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诗人、一个杰出的数学家，一个在单独一门艺术或单独一门科学中的天才”，即便是建国百年之后，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活动中心，也还是第二帝国而非美国。可是在二战之后，美国无疑是全球最为重要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中心。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数为例，1943-1977年，超过90位美国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1978-2007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超过60%是美国籍。而同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取得的科学技术成就虽不及美国那样令人刮目相看，但它从成立至崩溃，总共也有8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相当于德国科学家在二战后至苏联解体期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人数。
三、在过去的三百余年里，一些不同政体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具备一定的自然基础和人力基础，崛起不见得是一件多难的事情。崛起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政体优越。
日本帝国自明治天皇1868年在诏书里宣称，“yù开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至甲午战争大败清帝国，不到30年；而从1868年到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险胜俄罗斯，不到40年。在一位西方史家眼里，“在仅仅半个世纪内，日本从一个被西方国家斥之为偏僻且有点落后的国家到被认可为列强，这可能是世界史上任何国家的最不平常的成就”。就拿被许多中国人视为强国标志的航空母舰来说，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际，日本现役的航空母舰有10艘，比美国还多3艘。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崛起，也是其兴也速。德国的工业革命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真正开始，比英国晚了大约80年，而“统一大业”也是1871年才算完成。但是德国后来居上。1874年，工业生产超过法国，1895年超过英国。纳粹德国的崛起，则堪称神速。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恐怕不会有人认为德国是欧洲的经济或军事大国，可是在1941年，德国却是一个所向披靡的世界强国。
二战后，联邦德国和日本浴火重生，在共和政体下崛起，成为经济强国速度之快，也是令人目眩。1949年的联邦德国，面积只及中国四十分之一，在1948年时，人们还在这样预计它的前景：“每个德国人每5年会得到一个碟子，每12年得到一双鞋，每50年才能得到一件西装……”日本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1952年盟军结束占领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只略高于英国或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可是到了1970年，也就是它们战败25年周年之际，日本和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共和政体的国家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位。
苏联的崛起也不慢。苏俄从1918年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到1945年攻克柏林，成为二战后与美国比肩而立的超级大国，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在1946年，莫洛托夫对莫斯科人夸口说：“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大的国际关系问题……”
四、政体影响着大国崛起的路径。极权国家有能力无视民意，可以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最大限度地实施强国战略，谋求强国地位。
在历史上，日本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苏联的崛起，虽说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可以说是在民弱国强的格局下崛起的。其中苏联最为极端，它能在和平时期推行要大pào不要黄油的强国政策。追逐霸权可以无视百姓死活。法国《费加罗报》曾这样评价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
在1946年，斯大林得意地宣称，苏联“从落后国变成先进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是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的，实际上只花了十三年多的时间。可苏联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崛起之路呢？斯大林甚至可以干出把大批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关在特种监狱里里为国效命的事来。飞机设计大师图波列夫，qiāng械大师斯捷奇金，导弹设计师科罗廖夫，都曾有此遭遇。为什么要这么做？莫洛托夫在谈及往事时曾这样说，“巴甫洛夫对大学生讲：‘我们生活得不好就是因为这些人！’一边说一边指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这种公开的敌人容易识别清楚。对付图波列夫那样的敌人就复杂多了。图波列夫是苏维埃国家特别需要的那一类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苏维埃国家的，他们在一些人中间进行了危险的分化瓦解工作，即便没做这种工作，他们也有这种气味。”“图波列夫们被关进铁窗内，肃反人员命令说：要保证他们有最好的条件，在伙食方面只要有的就全部供应，数量要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但是，不能释放他们。让他们工作，让他们设计国家需要的军事装备吧。这是一批十分有用的人。”苏联崛起于苏联人民的枯骨血泪之上。仅仅被索尔仁尼琴称为“伟大瘟疫”的苏联农业集体化，估计其吞噬的人数最低就达600万人，最高为1450万人。1946年，苏联决定发展火箭武器。这一年，斯大林格勒州的一个女村民在信中说，“我们吃猪饲料，吃橡实”；“已开始浮肿”的穆尔尼洛则在信里说“我不怕蹲监狱，那里好歹能领块面包”。这些诉说自己苦情的信件，落到了秘密警察的手里。对本国人民如此血腥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或者说如此残酷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任何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都不可能进行得下去。
五、在过去三百余年里，没有不曾卷入战争漩涡的大国，也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不与他国发生过战争。经验显示，不存在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和平崛起。无论何种政体的大国，和平的诺言并非总能履行，和平的愿望不是都能实现。
在世界历史中，战争几如人之发烧脑热一样常见，从未因政体的变化而长期消弭。美国学者杜兰特夫fù在《历史的教训》中就说：“战争是一个历史的常数，并且它未曾因文明或民主而归于消灭。在有历史记载的三千四百二十一年中，仅二百六十八年没有战争。”
三百年来，英国、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美国、沙俄、纳粹德国、苏联等等大国，无不多次参与战争。尤其两次世界大战，当时所有的大国都参入其中。而这些大国的崛起无一完全是和平崛起。德意志第二帝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普鲁士在七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三场战争1964年丹麦战争、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从而确立了欧洲大陆头号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帝国也是在先胜清帝国，再胜沙俄之后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苏联承续了沙俄的扩张传统。在苏德bào发战事之前，苏联打过中国，侵略过芬兰，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与希特勒一起瓜分波兰。苏联跟纳粹德国一样，都不属和平崛起。而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过程中，一再战争。就连美国，也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确立了世界强国地位。
尽管如此，大国信誓旦旦地表白和平的意愿，却从不罕见。希特勒就喜欢叫嚷“绝不”如何“永远”怎样。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对600名国会议员说：“我们在欧洲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德国永远不会破坏和平！”甚至连柏林的奥运村，都叫“和平村”。而这一切，一点也不妨碍希特勒点燃引发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即便对于共和政体的国家来说，长期和平也是难得的奢侈品，政府首脑的和平诺言或愿望未必就能够实现。在1897年的总统就职演说里，麦金莱还在讲“几乎在每一种意外情况下，和平都比战争可取”，第二年美国就向西班牙宣了战；1916年，威尔逊亲口对选民说他“不希望美国参战”，第二年美国就对德宣了战；1940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的父母们许诺“你们的孩子决不会被派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第二年美国就对日宣了战。
换言之，无论政体是什么，当一个大国政府在和平问题上使用“绝不”或“永远”一类的词时，是不会怎么被其他国家太当真的。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确保一个国家一定能够做到和平崛起，也没有一个大国能够长期远离或大或小的战争。某种政体的大国更乐于战争，和某种政体的大国更倾向于和平的公式，在历史的经验中并不存在。
有些情形下，由于更加倾向顺应民意，共和政体下的大国，会更加倾向于诉诸武力。比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904年派军舰去地中海营救被摩洛哥匪徒绑架的帕底凯里斯。与之相反，专制或极权政体下的大国，由于向来蔑视民意，轻贱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有时反而可能更倾向于避免战争。因此，1904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一个专制国家，哪怕被匪徒绑架10个公民，政府可能也不会出兵救援。
不管怎么说，无论何种政体的国家，都难免会碰到诸如海外贸易、领土纠纷、侨民权益之类的问题，因此在客观上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免于在对外关系中使用武力的诱惑或压力。
六、在共和政体下，因为分权制衡机制的存在，政府首脑任期的限制等因素，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都只能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运用国力，而不能撇开宪法和法律滥用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一条道走到黑，煊赫的国力，不是任何个人、党派或机构追逐荣耀的工具，孤注一掷的赌本。
马歇尔将军在二战期间曾说过，“一个民主国家不能打七年战争”。这话耐人寻味，在一个共和国，人民只会为任何战争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毕竟，无论人们怎么定义所参与的战争，正义还是不正义，侵略还是反侵略，作为国家间最为极端的一种冲突形式，总是意味着要在生命、财产等方面，付出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惨或轻的代价。
在国会的辩论中，在媒体的争鸣里，在民众的请愿示威上，在选战时，战争正义与否、合法与否、是否必要、是否值得，等等，不同的声音都会反映出来。战争的利弊，各方都会在公共辩论中竭尽所能地展示给公众，然后由每个人自己去判断。这里无所谓爱国不爱国，只有合法与不合法，在议会或选举中投赞成票或反对票，“爱国”是个多余的词。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议员的选举、总统的选举，一个政党是在野或执政，都取决于选票和选票背后的民意。谁也无权让后继者坚持他开辟的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这样的国家可能也经常动武，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某个党派、某个领袖人物的意志，不惜代价地穷兵黩武。日本帝国的荒木贞夫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有三百万枝竹矛，就能征服俄国。”对这种胡言乱语，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如果这种话是向英国或法国国会提出来，“说这种话的人第二天就会被送进疯人院”。
共和政体国家使用国力的限度，越南战争就是一个例子。自1965年3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岘港登陆，到越南战争结束，美国阵亡47000人，1万人死于战区中的事故和疾病，154万人负伤，为这场战争至少花费了1500亿美元。代价如此高昂，美国还是结束了军事行动，没有哪个政要能一意孤行继续战争。越战期间，国会参议员富布赖特就说，“作为一个开端，我们干脆不必再讲‘失败和耻辱’那种浮夸的废话了。对错误的清算既不是一种失败，也不是一种耻辱；它是一种适应现实的合理而老实的办法，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当约翰逊总统时常声言他不想当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时，当尼克松总统警告人们‘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会导致人们对‘美国领导权的信心的垮台’时，他们这样讲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民族的自私和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三）政体与安全国家
一、无论基于何种角度和考量，国家安全都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需求。国家安全又与国力密切相关。而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并不囿于采用共和政体还是专制政体。正因为如此，这种经验也支撑着这样的观念：国家强大是压倒xìng的目标，只要国家能够强大，采用何种政体无关紧要。
日本明治维新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就是国家强大。曾留学过英国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声言，“日本若是处于三等国的地位，就要进到二等，若是二等国，就要进到一等，终究要成为‘世界之冠’”。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期待，“在遥远的东洋创建一个新的文明国家，形成东有日本，西有英国，彼此相对互不落后的局面……”甚至梦想，“我们是日本人，总有一天，我们日本会强大起来，不但要像今天的英国那样把中国和印度握在掌心，还要打退英国，自己来统治全亚洲”。
可是什么样的政体才有助于实现这个日本帝国梦呢？对于未来的日本制度如何安排，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像福泽谕吉这样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他的心目中，“我辈毕生之目的唯在扩张国权一点。至于内政权落于谁手之事，与国之利害相比，其微不足论也。其政治体制和名义即令类似专制，然若其政府能有力扩张国权，便可满足”。
最后是伊藤博文、森有礼这些反对共和政体的人占据上风。1882年8月，在欧洲考察的伊藤博文写信给岩仓具视，批评“国人只读英美法过激论者的著作，误信它们为金科玉律”。9月，又致信大藏卿松方正义，说“所谓议会政府，并不适合我日本的国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英美的共和政体不入伊藤博文的法眼，唯独普鲁士德国的制度让取经的伊藤博文心驰神往：“今天，普国之所以能富国强兵，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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