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提倡以“孔教”为“国教”，利用人们对于辛亥革命后局势的失望情绪诋毁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的观念，企图使人相信只有重建封建礼教的权威，中国才能得救。这种反动思潮是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相适应的。在袁世凯和张勋相继失败后，孔教会、尊孔会这类组织仍然到处活动。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加上崇拜鬼神的愚蠢的迷信，再加上使人精神萎靡的低级趣味的文艺，互相jiāo织起来，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而仅仅有利于封建军阀统治的精神网罗。
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冲决这种精神网罗的斗争。《新青年》杂志开始时名为《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起的半年内连续出版了六期。 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改名为《新青年》，从此它在青年群众中的影响，随着发行数量的增加而越来越扩大。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文化思想运动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以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而得名。开始于1919年前三年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启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并随着五四爱国运动而得到更加深入蓬勃的发展。
《新青年》创刊时表示这个杂志的宗旨不是“批评时政”。但杂志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思想工作是和政治密切相关的。他们不愿意就事论事地议论当时的政治问题，而要追求政治的一种根本改革。但他们也有些文章直接议论政治问题。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陈独秀在1918年撰文痛驳康有为对共和的攻讦。康有为把民国成立后六年来的政治的混乱和黑暗现象都归罪于共和，也就是归罪于辛亥革命。为反驳这种说法，陈独秀指出："共和建设之初，所以艰难不易实现，往往复反专制或帝制"，并不是"共和本身之罪"，而是由于受到"阻力"；"武人"像"北洋派军人张勋等"，"学者"像"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就是最强的阻力。"其反动所至，往往视改革以前尤甚，此亦自然之势也。然此反动时代之黑暗，不久必然消灭，胜利之冠终加诸改革者之头上，此亦古今中外一切革新历史经过之惯例，不独共和如斯也"。因此陈独秀指出：
如果来讨论酿成“反动时代之黑暗”的原因，“不于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之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①陈独秀和《新青年》其他作者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就是很不满意的，但他们在反动势力的攻击面前，以坚定态度为辛亥革命作勇敢的辩护人。
初期《新青年》②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思想武器。它的作者们认为，为了使中国真正能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就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也就必须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没有能这样做，所以民主共和只是个虚假的形式。他们就来着手从这方面做起。陈独秀说：“yù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合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①
《新青年》的作者们针对着当时正在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勇猛的斗争。他们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②。根据历史和现实生活，他们指出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这些封建老教条是“奴隶之道德”，是同“今世之社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他们把打击的矛头直指封建时代的圣人孔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这些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和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所不敢说的活。戊戌时期维新派在中国近代第一次用向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新思想进行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冲击，但是正如他们在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一样，他们的思想其实是半新半旧的。他们抬出孔子作招牌，并没有同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决裂。辛亥时期的革命派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某些传统表示否定。他们推翻了两千年来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君主制度，也就使附着于君主制度的种种传统观念发生动摇。但是他们并没有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进行比较深入的批判，他们在政治上对封建主义的妥协也反映为对封建思想的妥协。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反封建的运动是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的继续，而其斗争的彻底xìng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
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且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新青年》的一个重大功绩。《新青年》的作者们明确地认识到，文体的这种改革和文学领域内的革命，是同反对旧政治、旧思想，提倡新政治、新思想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的。
《新青年》的作者们说，个人主义是他们的新道德、新思想、新信仰的核心。这虽然表现了他们还只能从资产阶级的思想库藏中寻找武器，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个思想武器是发挥了战斗作用的。从个人有独立自主权利的观点出发，他们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xìng与才能，使其能够得到自由的发展。他们提倡的文学革命也贯彻了这种精神，主张写文章不应摹仿古人，写“八股文”，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这些呼声反映了在实际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的要求，引起他们的共鸣，激起他们的斗争的热情。
《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他们向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开火，实际上就是向封建的旧政治开火。作为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来说，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比孙中山的guó mín dǎng当时所进行的护法运动强大得多的生命力。
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和为这个运动振奋起来的人，有些始终在政治和思想上停留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水平上，有些则由此开始了新的探索。世界的形势和中国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运动的发展中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樊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道路，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更使这个运动远远超越了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这两个时期。
中国的知识界接触到社会主义并不始于五四时期。早在辛亥革命以前，人们已经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己的“弊病”而有了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他们已经谈论社会主义，有些刊物上还讲到马克思主义。但是那时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不过是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派，他们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有几种不同的态度。康有为、梁启超一派由于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免地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就越是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免下一步引起更“可怕”的社会主义革命。梁启超有的文章中表示他赞成社会主义，所指的其实只是资产阶级的某些社会改良政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不必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可以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采取某些措施，预防将来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他们把某种彻底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方案看成就是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虽然赞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他们反对发展资本主义，惟恐因此损伤小生产者的利益，因而主张建立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社会，这其实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陶成章一派人大体是这种思想。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还有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而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人，他们一般地只能发出脱离实际的浮夸的喧嚣。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从西方除了接触到无政府主义以外，还接触到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这种“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潮同某些知识分子很能投合，因此也有人接受了这种思潮①。
1914年bào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怀疑。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激动，尤其是先进分子由此开拓了眼界，看到决定人类命运的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已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辛亥革命究竟为什么失败？爱国志士们的救中国的目的究竟为什么达不到？为这些问题苦恼的先进分子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解答。《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李大钊在1918年到1919年间开始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máo zé dōng、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在1918年到1920年间接触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他在1920年的文章中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主要是经过俄国十月革命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当时能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很少的。他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勇敢地投身于炽热的实践斗争中。他们的理论准备不够多，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即把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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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启超：《大中华发刊词》。《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页80。
① 陈独秀：《驳康有为共和平议》。《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② 《新青年》杂志一直出版到1926年。它在1919年五四运动时开始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这里所说的初期《新青年》是指直到1919年的《新青年》。
①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
②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
① 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专号，其中有的文章表示赞成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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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四群众爱国运动
1919年的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卖国的北洋军阀政府而bào发起来的。
世界大战结束后，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1919年1月举行在"五强"（英、美、法、意、日）cāo纵下的巴黎和会。这时，北京政府的大总统是老官僚徐世昌，实际掌握北京政府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段祺瑞，他在1918年10月起不担任国务总理，而任"参战督办"，统率着用日本贷款喂养的所谓"参战军"。南方的护法军政府在孙中山退出后，由以岑春煊为首的军阀官僚所把持。南北两个政府1918年底宣布停战，并且在1919年2月开始举行议和的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一个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团长是北京政府的外jiāo部长陆征祥，也有南方军政府的外jiāo人员参加。
巴黎和会举行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国会演说提出了“十四条”作为这次和会的主旨，其中表示，对于一切殖民地的处置，应顾全各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并且表示，大小国家都要互相保证政治自由和领土完整。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界对这次和会寄予很大希望，以为可以利用这机会争得中国在世界上平等独立的地位。中国代表团不得不反映人民的愿望，表示他们在这次和会上要做到：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的一切利益，这些利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家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
战后，西方列强重新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和在战争期间得利最大的日本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尤其强烈地表现于美国和日本之间。中国代表团的官员中虽然有亲日派，但多数是亲美派。代表团向会议提出特别使日本感到不利的要求，也同美国的怂恿有关系。但是巴黎和会不过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只是拿中国问题作为同日本讨价还价的一个筹码，它们不可能也不想使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全面让步，更绝不愿由此而导致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受损害以至失掉。对于中国代表团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和取消列强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法国总理克里门梭代表“五强”答复说，这些问题都不属于这次和会讨论的范围。只是在讨论战前德国的殖民地处置问题时，和会讨论了中国的胶州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代表团也完全失败了。日本方面说，胶州湾已经在事实上为日本占有，而且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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