步出广播大厦。
二是行军时，司令官切不可骑马或坐轿，“一切生活行动，服饰态度，要和士兵一样”，这样解放军“就不知道谁是指挥官了”。
三是如果被包围，“绝对不能退却，在什么地方受包围，就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就地构筑工事，坚守待援，否则，一退必乱，一乱就被共军消灭”，指挥官不是被打死就是当俘虏。
四是如果被包围，“切不可发出无线电报或打电话向上级报告自己部队死伤了多少，粮食只剩了多少，如果不救援，就再不能支持了，因为共军已经掌握了我方的许多密电码。”“我方无论什么加码的电报，他们在三五个小时内都可以破译出来。敌人攻了几天原准备撤围的，现在获悉我方情况后他不但不撤，反而决心再强攻，直至取胜。”蒋介石特别说明：“我们的指挥官吃这个亏是太多了。”
五是各级军官，要“重节cāo尚廉耻”，身为军人，又是高级指挥官，“要以牺牲报国为天职”，奉命守卫一个地方，“唯有抱定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宁可被打死也不当俘虏。
蒋介石反复告诫他的军官们，以上五条是“求生”的秘诀，照着办，就可以转危为安，可以“避免再蹈以往的覆辙！”
事实自然不像蒋介石所说的那样，解放战争的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也就是蒋介石寻找对付解放军“特种战术”的时期，被俘guó mín dǎng少将以上将领共176名，其中正规军105名，非正规军71名。解放战争第二年（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正是guó mín dǎng军队的将军们“谨记”蒋介石亲授的不当俘虏“秘诀”的时期，解放军共俘虏guó mín dǎng军少将以上军官326名，其中正规军210名，非正规军116名。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又有562名guó mín dǎng少将以上军官被俘。这个事实说明，不论是否按照蒋介石的秘诀去做，guó mín dǎng军的高级指挥官都难逃不被俘的下场。而且随着战争的发展，当俘虏的越来越多。正如俗语所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军事从属于政治，只要违背了民心民意，不管你能想出多少新奇花招，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而且，蒋介石的这些小聪明实在没有什么新意，也不切合实际。比如他要求将官们生活行动、服饰态度要和士兵一样，就是根本不现实的事情，别说让将官们与士兵一样生活行军，就是让guó mín dǎng军队的一个小小的连长与普通士兵一样也是难以办到的事情；蒋介石要求将官们死战到底，却对战败的将官遗属们不闻不问，最著名的例子是锦州守将范汉杰的夫人逃到葫芦岛时，联勤总司令郭忏写了一个条子给后勤机关：“奉谕给范太太送金圆券一万元。”这就是失去范汉杰的代价，而且这还是背着蒋介石，郭忏私自决定的，蒋介石自范汉杰被俘后，始终没听说有什么关注的表示。这样的行为，怎么能让下属为己死战？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
1949年3月25日，被迫第三次“下野”隐退的蒋介石在和他的两位黄埔学生guó mín dǎng十四兵团司令官宋希濂、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的谈话中这样讲道：“我们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遭受过许多的挫折，但从未失败到今天这样的严重。抗战胜利后，我们的军事力量，较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得多，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呢？军事上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军队的战斗意志太薄弱了！一个师甚至一个军。一被共军包围，只有几个小时或顶多一天工夫，就被共军完全消灭了。共军行动飘忽，我军常不容易找到它的主力，和它进行决战。一个部队被围，指挥官勇敢沉着，选择要点，固守待援，本是我军捕捉和歼灭共军的最好时机。但每当增援部队快要到达的时候，被围部队就已被共军吃光了，结果总是扑了一个空，反而把其他的部队也拖得精疲力竭，给共军以更多可乘之隙。就这样，使得共产党的力量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而我们则日益削弱。抗战期间，日军一个小部队，据守一个据点，我军以数倍乃至十倍的兵力，围攻多日而不能克，就是因为日本军队有武士道的精神，他们的官兵视死如归。我们过去统一两广和北伐时期，能以少击众，以一当十，是因官兵具有‘不贪财’、‘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且英勇奋斗。但抗战胜利后，很多部队完全丧失了这种精神，尤以许多中上级军官利用抗战胜利后到各大城市接收的机会，大发横财，做生意，买房产，贪女色，骄奢yín逸，腐败堕落，弄得上下离心，军无斗志。这是我们军事上失败的根本所在。你们现在带学生，带部下，首先最要紧的就是要恢复国民革命军的传统精神，才能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大责任。”
在谈及失败的政治原因时，蒋介石这样讲道：“共产党人和追随他们的一些党派及社会上的一些人士，对于我个人及国民政府，攻击诬蔑，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说政府是如何地横征暴敛，说我是如何地有钱，说老百姓对我是如何地痛恨等等，而我们党内也竟然有些人随声附和。共产党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本党，本党同志不知一致团结起来对付它，反而这样离心离德，实在令人痛心之至。”
蒋介石的这番话对不对，当然不对。guó mín dǎng政府及军队的种种腐败早已存在，但相较而言，包括杂牌在内的guó mín dǎng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确实要好于解放战争时期。而且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方面并不优于侵华战争中的日军，而发动内战时的guó mín dǎng军队的军事素质和武器装备要远优于有过一些上佳表现的抗日战争时期。同一支军队在两场不同的战争中，其战斗意志和表现上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原因其实说来也很简单，抗战时期，guó mín dǎng军队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战，为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而战，所以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将领能够死战沙场，为国捐躯。而这场fǎn gòng反人民的内战却是一场qiāng口对内的不得人心的战争，以致包括guó mín dǎng军队官兵在内的渴望和平的国人对这场战争无不恨之入骨。古人有云：上下同yù者胜。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意愿发动这场不得人心的内战，无疑是把自己放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上，包括guó mín dǎng军队官兵在内的国人无不希望这场不应该的战争早日结束。如此怎能要求这些guó mín dǎng官兵在与解放军的战斗中保持高昂的斗志？看一看guó mín dǎng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屈指可数的阵亡将领名单和高达177万余人的起义、和平改编、投诚总数就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guó mín dǎng在大陆全面失败后，蒋介石在感叹“英雄的末路情怀”之余，又开始振作精神，认真总结guó mín dǎng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在蒋介石看来，guó mín dǎng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军事崩溃。是什么原因导致guó mín dǎng军队在战场上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呢？蒋介石认为主要是七个因素：
第一，军队纪纲的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1950年3月，蒋介石在一次会议讲述《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中非常沉痛地说：“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
“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之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
蒋介石因此告诫众将领：如果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第二，对三民主义的动摇是军队崩溃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在一次军官会议上讲：“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却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蒋介石还当面指责与会的高级军官：“你们平时口头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你们在行动上，究竟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呢？对于三民主义是不是只有形式的信仰，把三民主义当做了一个口头禅而已？”
第三，军事崩溃是由于军事制度不健全所致，蒋介石痛切地说：“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他把guó mín dǎng军队高级将领的缺点列出八条：
（1）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
（2）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之间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
（3）消极被动，推诿责任。
（4）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5）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6）因循守旧，得过且过。
（7）迟疑犹豫，徘徊却顾。
（8）主观自大，故步自封。
蒋介石认为造成上述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应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一来，“军队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
对于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蒋介石认为是受了美国人影响与缺乏现代军事学识所致。他分析说：“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而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是我们军事最近四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四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
蒋介石还分析说：guó mín dǎng部队军官大多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者居多，一向是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大家虽然生活在现代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认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建立制度”，特别是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他强调：“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由党部遴选，通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作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第四，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又一原因。guó mín dǎng军队是雇佣制度，很容易形成官兵对立情绪。蒋介石指责说：“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仰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yín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
在军民关系方面，蒋介石声称：“可以说是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1945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停。左起：马歇尔、宋美龄、蒋介石。
针对官兵对立与军民关系恶劣的弊端，蒋介石提出必须加以纠正。如何纠正呢？蒋介石开出的yào方是：各级军队首脑必须与士兵同甘共苦，“官兵一体”，“生活一致”；在军民关系方面实行“军民合一”。
第五，关于军事失败战略方面的的原因，乃是由于战略的错误。在这里，蒋介石将战略上的错误归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战争bào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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