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游击队，吓走了二人，摆脱了二人的纠缠。
1949年8月，程潜（左）、陈明仁（右）在长沙举行起义时留影。
máo zé dōng尽管给陈明仁送去了定心丸，但陈明仁还是有些不放心这副yào剂的效果，因此陈明仁通过谈判代表明确向中共方面提出“希望保留兵团司令职位，俾其努力杀敌立功”的要求。
8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复电：“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máo zé dōng军事活动纪事》819页，中国军事博物馆编著，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由于中转关系，这份电报没有及时送到陈明仁手中，这样，陈明仁和程潜又于8月3日给máo zé dōng、朱德及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发一电报，提议设立中国guó mín dǎng湖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guó mín dǎng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人民解放军四野司令部收到这一电报后，林彪看了一眼电文，没作任何评论，邓子恢看过电报，说道：“guó mín dǎng人民解放军，程老先生怎么会琢磨出这样一个称呼？不知中央如何回答。”
从大处着眼的máo zé dōng看得很远，他并不计较程潜和陈明仁设立的机构的名称，在陈明仁一直处于矛盾的时刻，先满足他的要求，促成长沙早日和平解放，因此同意了这一要求，电告程潜：“对先生所提设立先生领导，暂名guó mín dǎng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guó mín dǎng湖南人民解放军两项临时机构均属必要，即可实行。”
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máo zé dōng和朱德对此给予极高评价： “诸公率三湘健儿， 脱离反动阵营， 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
8月14日，起义后的第一兵团开拔到浏阳集中整编，所用关防为“中国guó mín dǎng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既有guó mín dǎng又有人民解放军，这在解放战争中是没有先例的。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官，并兼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
陈明仁
上图：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率部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这是长沙市各界人民欢迎解放军入城。
上图：程潜、陈明仁起义部队奉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这是在授旗典礼大会上，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在授旗。
上图：解放军南下部队开进长沙市。
上图：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9月7日，程潜、陈明仁应máo zé dōng亲邀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及开国大典。máo zé dōng给予二人以极高的礼遇。派聂荣臻到车站迎接，并陪送到“六国饭店”下榻。朱德率众多解放军将领出席欢迎宴会，máo zé dōng亲自在门口迎接。
在政协一次会议上，陈明仁发言说：“我起义了，这既是对白崇禧实行兵谏，也是我对蒋介石的大义灭亲……”“我记得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的，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据说蒋介石在台湾听到陈明仁的这番讲话时，头一下子大了起来，不得不服降压yào降压。
9月19日，毛主席还邀约程潜、陈明仁游览天坛，并与陈明仁合影留念。鉴于当时香港等地有些guó mín dǎng分子蓄意制造“陈明仁在长沙遭到软禁”的谣言，máo zé dōng笑对陈明仁说：“要多洗一些我两人的合影，洗它五十打，可以分寄给相识的国内外亲友们，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为了免除陈明仁在工作、生活上的后顾之忧，máo zé dōng还针对陈明仁并未提出任何条件的特定情况，风趣地说：“其他起义人员有条件，有条件我们好办，你没有讲条件，反而使我们难办。”最后，máo zé dōng对陈明仁说：“共产党的军队有饭吃，你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有衣穿。”
陈明仁回到湖南后，将他在京倍受礼遇的情形绘声绘色地告诉了他的亲人、战友及随他起义的军官。他不止一次地说道：“我为蒋介石出生入死卖命大半生，难听到他一句诚恳、亲切的话，毛主席与我首次相见却如此平易近人，宽厚仁慈，真有天地之别啊！”
1949年9月19日，máo zé dōng邀请部分guó mín dǎng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前排左起：粟裕、陈明仁、张元济、máo zé dōng、程潜、李明扬、陈毅，后排左二程星龄、左三李明灏、左四刘伯承。
上图：1951年3月至5月，五十二军九四○支队在桂北容县、象县、百寿、中渡四县jiāo界处四十八山弄进行剿匪。此地路窄山陡，崖洞甚多，山弄内多系台湾、香港潜入的美蒋特务。经过激战，将其全部歼灭。这是我军日夜兼程向四十八山弄进军。
上图：1951年11月，陈明仁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上上发言。
1949年12月1日，陈明仁所部7万余人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辖2个军6个师。此前，由于下属部队多不是陈明仁的基本部队，起义后一些部属率部叛逃，令陈明仁思想非常苦闷，máo zé dōng得知后安慰陈明仁说：“你的义举意义重大，功劳不小，即使你一个人起义，也是成功之举！”
guó mín dǎng代总统李宗仁听说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后，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国军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
1950年2月初，陈明仁率兵团司令部从浏阳移驻醴陵，所辖五十二军移驻攸县，五十三军移驻安仁整训。12月中旬，奉中南军区命令，率部进驻桂南，担负小瑶山及周围的四十八弄、同正、隆安、百色等地的剿匪任务。经过5个月的清剿，共歼灭土匪3万多人。10月，部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陈明仁任军长（正兵团级）。不久，他率部开赴广东湛江，担负守卫祖国南大门的光荣任务。
1955年9月，陈明仁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曾先后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一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首届、二届湖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会常务委员，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这种信任为历史上所少有，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革命不分先后”的许诺。
陈明仁个xìng鲜明，才能出众，在蒋介石最需要用人的初期，以纯粹赫赫战功获得蒋介石的重用，是黄埔学生中出道最早的学生。此后一直原地踏步，师长一当就是十余年，以前所未有的战功当上兵团司令后，未及一月就被撤职。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蒋介石用人不以能力和功绩为依据，而是以对他的忠诚和听话程度为原则，因此对陈明仁的爱护，远不及对他的浙江老乡。
上将陈明仁
máo zé dōng会见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上将。（1959年）
1950年máo zé dōng与程潜亲切jiāo谈。
不能说陈明仁对他的校长蒋介石没有感情，问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滥用了陈明仁对他的感情，对陈明仁更多的只是利用，而不是真心爱护陈明仁。蒋介石对陈明仁莫说像他所说的“深信”，就是做到一个“信”字，陈明仁也不会一个师长当了十余年，其间几次去职，更不会在四平之役后被陈诚的谗言搞得那么落魄。到了日薄西山、江河日下之时，蒋介石又来幻想陈明仁为他出力，真不知他的心中到底是怎么想的？一个人可以上一次当，上两次当，但不会永远上当。可以想象的是，如果陈明仁帮助蒋介石渡过了这最后的难关，他也就失去了他最后的价值，可能连中将的闲职都得不到。
用人以地域和忠心与否为标准，就必然形成一个封闭的小圈子，从而压抑真正的人才难以进入，甚至迫使真正的人才离开。应该说这是领导者必知的一个真理。
Chapter 34
第三十四章 解放西南第一功臣刘宗宽
重庆解放战役，始于1949年11月1日，到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重庆，前后才不过一个月。若从11月15日及16日分别占领贵阳及彭水算起，从始至终总共才半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击破和粉碎蒋军近30万人的抵抗，取得解放重庆的伟大胜利，出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军事家的意料。
刘宗宽与蒋介石及胡宗南存在着深仇宿恨。他虽是黄埔军校学生，却为杨虎城旧部，且不容于顶头上司胡宗南，1941年10月胡宗南制造假案，诬他为“走私贩dú犯”，押送重庆报蒋介石处理，蒋介石不听刘宗宽辩解，只凭胡宗南的一面之词，下令“qiāng决”，幸亏刘的老师奔走和冯玉祥力保，才得免于死刑，改判13年徒刑。
位于祖国西南部的四川、贵州、西康（已撤销）、云南、西藏等省区，统称中国西南地区。这一地区，西有青藏高原，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接壤，南有云贵高原，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毗邻，总面积约有230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约有7000万。这里资源雄厚，物产丰富，特别是四川盆地，自然地理条件极为优越，古人称之为“天府之国”，是旧中国兵员、粮食的重要基地。
就纯军事角度的攻防据守而言，西南地区确实易守难攻。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周围都是崇山峻岭。川北方向，除了雄踞于川陕边境的秦岭而外，便是四川境内的大巴山脉，其主脉由摩天岭、米仓山、大巴山等组成，形成由陕西方向进入四川的天然屏障。大巴山的支脉，向南北方向条条伸出，使这一地区绝壁密布，峡谷纵横。由陕西至四川间的为数不多的几条道路便是从这千沟万壑中通过，崎崎岖岖，攀崖越岭，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川陕公路，是两省之间的jiāo通主脉，其余均为小路。在川东方向，蜀地与鄂西南接壤，巫山山脉纵贯其间。长江自万县折转向东，穿巫山流入湖北境内，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200余公里的峡谷。两岸山峰入云，崖石壁立，地势极为险要，是川鄂jiāo通的咽喉。在川东南方向，武陵山脉横亘于川湘黔三省jiāo界处，山脉呈连绵起伏之势，路小坡陡，川多流急，人烟稀少，jiāo通十分不便。莫说大部队由此开进，就连贩货运盐的马帮，也绝少从此出入。险峻的地势天然筑就，造成了西南防守“固若金汤”的绝佳条件。
蒋介石在宣布“引退”之时，曾经制定了一个“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据江而守”的军事部署，准备以台湾为最后退路，以西南为“反攻基地”，再凭借东南沿海的经济实力，同共产党分治南北。可是计划不等于现实。几个月后北平谈判破裂，解放军大举南下，东南地区相继失守，“三窟”已去其一。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汤恩伯集团50万人马的被歼，蒋介石的手中已经没有多少值得一提的战略力量了。从整个战略态势来看，虽然guó mín dǎng军队还有100多万人马，但这些部队却分散在中南、西北、西南、台湾及沿海岛屿的广阔战线上，面对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蒋介石深深知道穷途末路已经不远了，只有把苦涩埋在心里，强打精神，勉撑危局，或可有救。
蒋介石认为，西南地区的地理位置、地形特点，以及政治、经济等条件，均可充分利用。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等众多山脉形成一道屏障，便于防御和封锁；滋生于这块土地上的盘根错节的地方封建势力和各据一方的军阀土匪，可以作为实行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一地区众多的人口（主要是四川），丰富的物产，可以提供取之不尽的兵员和粮食，这是持续进行战争的重要资源；此外，西南地处边陲，毗邻众多的国家，便于取得“国际”上的支持和援助。因此，当东南失守后，蒋介石便决定把在中南、西北、西南的残部统一组织起来，以胡宗南和白崇禧两个主力集团为骨干，沿川陕、川湘鄂等地区层层设防，构成一道所谓“西南防线”。
刘伯承元帅曾言，解放战争后期的蒋介石有三怕：一怕我军入关，二怕我军渡江，三怕我军进军西南，形象地说明了蒋介石对西南地区的重视。
为了落实“固守西南”的部署，蒋介石频繁往返于台湾、广州、重庆、昆明之间，来去匆匆。但让他始料不及的如此不辞辛劳，换来的仍是一场空。
重庆解放战役，始于1949年11月1日，到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开进重庆，前后才不过一个月。若从11月15日及16日分别占领贵阳及彭水算起，从始至终总共才半个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人民解放军就能击破和粉碎蒋军近30万人的抵抗，取得解放重庆的伟大胜利，出乎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军事家的意料。
为什么重庆解放战役进展如此神速？除了人民解放军战士作战英勇，刘邓首长指挥有方，导演了一出“声东击西”的好戏外，正如《刘伯承传》（李曼村等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所言，也是利用了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蒋介石以为人民解放军必从川北入川，先占成都，后下重庆，故决定对北面做重点防备，除配备主力部队胡宗南部14个军约16万人外，后来又把另一主力罗广文兵团3个军也调了上去，这样北面虽得到了加强，南面却露出了空子，结果被二野部队钻了进来，造成全线崩溃，输了个精光。
1949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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