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明说：“你身为师长，怎么对部下讲这种混蛋话？”
“那天，我心情不好，又喝了酒，发了几句牢骚，事后自己懊悔了好几天。总司令明鉴，如果我真的图谋不轨，会集合大家公开宣传吗？我当真蠢到这种地步？”
张耀明面对王晏清的“以攻为守”，一时也无言可对。沉默了一会儿，命令他说：“你去打个电话，叫赵参谋到这里来一趟。”
明知他要对质，王晏清也不敢违抗，索xìng坦然地打了个电话。
“你在这里等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张耀明说着走出房门，又同卫兵说了几句，急匆匆走了。
就在王晏清苦于被软禁无法摆脱困境的时候，首都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后亦率部起义）突然来了。王晏清知道他曾在青年军第二十四师当过师长，为人比较持重，就抓紧机会向他述说苦衷，以求尽早脱身。“副总司令，”王晏清激动地说：“我在十八军、青年军任职多年，又是黄埔军校和陆大毕业，历史清白，而且校长亲自召见，委以重任。眼下却蒙不白之冤，希望你能主持公道。”
覃异之和颜悦色，似有同情之感，但却笑而不语。
当赵昌然来了之后，覃异之却把他领到了隔离室。
覃异之
王晏清率九十七师起义官兵到达江北。
下午5时，覃异之来了，让王晏清想不到的是，从他口中说出的是：“你回家去等着，随传随到，快走吧。”
显然，这是一种开脱和解救。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王晏清离开卫戍总部后，只在家中停留了五分钟，除了给夫人曹恬说了几句宽心话，关于起义的事连一点暗示也没有。就飞车直奔江宁师部。几十分钟后，就在张耀明责怪覃异之不该擅自放走王晏清的时候，王晏清已经在和杨镇洲、邓健中等人紧张地部署起义了。他们知道，在这紧迫的形势下，再同地下党联系和等待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时开放江面，迎接大军渡江，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等于俯首待毙。与其如此，不如孤注一掷，提前行动马上起义。
1984年6月，王晏清参加黄埔校友座谈会。前排左起黄维、郑洞国、徐向前、许德珩、侯镜如。后排左起：程元、曹广化、覃异之、王晏清、郭汝瑰、阎揆要。
此时，王晏清能掌握的部队只有师直和二八九团，另两个团又该怎么办？王晏清慎重思索后认为：二九○团有一个营在江北七坝，离起义渡江的地方较近，部队过江以后，可以直接下命令给其团长黄子安，要他们随师部行动，谅他不敢不从；至于二九一团，一来距离较远，二来团长王义鸾政治上保守，即使骗其过江，也不易采取一致行动，反而可能招来一些麻烦。可以先放一放，过江后看情况再定。
25日凌晨2时，王晏清率起义部队8000余人到达江北，在桥林镇集结完毕后，即派出四个联络组，直奔新店庙方向，寻找解放军部队。
25日中午，黄克栗的联络组同解放军三野八兵团第二十军取得了联系，起义获得成功。
张耀明得知王晏清率部起义后，如恶梦乍醒，一时间，卫戍总部如临大敌，南京城全城戒严，特务们奉命出动捉拿王晏清家属。上海的汤恩伯听到消息后即令汤山辎汽兵团500辆卡车，紧急向中华门外运送部队填补九十七师防区。与此同时，“引退”奉化的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张耀明，命令他连夜赶印传单，悬重赏5万银元缉拿王晏清，天一亮就派飞机跟踪散发。
由于起义发动仓促，部队思想准备不足，起义部队二九○团在团长黄子安的煽动下有3000余人溃逃，起义未能圆满成功。但也严重动摇了guó mín dǎng部队的军心士气。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源源不断地开进南京城。王晏清见到了妻子曹恬和他们的儿女。
王晏清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家人一起在南京朝夕相处。邓昊明曾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杨镇洲在上海银行部门任职，邓健中曾任南京市政协副主席，赵昌然在华东jiāo通大学任教授。
像王晏清、邓健中、赵昌然这样的人，蒋介石父子对其不可不谓不信任，任用不可不谓之重，然而仍然不能收其身心为其所用，说明蒋介石guó mín dǎng的倒行逆施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领导者，到了自己相信的人也要背叛自己的时候，他也就无人可以相信和依靠了，他的灭亡就是指日可待和不可挽回的了。
Chapter 30
第三十章 蒋家心窝反出的太子军
上海打虎给贾亦斌以深刻的教训，贾亦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有了进一步的理解，guó mín dǎng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贾亦斌曾寄希望于蒋经国，希望他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他也不能摆脱其父亲和家族的决定xìng影响，最后终于同流，贾亦斌对蒋经国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了。
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的干部、学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原guó mín dǎng青年军，当时曾被称为蒋家父子的“子弟兵”、“太子军”。当这样一支部队“从蒋家的心窝里反出来”时，对“引退”在溪口老家的蒋介石确是当头一棒，对guó mín dǎng的总后方京沪杭地区更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正可谓江北战场已大败，江南后院又起火。
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贾亦斌在照相馆留影，时任七十七师少将参谋长。
1949年4月7日凌晨，guó mín dǎng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所属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欠十三、十六2个中队），约3000余人，在原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兼预备干部训练团团长贾亦斌将军的率领下，在浙江嘉兴起义，向莫干山、天目山方向挺进。
贾亦斌将军，又名思齐，湖北省阳新县人，1912年出生。1943年10月进重庆guó mín dǎng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与同班同学段伯宇(我党地下工作者)、刘农比较接近，思想激进，对一些guó mín dǎng军队抗战不力和一批官僚在后方发国难财极为不满。抗战胜利时，他支持国共和谈，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guó mín dǎng预备干部受训官佐毕业合影。
1946年9月，庐山青年军复员检讨会后，贾亦斌与蒋介石合影。
并与同学中的主战派辩论，揭露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一心想着打起仗来可升官”。1946年，陆大特七期毕业后，贾亦斌由彭位仁推荐，到guó mín dǎng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任第一组少将组长，主管第一期青年军的复员、就学工作，期间与蒋经国相识。因贾亦斌办事果断，很有才干，并著有《论预备干部制度》一书，深得蒋经国的赏识。1947年，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局，蒋经国任局长，并保贾亦斌为少将副局长。1948年初，又再次保贾亦斌为预备干部局代局长。
1948年秋，蒋经国出任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后，上海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获得舆论广泛赞扬，蒋经国心中也有自喜之意。贾亦斌赴上海见蒋，蒋经国满以为贾亦斌也会像别人那样称颂他，不料贾亦斌毫不隐晦地告诉他：“开头还不错，但我怕你后劲不足！”给其泼了一盆冷水。
上图：1946年冬，贾亦斌（左三）陪同蒋经国（左五）视察北平青年军，在“卢沟晓月”碑前合影。
上图：1947年guó mín dǎng预干局主要负责人合影，前排右起：贾亦斌、徐思贤，后排右起：郑果、黎天铎。
宋美龄与孔令侃
孔令侃案情发生后，贾亦斌两次追问蒋经国：“孔令侃案还办不办？”蒋经国顾左右而言他，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接下去就不再说什么。
回到住处后，贾亦斌反复琢磨蒋经国话的含意，觉得他是借此向贾亦斌暗示：他要后退了。对此贾亦斌想了很多。本来他对实行经济管制能否奏效就不抱太大的希望，但认为在当时打击豪门、严惩贪官污吏和jiān商，平抑物价，对老百姓也不失为有利的一招。但在遇上真正囤积居奇、横行不法的“豪门资本”，全国人民拭目以待之时，贾亦斌认为绝不能退缩，应当大义灭亲，依法严惩。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但遇到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虎”不成了一场具有讽刺意味的骗局了吗？对于guó mín dǎng，贾亦斌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但对于蒋经国，贾亦斌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加上相识以来，蒋经国对自己恩遇甚深，无论于公于私，无论作为部下与朋友，在此关键时刻，贾亦斌认为自己都有责任和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为此，贾亦斌主动去见蒋经国，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的情绪本来就不好，见贾亦斌又提起这个他最不愿意谈的话题，顿时就火了，以训斥的语气说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贾亦斌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竟然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为自己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贾亦斌拍案而起，一掌击在桌上：“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这就是江南所著《蒋经国传》中说到的“为了扬子案，经国的爱将贾亦斌曾和他拍过桌子”的一幕。而后蒋经国冷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可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他以个人须尽孝来为不能为国尽忠辩护，明显是把个人和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根本不能接受，于是进一步对他说：“你有对你父亲尽孝的问题，而我只有对国家民族尽忠的问题。如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国人，又何能救国家？”说罢贾亦斌拂袖而去。回到住处，贾亦斌连夜给蒋经国写了一封14页的长信，再次予以劝告，结果仍然是失望。
上图：1948年，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该队直接由蒋经国领导，主要任务是“打老虎”。
上图：上海军警配合，协助蒋经国“打老虎”。
曾经轰动一时的上海经济管制只维持了70天。被人为控制的物价又开始以更惊人的速度扶摇直上，金圆券价值一落千丈，很快变成了废物，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抢购狂潮，许多人被挤死，踩死，一副“世界末日”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将限价取消，行政院长翁文灏、财政部长王云五相继辞职，guó mín dǎng的经济管制政策宣告彻底破产。
上海打虎给贾亦斌以深刻的教训，贾亦斌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有了进一步的理解，guó mín dǎng政权由他们掌握，只有走向灭亡。贾亦斌曾寄希望于蒋经国，希望他有所作为，但事实证明：他也不能摆脱其父亲和家族的决定xìng影响，最后终于同流，贾亦斌对蒋经国所抱的幻想最终破灭了。在贾亦斌的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或者随波逐流，跟着蒋经国做蒋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决然，弃暗投明。贾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贾亦斌从小读孔孟之书，儒家忠孝节义的思想对贾亦斌影响甚深。想到蒋经国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一旦要弃他而去，心中确实不忍，又担心被人指责为“忘恩负义”，为此一再踌躇不决。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贾亦斌终于认识到：忠于个人是小忠，忠于国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弃大忠，就是无原则的“愚忠”。两者不能俱全之际，只能牺牲前者，而选择后者。guó mín dǎng执政20多年，腐败无能，弄到天怒人怨，为民所弃，已是不争的事实。民心所向即是个人选择的最好指南。贾亦斌不愿意执迷不悟，为这个腐朽的政权去殉葬，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
此时的战局对guó mín dǎng政府更加不利，仅在1948年7月到11月初的4个月里，人民解放军就在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北线的辽沈战役中共歼灭guó mín dǎng军队100万人，并在各大战场摆开了决战的态势，guó mín dǎng政府惶惶不安，为苟延残喘，急切需要补充兵员。10月下旬，guó mín dǎng国防部参谋次长林蔚中将找预干局代局长贾亦斌，商议补充兵员问题。妄图在江南组建30个新军，以应付战事急需，期能守住江南，划江而治。林蔚认为兵员尚可征集，军官却一时难筹，问预干局能召集多少预备干部以应急需。贾亦斌答复第一期复员青年军授予预备干部的有7.6万余人；在嘉兴、杭州、重庆、汉中等地办的四所青年中学，有学生一万多人；在南京、镇江等地要求就业的预备干部也不少，如把这部分人动员召集并加以训练，至少可以有一万人可以备用。贾亦斌还自告奋勇，愿负责征集和训练工作，但要求解决编制和装备。林蔚听后很高兴，表示：“你要什么，尽可能给以满足。”初步商定先成立一个总队，以后逐步扩充，训练期为三个月，学员享受准尉待遇，毕业后分配至新军担任连排长。
林 蔚
guó mín dǎng复员后又归队的青年军
林蔚找贾亦斌扩军打内战，贾亦斌则见机抓武装。贾亦斌接受任务后，为能早日建队，就以预备干部局名义草拟计划，经guó mín dǎng国防部报到军务局，在军务局任职的段伯宇即加注意见后转给局长俞济时报蒋介石批准。
1948年11月初，预备干部总队成立，贾亦斌兼任总队长，驻南京孝陵卫原陆军大学校址，学员大部分来自第一期复员的青年军，部分来自镇江、滁县两地住院的青年军二○六师的伤病员，全队约1000余人。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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