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城邑，通商贸易无碍。”英国驻福州首任理事李太郭前来福州设立领事馆，但认为城外房屋条件太差，提出去城内租住白塔寺。此时刘韵珂接任闽浙总督，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办理夷务，两人密商：和约内所谓的“城邑”系兼指城内城外，但我们不妨只准其在城外开馆。于是两人暗中授意士绅联名请愿，拒绝英人入城内。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德庇时到福州访问，对此提出抗议，刘韵珂怕违背道光皇上“民夷相安”的指示，加上李太郭于1845年1月私向城内乌石山积翠寺租住城内房屋，福州士绅并无动静，更无一人出面阻止，遂不得不对此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徐继畲与李太郭签个条约，规定：惟领事馆可以租住城内，其他夷商俱住城外港口，并且租房的时候需送地方官用印，不得私租。双方这样jiāo涉，也算有话好好说，但是，民夷相安的局面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久，因为民夷杂住一块，最易起冲突。先是福州民人林森森与英人阿金的冲突引起群殴；后是民人误打英商记连和他的通事；再是通事碰破了民人的酒瓮，民人前往商馆评理，通事施放鸟qiāng恐吓，却误伤两个行人，民众涌入商馆，殴伤黑人一名，哄抢洋人货物……一切都乱套了，政府出面查办，民众认为官方将就夷情，刘韵珂官声顿减，甚至有人画漫画，刘在像中“为夷人啖屎”……福州当时发生的这些事，友人王庆云曾写信告知远在外地的林则徐，说：夷人入城，福州干脆成“腥臊之窟”了，徐继畲曾想联合士绅阻止英人入城来者，奈何议论多，成功少，如果有一人有声望，有方略，使官民都听他的，夷人可能就老实多了。不知王庆云是否把林则徐当作那有声望、有方略的人了，但知林则徐给当时的福建巡抚郑祖琛写了信，说：“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来新夏：《林则徐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可见，林则徐是反对英人入城的。待林则徐回到家乡，福州正好又发生了一件事，英国驻福州领事官翻译、代理领事金执尔代传教士札成和医生温敦向乌石山神光寺租屋二间，侯官县令兴廉未加拒绝，在租约上给其盖印。
对此，林则徐不想沉默，联合士绅书写公呈质问侯官县令兴廉，并缮写公启责侯官县转致夷官。在后一封信中，林则徐吓唬英人：福州十万人民也能像广州人民那样组织义民义勇反对英夷入城的。此后，福州的大街上出现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小字报。面对这种天朝特色的地方恐怖主义，金执尔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控诉并请求保护，徐继畲认为以文人之词恐吓英夷，不但无益，实恐有损，遂哄英夷到城外居住，哄书院生童勿再给自己找事添乱，并且密派兵役，于神光寺附近弹压巡防，防止民众突然来个杀夷大行动。林则徐呢，联合士绅上书徐继畲，要求调兵演pào，招募乡勇，备战备荒。徐继畲当然要拒绝了，林则徐无官一身轻，想提前开启第二次鸦片战争呢，但是徐继畲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作为福建布政使，他治下的厦门与福州都属开放的五口之列，两地的夷务稍有差错，他吃不了兜着走。与林则徐一样，徐继畲首先是个清官，其次才是个能吏。特别是对管理地方夷务的他，道光曾专门jiāo待过：“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乖，又是一个两难选择）所以，林则徐所提议的“调兵演pào募勇”等对外挑衅的姿态，徐继畲不同意。他没想到，退休在家的林则徐利用他的官场余威及余荫，活动开了。林则徐煽动在京的福建籍官僚，让他们通过言官与皇帝对徐继畲施加压力。林则徐的能耐还真是不小，在他的忽悠下，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湖广道御史何冠英、工科给事中林扬祖纷纷上书，弹劾刘韵珂、徐继畲“庇护汉jiān”、“不知是何居心”！京城这么一施压，新做皇上的咸丰随即数次发谕旨责刘韵珂和徐继畲详细汇报福州的实情，徐继畲当然知道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搞的鬼，但人家是革命元老，自己在官场上出道不久，涉水不深，弄不过对方，所以气哼哼地给在京的堂兄写信发牢骚，说：“巨绅林则徐”，“意在沽名，急yù驱逐”。（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而自己的意思是，目前英夷正在挑衅生事，我们即使反对英夷入城，也得从缓图之，背地里图之，免得给英人提供借口，招致英夷来攻，则大为失计。至于刘韵珂，在给咸丰的奏对中说得更是干脆：“臣与徐继不肯调兵演pào募勇，有违数绅之意，即远近传布。而言事者，但知情关桑梓，不顾安危之大局……”最后向皇上表态：自己“断不为喜事沽名之数绅所摇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徐继畲当然是对的，就连杨国桢先生都认为林则徐的方式是“简单、落后和低级的”。（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那倒是，南京条约都签订了，福州也开放了，英国人住城内城外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不chéng rén家在城内租个房住，就意味着我们半殖民地程度又加深一步？但是，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愤懑在中国的民间口碑中历来是占上风的，所以王庆成先生为之辩护，认为林则徐“并不是单纯的排外，而是对外国入侵的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任复兴：《徐继畲与东西方文化jiāo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这话有意思，似乎徐与刘的对策，不是合乎当时历史条件的反应似的。
徐继畲与林则徐较劲的当口，天朝有更大的大事了，洪杨酝酿起事呢，清政府也感觉到了。1850年10月17日，咸丰皇上决定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dàng平群丑。虽然这个时候的林则徐已病得不轻，但是作为天朝曾经的督抚大吏，他与刘韵珂一样明白：攘外必先安内。所以他不顾病体难支，欣然应命。11月1日，咸丰谕旨到达福州，11月5日，林则徐就启程了。22日，林则徐因“吐泄不止”死在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半路上潮州普宁县，咸丰下诏晋赠林则徐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谥文忠。一些多情之人猜测，林则徐起复后十七天就死了，肯定是汉jiān害的。说林则徐临死前大喊“星斗南”三字，按福州方言，“星斗南”乃“新豆栏”。而新豆栏在广州十三行附近。按林则徐曾孙林兰岑的分析，广东十三行行商们，乃食夷利者，特恨林公，怕他重来使坏，故买通厨人，使之进巴豆汤，林公于是病泄不已，委顿而死。更有人直接点名，最恨林公的，乃是行商商总伍家，听说林公复督粤事，巨恐，遂遣亲信带巨款贿赂林公厨人。还有人说，林公轿子的扶手上，抹有巨dú……
我觉得这些猜测，纯是胡扯。如果林公所喊确实是“新豆栏”三字，那么他肯定是在喊给自己随行的儿子听，要求儿子赶快把自己送往美国医生伯驾的医院。前面说过，伯驾的“眼科医局”就设在十三行街上的新豆栏街，一直被人称作新豆栏医局。伯驾曾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疗效甚好，何况治泄更是西医的拿手功夫呢？康熙皇上拉肚子，都是传教士治好的呢。至于行商雇人谋害林公，更是不可能。鸦片战争结束后，十三行这个半官方的商业机构即已废弃，废弃十几年了，哪来的行商（伍家这个时候早被地方当局称作旧商了，且由于和西人的亲密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倚为夷务的得力助手）与林公为敌呢？再说了，林公这个钦差只是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莫不成在广西镇压着太平天国，还能像当初做两广总督那样跟广州行商过不去呢？所以，凶杀案不成立，自己累死的可以成立（这种累有一半是道光皇上给折腾出来的）！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旧行商们干的，那么他们真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否则凭林则徐的忠诚与能干，他一到广西，噼哩啪啦地把洪杨干完了，那么，后来的曾国藩就不至于落个“曾剃头”的刽子手名声，林则徐落个“林剃头”的名声则是最大的可能。因为比清廉、忠诚与能干，曾氏比上林公，那是毫不逊色，相反，功劳还比林公大了些，但是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好名声，更没有民族英雄的光环，原因就在于，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一句话，如果林公不死，所谓的民族英雄的光环，后人还会戴给他吗？所以，林公死在半路上，那是死得其所好歹跟琦善一样，因公殉职；死得及时没杀那么多“人民”就死了，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没落下大片的yīn影！何其幸也！
道光的羞愧和阎崇年的苛责
1850年2月25日，道光驾崩。临死前写下遗诏，其中一条认为列祖陵前都有圣德神功碑，而他不配：“在朕则何敢上批件拟鸿规，妄称显号，而亦实无可称述之处，徒增后人之讥评，朕不取也。”
是有些羞愧！
天朝在此之前，从来没这么丢过人！
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分析，鸦片战争的失败是偶然的。他说，战略上，清朝国力不小，以逸待劳，民心在我云云。他所谓的国力就是人口多，所谓的以逸待劳，就是英国大老远的跑过来了，也不考虑一下清朝六百里的快递，怎么能赶上英国的火车；中国士兵的两条腿怎么能赛得过英国的轮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沿海兵丁远远不够用，清政府主要是从内地调兵增援东南战事。茅海建曾给统计过：安徽、湖北、江西、陕西、河南、四川、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广西、湖南、贵州、甘肃、广西、云南等省，少者调兵500人，多者调兵7000多人，整个战争期间动用总兵力大约10万，而内地调往沿海的，5万左右，恰好是一半。这一半兵力的调兵速度，茅海建也给推算出来了：邻省约30至40天，隔一、二省约50天，隔三省约70天，隔四省约90天以上。相形之下，倒是人家英国反宾为主了，据茅海建推算，英国军舰从南非的开普敦驶至香港，需60天，从印度开过来，需30至40天，从英国本土开过来，也就是4个月。所以，阎崇年教授说清军以逸待劳，也是信口开河。至于所谓的民心在我，更是阎教授自作多情。清政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清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始终把人民当作了终极敌人。中国政府与中国百姓的这种敌我关系，早在16世纪就被西方殖民者们发现了。最早的代表是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1576年，他从菲律宾写信回国，说：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周宁：《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这一点，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政府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他们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事实上，整个鸦片战争中，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干的别人争斗。麦天枢对此评论说：“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的pào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麦天枢：《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7388页）当然，有那更没良心的百姓，居然跑出来从旁指点讥议，看政府军笑话。如果还不相信清政府无有民心，看看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就行了，看魏源的意思，整个鸦片战争，英军步步胜利，大半功劳都要记在中国汉jiān的身上！所以，阎教授的“民心在我”，有替清政府扯淡的嫌疑！
战术上，阎教授分析说，英军兵力最初只来了4000人，且战线拉得太长，至于武器，也仅是比清军稍先进一些。这个分析有些好笑。英军兵力是只有4000，不是人家兵不多，而是不需要来那么多。需要的时候，人家甚至增至1万左右了呢。英军跑到中国，路途是遥远了些。但路途不等于战线，何况人家的火车轮船完全可以弥补这些不利因素。相反，倒是大清的战线过长了，从广东到东北，全线防守，全线被动。至于武器，先进一点点就够了，人家热兵器，咱冷兵器，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杀伤力可不仅差一字。阎教授这样分析，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很明显，可以把战败的屎盆子扣到道光本人身上，认为他过于无知，还无勇，所以让一场本来可能打胜的战争变作了败仗。阎教授甚至拿道光祖先的诸多武功来与道光相比，说道光皇帝没有清太祖努尔哈赤当年“萨尔浒之战”的勇气，没有清太宗皇太极当年“松锦之战”的谋略，更没有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的胸怀，这些对比让人感觉滑稽，为什么不拿道光以后的皇帝作对比呢？道光之后是咸丰，咸丰之后是同治，同治之后光绪，光绪之后是宣统，难不成这些皇帝都无知无勇，所以，清朝才“偶然”地一败再败吗？勤政图治，却毫无作为，难道只是因为一个人的无知无勇？
恩格斯的预言和拿破仑的失望
挨打不能白挨，这应该是常识。
对于天朝的挨打，恩格斯也用此常识来衡量，在《论英人对华的新侵略》一文中说：“那一次战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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