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家也替您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正的历史家，自有清楚的jiāo待，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cāo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蟠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jiāo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界史中，安禄山、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二十九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火气全无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xìng，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等。这种不同的灵xìng，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yù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xìng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xìng。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xìng，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dú，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基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qiāng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yù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不过话说回头，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guó mín dǎng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始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xìng，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qiāng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guó mín dǎng「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yù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guó mín dǎng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guó mín dǎng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guó mín dǎng，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阅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guó mín dǎng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一统，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蒋公和guó mín dǎng，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若说没有西安事变，guó mín dǎng便可把共产党完全消灭，以后纵使贪污腐化，你倾我轧，仍然可以安享其锦绣河山，荣华富贵，把人民当阿斗，恐怕也是痴人说梦吧！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guó mín dǎng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编者注】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四卷第一期，系作者为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所作书序的删节稿。
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二次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了。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则是「个xìng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ＳＲ或ＳＯＲ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Ｓｔｉｍｕｌｕ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ｐｏｎｓｅ）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有其等级的：如果这一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则其行为的结果（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便及于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牵涉国计民生了；更上层楼，他如做了世界级的伟人，不得了，他的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生死存亡了。
如今天与人归，由张岳公资政所领导发起、群贤共祝九秩大庆的汉卿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xìng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全人类的祸福。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xìng，再通过ＳＯＲ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就部分地改写了廿世纪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我们搞近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执简在手，又怎样去秉笔直书呢？
传统史学中的「春秋之义」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并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家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个xìng或人xìng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基于具体的人xìng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订的，人xìng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小人之别，只是两种「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可是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观点来看，则有为有守的君子之间，亦何尝没有误国之士；无所不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国用兵之才。既然这样，我们观察历史人物，又如何落笔呢？所以我们传统史家乃有所谓「春秋之义」，就是把他们的动机与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如动机纯正、心际光明，则是国之瑰宝、民之圣贤，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责备贤者」而已，无伤大节。反之，小人当国，则不论成败都是史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了。
曹cāo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对安定汉末那个动乱社会是有其功勋的，但是曹cāo却永远是传统史家笔下枭雄小人的代表。重视动机、藐视效果，斯之谓「诛心之论」其功不可没，而其心可诛，则终不足取也。我国传统史学上这点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是值得我们承继的。
不过传统史学毕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码，已嫌陈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够科学。这就需要我们用现时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加以补充了。所以我们要把我国当代世界级的民族英雄在国族历史上试为定位，那我们就得把古今中外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观念摊开来比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可诛的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就不能跟张学良这样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再从当代行为科学研究的规律着眼，则少帅当年的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亦无一不可于「刺激生机反弹」的通则上找出科学的答案。这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生理学等）jiāo配的新品种，不是历史学家可以胡说八道的。
总之，张学良将军早岁的显赫和晚岁的恬淡，都发生于一个「最后之因」，这个「因」便是他个xìng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ＳＯＲ的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少帅当年道德上的长处，但它可能也是少帅职业上的短处啊。
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朋友们或许要问，张学良有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见而云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见而云然！
事实上是，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基于上帝安排，人各有其多寡罢了。张汉公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这是上帝恩赐，不可强求。
事实上，赤子之心，也是人皆失之；只是失去者有早晚之别罢了。而张汉公则保留它至九十高龄而未褪色，这或许就是环境的关系了。赤子之心为何物也？想读者群中善男信女都能详道之，不多赘了。只是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应以政客为最早。盖政治最复杂、最诡谲，吃那行饭的人，童心就不易保留了。可是张学良也是吃那行饭的大头头，他竟然年跻九十而有其赤子之心，岂不怪哉？
其实细细推敲一下就没有什么费解了。行为科学的ＳＯＲ就足为我们详述之：张汉公虽然「年未而立，便负方面，独握大权」，俨然一位政界大头目，但是他却没有学会怎样做政客！他没有做政客的必要嘛。因此他在这个ＳＯＲ的连锁上就缺少了这个做政客的「Ｓ」，自然就没有「ＯＲ」了。且看他生为「衙内」，幼为「王子」（东北王之子），稍长「便负方面」，当行伍出身的老奉系搞不下去了，在现代化了的新奉系中，少帅就是事实上的一系之主，何待于老帅殉国之后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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