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了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历时一年，双方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二十九条。条约规定，日人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的通商口岸有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本来，通过《马关条约》第六条，清政府已经为日本新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在这次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对日人所开工厂征百分之十的内地制造税，而日方又以此为要挟，胁迫清政府增辟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四处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来，以制造税而换取四处租界的设立，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成功。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取得了八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还多三处，其“已达一百万锭并仍在发展中的各纺织公司的棉纱等各种产品，将滔滔不绝地流进这个巨大市场。”因此，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跳板”。“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lún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注4
于是，日本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八九二年，日本全国有工厂二千七百六十七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九百八十七家，共有三万千九百一十六马力；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厂数便增到七千六百四十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发展到三千零三十七家，共有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九马力，翻了一番还多。注5经济力量也大为增强了。
一八九三年，日本全国共有七百零三家银行，资本约一亿一千万日元；而到一八九八年，便增到一千七百五十二家，资本三亿八千万日元，差不多翻了两番。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中国的赔款中拿出五十七万九千元用来发展钢铁，并建立了八幡制铁所，决定扩大炼钢计划，在一八九六年实现年产十八万吨钢的目标。一八九八年年底，农商大臣曾弥荒助为取得廉价的铁矿石，曾计划向中国贷款，以租借中国的大冶矿山，但未成功。这是日本企图通过资本输出而获得利权的最初尝试。后来，日本政府便逐步确定了“以国家资本为中心而进行资本输出这种日本式的特殊的帝国主义政策”。注6
对日本来说，占领台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首先垄断了台湾利润最大的樟脑业，使台湾总督府财政从日本财政中独立出来。台湾殖民政权又实行所谓“无主地”国有化和进行强制xìng购买土地，对台湾实行资本扩张。并增加税收，对台湾人民进行敲骨取髓的压榨。连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也不得不承认，从台湾民众的纳税能力来看，其负担太沉重了。日本学者指出：“在台湾内部已经萌发的独自发展的基础，已经被这种征服xìng的掠夺摧毁了。”注7台湾完全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原料市场。但更为重要的是，占有台湾使日本有了南进的基地。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山县有朋即向睦仁奏称：“我国应以本次战争为机取新领地于海外。果如斯，则为其守备必须扩张军备，更何况yù乘连捷之势趁机成为东洋盟主者乎？盖以往军备皆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若yù使本次胜利不致徒劳无效并进而为东洋盟主，则须谋取利益线之扩张。”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睦仁授意伊藤博文：“(辽东)半岛不必急取，此次战守已通晓其地理人情，为时不远，或从朝鲜或从某地再战之期仍将来临，彼时取之亦可。”注8日本的北进和南进虽有缓急之分，但对大陆的扩张政策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的，使日本迅速走向带有军事封建xìng的帝国主义。于是，日本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多次发动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最后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可见，甲午战争的胜利也为日本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伏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甲午战后日本的崛起，改变了远东国际形式的格局。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对立和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桎梏。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国，开始挤进了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沦为受列强支配、宰割的对象。本来，在远东的争衡中，英国是占据上风的。可是，甲午战争后，俄国和法国都加强了它们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远东地区的争夺，美国则先是兼并夏威夷和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继而提出独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英国在远东的传统的优势地位的挑战。于是，列强在远东地区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dàng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从前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如今竟被东方小小的岛国日本打败了，不仅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国的民族危机愈益深重了。
清政府为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只能向西方列强大举外债。甲午战前的三十余年间，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国商人借债二十五次，总额才四千一百余万两。到甲午战争bào发时，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已经偿清。从甲午战争bào发到中日议和期间，清政府又向英商银行和通过德商银行借了四笔外债，共合四千三百多万两。以上借款虽皆以海关为担保，但数额不巨，而且其经济xìng质大于政治xìng质，对中国的危害还不是太大。清政府为偿付日本赔款而举借的外债，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三亿两，连本带利共六亿多两。其数额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这三次外债的偿还期，或三十六年，或四十五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如第三次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关税收、苏州凇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本借款起债后十二个月内中国保证不向他国借款，偿还期为四十五年，中国不得提前一次清还或改变其他还法，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通过这次借款，英、德两国便控制了中国部分重要的财政行政权，而且其期限竟然长达四十五年。列强假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利权，使中国处于列强的枷栲压榨下长期不能自拔。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先是在一八九五年，德国即向清政府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中，规定将胶州湾租与德国，为期九十九年；德国有权建造由胶州到济南的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三十里以内的开矿权。这样，德国终于实现了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不仅把胶澳地区夺取到手，变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而且把侵略魔爪伸向山东内地，从而控制了山东全省，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随后，俄国以“助华”为名骗取清政府的同意，将军舰开进旅顺口，从此赖着不走。并胁迫清政府于三月二十七日、五月七日先后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项条约规定俄国租借旅大二十五年，并有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使它实现了长期梦寐以求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从而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战略地位。同年四月十日，清政府与法国互换照会，承认中国滇、桂、粤诸省领土不割让或租与他国，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借口维持大国的均势，强迫清政府于六月九日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承认九龙及大鹏、深圳二湾为其租借地，定期九十九年；七月一日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中国将刘公岛并威海湾内诸岛及威诲全湾沿岸以内十英里的地方租与英国，租期与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一八九九年八月，日军在鼓浪屿登陆，迫使清政府于十月二十五日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条款》，取得了在厦门设立租界的权力。并企图占领整个厦门地区，将福建以至浙江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十一月十六日，法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将广州湾租与法国，亦以九十九年为期。自从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接踵效尤。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或夺占海港，威争划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大好河山分割得支离破碎，整个神州呈现出一幅触目惊心的图景。列强的蚕食鲸吞，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将不国，何以图存？这个问题，还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豆剖瓜分的危险，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民族的觉醒。
“灭洋！”农民群众最先响亮地喊出了这个口号。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帝国主义列强。早在一八九四年的夏秋之jiāo，山东、安徽jiāo界一带农民即以“灭洋”为口号而开展斗争。是年十月，有一位官员奏报朝廷道：“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颖毫各地，伏莽yù动，假‘兴华灭洋’为名。”注9这种斗争，起初主要是以反洋教的形式而出现的，而且范围日益扩大。一个传教士到该地区进行了调查，说起事的农民专“与天主教作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聚众数万人，在曹县，城(成)武县、单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注10其后，斗争发展到山东、直隶jiāo界一带，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些斗争彼伏此起，最后汇合成了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梨园屯发动起义，正式打出了“黄色而镶以黑边”的旗帜，“上标‘扶清灭洋’四字”。注11这次起义，可以视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从此，“扶消灭洋”便成了义和团运动的主要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事实，但也况明了农民群众没有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与清政府的关系。这样，在他们自发反帝斗争的实践中便产生了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高呼“灭洋”口号而盲目排斥洋人洋物；另方面，则打出“扶清”旗帜而蒙受即将沦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政府的欺骗和利用。可见，几千年来的农民运动尽管到此时增添了反帝的内容，却仍然无法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因此，甲午战后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自发反帝斗争，从根本上说来并没有超出旧式农民起义的范围。这正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历史局限xìng所在。
当农民群众自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所发动的变法运动兴起来了。这个运动的主题是变法图强，即变封建地主阶级之法，图资产阶级之强，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期中国臻于富强之境，挽救瓜分的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公车上书”把维新思潮推向政治运动。因此，可以说，甲午战后发生的“公车上书”，是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洋务运动让位于维新运动的标志。以救国为宗旨的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学”论中开展起来的。面对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维新志士们痛切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认识到前此所谓西学，只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不过“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而已。维新运动则与洋务运动根本不同，它高举救亡图存的爱国旗帜，反复阐述“能变则全，不变则亡”的哲理。维新派提出的“救亡”口号，振聋发聩，激动人心，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群众xìng的爱国救亡运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一时蔚为社会风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然而，维新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在理论上是虚弱的。维新变法学说是以庸俗进化论为理论基础，而其天赋人权论也只是作为论证君主立宪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由此得出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维新派所学来的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学说，跟中国封建主义只能打几个回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所击败，宣告退却了。
甲午战争把维新运动推向高潮的同时，又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还在甲午战争期间，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即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他在会员誓词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注12的纲领xìng口号。《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深悉清朝统治业已腐朽透顶，不可复振，便开始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无遗，成为人民革命的众矢之的。于是，革命终于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扬弃了维新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消极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注入了崭新的内容。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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