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三人受蒋介石之托，来到南京傅厚岗38号李宗仁家中，向他传达蒋介石下野的意向，请他出来主持大局。李宗仁的态度比较谨慎，他提出了对未来局势处理的三点意见：第一，本人仅为倡导和谈而主持大政；第二，组织举国一致内阁主持和谈，其人选另行考虑；第三，和谈应请国内进步人土赞助，共策进行。
李宗仁的这些意见由张群等人带回去向蒋介石反映。张群等人刚一离开，李宗仁就急不可耐地嘱咐程思远用长途电话向白崇禧作了通报。白崇禧接到程思远的电活后，喜出望外，因为他答应到武汉就职的初衷就是为了逼蒋下台，拥李主政。他一再叮嘱程思远，要他务必转告李宗仁：蒋去李来，应援用“宪法”第49条上半段条文，而不要用下半段条文。因为上半段是“继任”总统，而下半段是“代理”总统。白崇禧强调说：“只有名至，才有实归，而名不正则令不行，将来难于有所作为。”
自此之后，白崇禧几乎每天都要通过长途电话与程思远联系，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为了保密，白崇禧每次通过长途台转接电话时，都假称是“王先生”，他与程思远讲话时，说的是不大正确的广东白话，只有跟随他多年的程思远才能勉强听懂他的意思，目的是防止特务窃听。
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总统府秘书长”，为他的下野做准备。但对于何时正式宣布下野，蒋介石直未向李宗仁说明。李宗仁还能耐着xìng子等待，白崇禧却等得不耐烦了，突然于12月24日从汉口发出“亥敬”电，经张群、张治中转送给蒋介石，内称：
程思远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存亡危急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钺，披肝涤胆，上渎钧听，并贡萏荛：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
孙 科
孙传芳
汪精卫
此外，白崇禧还将同一份电文转发给程思远，嘱其呈送给“行政院长”孙科。程思远接到白崇禧的电文后，先送给了李宗仁，李宗仁看罢白崇禧的电文，不禁拍腿大呼：“糟了!糟了!老蒋已把他的下野意图告诉我们，而今健生发了这份电报，他将误会我们里应外合，逼他早日下台，这真是帮倒忙也！”
果然，蒋介石看了白崇禧的“亥敬”电后勃然大怒，高声怒骂：“娘希皮！这是桂系重演‘逼宫’戏!真是岂有此理！”
白崇禧的这份电文，使蒋介石想起了当年白崇禧、李宗仁联手逼自己第一次下野的往事。那是在1927年，当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在中国出现了南京、武汉两个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对立”。当时属于蒋介石阵营的李宗仁、白崇禧窥测时机，与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内外勾结，共同逼迫蒋介石下野。有一天，蒋介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如何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困难局面。蒋介石以低沉的声调说：“诸位，北洋军阀孙传芳部用重pào轰击南京的狮子山，搞得南京城内人心浮动。但更大的威胁还是来自武汉方面，唐生智、朱培德、张发奎等部已推进到安庆，我军现在是两面受敌。但北有长江天险，孙传芳一时还不敢轻举妄动；唯有唐生智等人东进之势汹汹，应急谋御敌之策。健生兄，你来任此巨艰吧。”白崇禧听了却无动于衷，反而说：“总司令，武汉汪精卫等人既已fǎn gòng，我们应当急谋统一，怎么能同根相煎呢?你的命令，兄弟碍难执行。”
唐生智
朱培德
张发奎
李宗仁也趁机提出，南京目前两面受敌，必须接受冯玉祥的建议，与武汉方面谈和，方能集中兵力对付孙传芳。蒋介石听了白崇禧和李宗仁的话后，很不自在，过了好半晌，才从他的嘴里非常困难地吐出这样两句话：“如果你们一定要和的话，那我就必须走开!”
白崇禧马上说：“总司令能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目前难关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
就这样，在白崇禧和李宗仁的逼迫下，蒋介石被迫下野。
想起当年的往事，蒋介石不禁怒火中烧。他认为这一次又是李宗仁、白崇禧里应外合，逼迫自己下台。蒋介石一赌气，对白崇禧发来的电文不理不睬，并有意把自己下野的时间向后推迟。
白崇禧左等右等，见南京方面毫无音讯，便以蒋介石对“亥敬”电没有答复为由，于12月30日又发出一封“亥全”电，促使蒋介石赶快表态：
当今之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持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两利也……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蒋介石在接到此电后，不能再装聋作哑沉默下去了。“他不能以个人作梗”，遂于1949年元旦发表了一个文告，明白表示：“个人进退出处无所萦怀，一切取决于国民之公意。”这是蒋介石首次公开表示愿意下野。随后，蒋介石于1月2日以“冬”电，对白崇禧的“亥敬”、“亥全”两电给予答复：
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顾念民生之涂炎，对当前国是，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唯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今大计虽已昭明，而前途演变尚极微妙。望兄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借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党所算，则幸矣！
蒋介石要白崇禧“持以宁静”，少安毋躁，不要对他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但白崇禧置之不理，继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企图逼迫他早日下台。为此，白崇禧邀请华中5省参议会议长到汉口，要他们联名发出主和通电。5省议长积极响应，其中河南省议长刘积学在通电中明确提出请蒋介石立即下野。
对于白崇禧的不肯就范，一意孤行，蒋介石深感头痛。1月4日，蒋介石不惜纡尊降贵，亲往傅厚岗李宗仁的家中，请求李宗仁劝劝白崇禧，不要做得太过分。蒋介石说：“我会走开的，但退职，需要进行必要的部署，否则你上台后不好负责。深望健生亦喻此旨，共体时艰。”
此后，蒋介石又不断接到特务机构的密报，说白崇禧在武汉扣留运往广东和长江下游的武器和金银储备，并召集各省的民意代表到武汉集中，似乎在酝酿大的举动。蒋介石不得已，只好派张群去汉口，对白崇禧当面进行劝说。
1月9日，张群奉蒋介石的旨意，拉着黄绍作陪，乘专机飞抵汉口，向白崇禧传达了蒋介石口授的两点意见：“第一，我如果‘引退’，对于和平，究竟有无确实把握?第二，我如果‘引退’，必须由我主动，而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压力。”
白崇禧对于蒋介石下野后，能否马上实现国内和平，确实没有把握。经与黄绍相商，白崇禧决定首先在武汉地区实现局部和平，并以此向蒋介石施加更大的压力。为此，他于1月12日包租陈纳德航空公司的架专机，送黄绍去香港，找李济深出面斡旋。十分不凑巧，黄绍赶到香港才知道，身为“民革”主席的李济深已经被中共中央接往大连。黄绍扑了个空，但他不甘心就此两手空空地回去，后经老友黄琪翔穿针引线，黄绍与中共香港负责人潘汉年见了面，向他转达了白崇禧渴望实现和平之意。潘汉年当即将此事上报中共中央，不久即得到答复，要白崇禧派刘仲容经平汉路到石家庄与中共负责人会谈。但这一信息辗转传到汉口时，蒋介石已宣布下野了。白崇禧认为既然李宗仁已经上台，在武汉搞局部和平已无必要，转而倾向于全面和平，所以他一直拖延到3月份才派刘仲容北上。
黄琪翔
刘仲容
陈纳德与白崇禧
在香港驻有guó mín dǎng的许多特务，黄绍突然由汉口飞到香港，立刻引起他们的注意。蒋介石对此事极其敏感，他十分害怕白崇禧在武汉搞局部和平，因此他一接到情报，便加紧进行下野的部署。把李宗仁推上了前台。
李宗仁上台后，积极主张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白崇禧则一再叮嘱以张治中为首的guó mín dǎng谈判代表团，要他们坚持和谈“腹案”所提的“和谈开始之前，双方就地停战”的方针，要求中共先签订停战协定，然后再商淡和平条款。很显然，“就地停战”是白崇禧主和的主要目的，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居绝对优势的情况卜，他的这个条件无异于梦呓。
和谈代表团北上以后，4月4日晚，程思远忽然接到在代表团负责jiāo通工作的刘仲华的长途电话，要他马上派一架飞机到北平接人。当时刘仲华并没有说明接什么人，程思远等还以为是代表团有人回来汇报情况。谁知，第二天程思远去接机时接到的却是李济深派来的代表朱蕴山、李民欣和一位山东人刘子衡。刘子衡当时的身份不明，据说此人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关系密切。3月间被白崇禧秘密派往北方与中共进行联络的刘仲容也同机返回南京。由于这几个人下了飞机后，避而不见新闻记者，故而被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称为来自北平的“神秘客”。
当天晚上，朱蕴山等人便会晤了李宗仁和白崇禧。朱蕴山拿出李济深的一封亲笔信给李宗仁，李济深在信中称：此次和谈关系到国家命运，李宗仁如因处境困难，一时不能签订和平条约，请把总统印信带在身边，随时可以补签。如此则将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时，李宗仁可以出任政府副主席，白崇禧所统率的广西部队亦可以得到适当的照顾。李济深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纾解李宗仁、白崇禧对大局发展的疑虑。
白崇禧对李济深信上的内容丝毫也不感兴趣，他唯一关心的问题是国共能不能划江而治，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接受南京方面提出的就地停战的条件。他在私下里问刘仲容：“我们可以接受中共的政治渡江；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不要渡江?”
刘仲容明确地告诉白崇禧：“关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先生同我谈过，和议成立，政治要渡江，军事也要渡江，也就是说，不管和谈是否成功，人民解放军都是要渡江的。”
白崇禧一听，对和谈便不抱什么希望了，他断然对李宗仁等人说道：“如果中共坚持要渡江的话，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由于蒋介石在幕后cāo纵一切，李宗仁上台后即处于内外jiāo困之中。4月6日，李宗仁曾去拜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请求美国政府给南京政府一笔紧急财
朱蕴山
陈 良
政援助，并将美援最后一批军火改运到广州港卸货，以便装备白崇禧在华中的部队。司徒雷登摇着头对李宗仁说：“尽管我对代总统的处境深表同情，但我知道台湾现在存有3亿美元的黄金、外汇，台湾基隆的仓库里也满满地存有1万余吨我们美国援助的军火，政府似应予以充分利用，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证明过去南京国民政府个人专制独裁的yīn影，仍在支配着中国的前途。最近3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这种方式领导之下，yù谋对中共作有效地抵抗，是绝对办不到的。”
司徒雷登言下之意，只要李宗仁不摆脱蒋介石在幕后控制一切的局面，美国也准备对他撒手不管了。为此，白崇禧多次劝说李宗仁与蒋介石“摊牌”，即如果蒋介石不愿放弃权力，就让他出来负责；蒋介石如不愿出面负责，就应当把权力全部jiāo给李宗仁，两者必居其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李宗仁始终没能向蒋介石“摊牌”，气得白崇禧在私下里一个劲儿地抱怨说：“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
由于蒋介石和guó mín dǎng顽固派的阻挠、破坏，国共和平谈判破裂。1949年4月20日午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锋芒直指guó mín dǎng反动统治的老巢南京。“代总统”李宗仁进退失据，仓皇飞往桂林，准备在那里重组政府，在西南地区搞局部和平。白崇禧此时的思想却发生了转变，他在何应钦的鼓动下，竟前往桂林劝说李宗仁到广州去主持国民政府，白崇禧为什么会听从何应钦的唆使，由反蒋拥李的干将而变成蒋介石的御用工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49年5月初这个时期，蒋介石经由上海市长陈良的手一共拨给白崇禧3万两黄金，作为华中部队的军费。
当蒋介石引退前后，白崇禧对蒋是必yù去之而后快。他在武汉的种种行径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可是到了3月上旬，白崇禧明知蒋介石不肯放手让李宗仁掌握南京政府的权力，就暗存同蒋妥协之意。
1949年，蒋介石与白崇禧逃台之前在大陆最后一次见面。
总结这三个多月来的事态发展，蒋、李、白三角关系的演变，断不是出于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蒋在李、白之间进行了分化工作。这一点连李宗仁也被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李宗仁在白崇禧的劝说下来到广州后，蒋介石更进一步拉拢白崇禧，以完全孤立李宗仁。9月22日，当蒋介石从重庆绕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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