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被政府征调的民夫。
上图：1946年，苏北方向所谓“收复区”的农村，一个老fù正被一个外国记者采访，受到了政府官员的呵斥。
所谓“征购”是guó mín dǎng政府在征实之外，强用低价购买农民收获的粮食。在绝大部分场合，这种“征购”与没收没有什么两样。正如当时一首“田赋征实病民歌”中所写的：“市价一担钱值万，如何官价只两千？”由于guó mín dǎng政府粮食部规定的“购价”就不及“市价”的一半，各地省县政府又打折扣，到了保甲长手里的时候，连法币的影子亦被扣光了，出粮的人是永远拿不到钱的。其次，被“征购”的粮食，还要强迫人民群众代为运送。
所谓“征借”，就是除征粮，征购之外，再向人民强迫借一定数量的粮食，规定第五年起分5年还本。这就是预征和加重田赋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没收，因为“征购”农民都拿不到一分钱，“借”的东西当然就更谈不上拿到一文钱了。
据统计，1946年度，“全国40个省市田赋征额共计72639400石，征借额共计26395700石，地方公粮12938200石，合计11100多万石。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上年度的一倍。有人说，1946年的虐政，“比满清以来历年的都更重更苛”。
在田赋征实之外，guó mín dǎng反动派为发动内战，大肆扩充军队，搜刮军需，重重勒索，使农民更遭到不堪其苦的灾难。如江西峡江，几经guó mín dǎng军队骚扰，人口只剩下3万多，可是征购的军粮却高达10万石之多，照所剩人口分配，连吃nǎi的婴儿在内，平均每人要出军粮3石多。在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急催各地军粮的情形之下，江西省粮食处长程某也投河自杀。1946年5月27日的上海《文汇报》就此事评论说：“在程氏自杀前，不知有多少农民因出不起‘军粮’而被迫自杀。程氏之死更说明江西是实实在在没有军粮了。”
再如河南，1946年的灾情虽然严重，但还是要负担驻在该省的78万中央军和33万地方军的军粮、马匹草料。以淇县为例，方圆不足50里，人口不过7万，“征粮、征草，除正当摊派公教团警公粮，和代各部队半价征购公粮不算外，仅仅替各部队无价征购各项，计有豆麦面为2969330斤，麸料柴草共9680768斤。这个数目，已经2倍于当年麦收的全数。
guó mín dǎng政府除了用征实订购的方法抢夺农民的粮食外，还利用它印刷出来的法币到处抢购，不但政府机关和各省的田粮处在抢购粮食，就连guó mín dǎng的大员们也在抢购粮食，造成粮价不断暴涨。但这丝毫不会给农民带来好处，因为农民手中的粮食已经都被搜刮尽了，得到好处的只有囤积居奇的官僚资本。
除了田赋、军粮外，农民还要额外负担许多莫名其妙的苛捐杂税。在guó mín dǎng统治区的各种“今古奇捐”和“民国万税”，不但比抗日战争之时没有少些，而且是越来越多，越发出奇了。据1946年9月16日的南京《大道》统计，浙江绍兴县，仅仅非法的摊派，即达276种之多，如果再加上合法的摊派，数目更加惊人。重庆《大公报》披露：四川农村中每年除了征实征借的负担以外，“还得负担一百几十种摊派”。“重庆附近的几个县份的农村所负担的各种非正式捐税，有乡公所办公费，乡分所官兵伙食费，保办公费，警备班津贴，驻军蔬菜费，驻军马料费，驻军营房材料费，修qiāng械费，特别保卫费，优待壮丁抗属费，壮丁安家费，保学校设备费，消防队伙食费，积谷征募费，航空费，飞机费，救国捐，建国捐，各种献金23项，这还是比较固定的。还有乡保长的婚姻丧祭，过年过节，总得临时摊派”。以四川新都县某乡为例，1948年上半年该乡每亩的税捐摊派有：巡查队食米、军服费、子弹费、训导费、学米、壮丁费、户籍米、供应米耗损、临时费5.95升，如果再加上临时xìng的派工、派款、负担就会远超出这个数字了，而当时的中等田每亩最高产量也不过1石左右，这就是说，仅仅苛捐杂税就要吃去产量的一大半。
在guó mín dǎng统治区，农民的悲惨状况，正如当时的一首民谣所说的那样：“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米、坐监牢。”同时，还因兵役和差役的苛虐，农村劳动力受到严重的摧残，农民被迫充当pào灰，致使家破人亡，田园荒芜。为了打内战，guó mín dǎng反动政府四处抓丁，主要目标自然是在农村。guó mín dǎng国防部兵役局在1946年内，从全国各地征集新兵60万， 1947年上半年，就征集新兵100万，全年征兵150万人，1948年征兵也在100万以上。与此同时，1945年中国至少有600万亩耕地受到水灾。1947年入夏后，guó mín dǎng统治区发生的水、旱、蝗、雹各种灾荒，遍及15个省，受灾耕地面积达数千万亩，灾民约在2000万以上。据guó mín dǎng政府自己报告，1947年冬天，难民总数达到4800余万人。1948年夏季，华南9省大水灾，灾民在3000万人以上，粮食损失在2亿担之间。
天灾、人祸，使农业的衰落与崩溃日益加剧，农业生产显著下降，生产水平一年比一年低。据联合国救济总署估计，1946年比抗战前减少8%至12%；1947年，据guó mín dǎng政府粮食部长俞飞鹏称：稻谷收获量较战前减少34%，小麦减少40%，茶叶和其他作物减少的更多。农业生产总量只等于战前的60%。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粮食生产已经下降到战前水平的74.6%，棉花下降到52%，这是四大家族掠夺农民造成的又一恶果。
在蒋祸和天灾夹攻之下，广大农民面对饥饿和死亡的威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据1946年报纸记载，湘、桂、闽、赣四省饥民啃食树皮草根度日。河南省5月份饥民800万，12月，河南、广东待救饥民2000万人。河南安阳一李姓农民当年总共收了70石麦子，可是guó mín dǎng政府要派他90石，他老老实实地把所收的麦子完全缴出以后，家中断炊了，全家12口人在绝望中集体自杀。报纸揭露说：“河南已chéng rén间地狱，3000万人民辗转于惨绝人寰的悲剧中。黄汛地区，七八年来不能生产，人民以野菜、观音土充饥，面浮肿，肌肤绽裂，便溺脱肛。鄢陵、扶沟、尉氏、洧川一带fù孺，因要随时匍匐便溺，顾不得羞耻只穿着露裆裤子。灾民并不时互相用细枝从肛门中挖出干粪，以免肛胀。汛区已成一片沙滩，高楼半陷土中，矮屋只见屋顶，数十里不见人烟。”鱼米之乡的湖南，1946年灾民已达2000万，5月份衡阳灾民饿死数万人，6月份全省饿死300万。700万人民正靠草根、树皮、观音土、白土等充饥，零陵某家7口，误食dú草后全家中dú，七窍流血而亡。祁阳、武冈等县，饥民因吃糠皮日久，大便不通暴死者，日必数起，耒阳一11岁灾童偷米一把，被警察一脚踢死。伴随灾荒而来的是脑膜炎、恶xìng痢疾、疟疾、霍乱、天花等传染病的流行与泛滥。邵阳桃花坪疟疾猖獗，平均每日死15人。这种情形，就连guó mín dǎng政府的湖南省主席王东原也承认说，他周历衡山、衡阳、祁阳、零陵、邵阳、耒阳等县农村千余公里，没有一家农民有饭吃。“他们碗里盛的是草，锅里煮的也是草”。到8月份，湖南全省殆于饥饿和疾病的共约400万人。
俞飞鹏
河南省路边饿死的饥民。
其实，guó mín dǎng统治下的各省都是如此，严重的饥荒到处存在。1946年，报载guó mín dǎng统治区饥民达一亿之多，甘肃省会兰州，采食野菜草根吃的达10万人以上，四川有3000万人吃观音土。广西救济总署请发棺材300万。江苏3000万人面临饥馑。从1946年到1947年间，仅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就有1750万农民饿死。广大农民在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残酷掠夺和天灾的袭击之下，生活极其悲惨，浙江黄岩一个因参加抢米风潮而被捕的农民说：“我们肚子里没有一粒米，请你们剖开肚皮看吧！”
广大农民被逼得忍无可忍，走投无路，觉悟到只有坚决反抗，才是摆脱“蒋祸”的出路。因此，guó mín dǎng统治区内农民起来抗租、抗征、抗捐、抢米，反抓丁、惩jiān、清算恶霸的斗争，遍及全国各地，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区，已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民变。陕南民谣说得好：“抗粮抗款抗抓丁，百姓才能过安宁。”四川60余县、江西20余县以及湖南广大地区，20多万农民已经拿起武器，坚决地同guó mín dǎng反动派进行斗争。1946年，在12个省里发生了武装农民起义，有40万农民参加。到1947年，扩大到17个省，参加的农民达100万，1948年时还在继续扩展。在相当程度上加速了guó mín dǎng反动统治的崩溃。
胡适曾在《独立评论》中尖锐地批评说：“大多数农村所以破产，农民所以贫困，是由于国内政治不良，剥削太苛，搜刮太苦，负担太重。现在农村最感痛苦的，是抽税捐太多，养兵太多，养官太多，纳税养官，而官不能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纳税养兵，而兵不能尽一点保护人民之责，剥皮到骨了，血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一丝一毫的治安幸福，在这种痛苦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产党，不做土匪，那才是该死的贱种哩！”胡适的这一番话，可以说是蒋介石反动政权最后陷入全中国民众的最广泛的包围的原因的最好注解。一个党，一个政府，不注重民生，只知道压榨人民，它的垮台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王东原
胡 适
翻身农民同地主作斗争。
上图：部队干部对贫雇农骨干进行阶级教育，并和他们一起研究斗争地主的办法。
上图：解放军华东部队于1947年在河南省境内作战时，开仓济贫，拯救贫苦百姓。
上图：察哈尔省农民观看政府发给他们的土地证。
上图：河北省获鹿县民兵担架队即将出发。
解放区的民工不怕冰水刺骨，为部队架设桥梁。
中国革命究其实质而言其实就是农民革命，可以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战争。与guó mín dǎng蒋介石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相比，中国共产党以土改分田地的方式赢得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拥护，也就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一些被俘的guó mín dǎng军军官在解往后方途中，亲眼看到络绎不绝的众多民工推着小车，扛着担架，赶着大车支前，没有军队看押也不逃跑，自动为解放军运送军需物资和伤员，白天飞机zhà扰也不害怕，夜间有时露宿荒郊野外，还把衣服脱下给伤员盖。不禁感慨万分，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因为guó mín dǎng军队那边情况正相反，伤员、军需只能靠火车、汽车运，没有jiāo通线的地方就毫无办法，所到之处老百姓则逃散一空。他们说：“老百姓这样拥护共产党，我们真是服输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之明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确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源泉。而蒋介石的军队不但缺少这样一个源泉，甚至于因军纪上的严重问题而被广大人民称之为“遭殃军”，以至于军民关系形同水火，极端对立，所以他的败退台湾从根本上讲就是不可避免的。
Chapter 40
第四十章 台湾岛上的痛定思痛
败退台湾的最初岁月，蒋介石整日闷坐楼中，心情无限凄凉，想当年：黄埔起家，北伐督军，蒋家王朝开张的盛典何等隆重；抗战领袖，民族英雄，又是何等的威风凛凛。而如今，孤家寡人，众叛亲离，退守孤岛苟延残喘。
1949年5月26日，蒋介石在离开上海，乘坐“太康”号军舰前往台湾的途中，曾对其子蒋经国言及他心目中的真正的guó mín dǎng失败的三条原因，他说：“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50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姓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发表演说。
蒋介石在军舰上眺望大陆，表情黯然。
蒋介石在台湾阅兵。
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时，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隆隆pào声，企图在成都部署西南会战的蒋介石父子，在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带着满腹的凄凉和悲哀飞返台湾，永远告别了中国大陆。专机起飞后仅半小时，机场就被解放军占领。
败退台湾的最初岁月，蒋介石整日闷坐楼中，心情无限凄凉。想当年：黄埔起家，北伐督军，蒋家王朝开张的盛典何等隆重；抗战领袖，民族英雄，世界四强何等的威风凛凛。而如今，孤家寡人，众叛亲离，退守孤岛苟延残喘。此时此刻，在蒋介石的脑海中，始终有一件事让其百思不解，那就是强大的guó mín dǎng，数百万的国军，又掌握着全国政权，为什么会被小小的共产党在三年多一点的短短时间打败。
不能说曾是三军统帅的蒋介石不是一个会总结教训的人，早在解放战争初期，鉴于guó mín dǎng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屡屡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蒋介石深知，高级将领的被俘，不但影响“民心”、“士气”，而且“使整个战局都受到顿挫”，如果不制止，让事态发展下去，将会有更多的指挥官被俘，他的命根子军队也就要瓦解了。因此他花尽了一年的时间， “劳心焦思”，研究出一套可使手下高级将领“不被共军俘虏的万全之策”。1947年4月15日，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的一次讲话中就此“万全之策”作了详尽的解释。他说：高级指挥官之所以被俘，大都是遇到了解放军的“特种战术”呢？什么是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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