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辛壬春秋》第二十六，《清室禅政记》，页17-18。
② 同上书，页15。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卷174。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页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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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汉口开会时制定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京政府的成立，就是依据这个组织大纲。这个组织大纲中只规定有大总统，没有副总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三天，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又作出了添设临时副总统的决定，把在武昌的黎元洪选做临时副总统。
按照这个组织大纲，临时政府在大总统之下只有外jiāo、内务、财政、军务、jiāo通五个部，其人选都由大总统提出。孙中山在组织政府时，为了使各派势力都得到满足，扩大为九部。九个总长中只有两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教育总长蔡元培。担任外jiāo总长的王宠惠是美国耶鲁大学1905年的毕业生，他在欧洲时虽曾同孙中山接近，参加了同盟会，但他的政治倾向是属于温和的立宪派的。此外的六个总长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江苏的立宪派大资本家张謇被任为实业总长，浙江的立宪派绅士汤寿潜被任为jiāo通总长。孙中山原来想让同盟会的宋教仁当内务总长，遭到人们反对，结果由旧官僚程德全担任。财政总长陈锦涛、海军总长黄锺瑛、司法总长伍廷芳也都是原来清朝的官僚。这些总长，还有次长的名单都在1月3日确定了下来。
黎元洪欣然接受了副总统的职位，但并不离开湖北的地盘而到南京来。那些担任总长的社会名流和旧官僚也一概不来上任。南京临时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们是不愿来分担艰巨的。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是陆军总长黄兴，他还兼任参谋总长。参加南京政府工作的各部次长和其他职员，固然有些是猎取官职的投机政客，但多数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年青人。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还规定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这样的参议院在1月28日成立。这样，这个临时政府的机构就都齐备了。
在1912年初到南京在总统府的秘书处担任工作的吴玉章，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主要地位。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①就这个政府的领导者和参加工作的多数人员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里还需要补充说，在这个政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色彩并不多。
在革命bào发前，资产阶级已经在政治上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两个部分。革命一bào发，立宪派纷纷放弃他们的君主立宪的旗号而主张共和，表示参加革命。但是立宪派还是立宪派，他们的主张是绝对避免用革命的方法，而要用改良主义的方法，用向地主买办阶级妥协迁就的方法来实现共和。立宪派的这种主张在以为革命的胜利已经取得，或至少已经在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得到了同情的响应。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好象已经不再存在，许多革命派分子已经不认为自己同立宪派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了。形式上是立宪派顺应了革命潮流，实际上却是革命派在思想与政治上在很大程度上为立宪派所同化。南京临时政府这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种联合中，占优势的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思想。
这时的同盟会，已经不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吴玉章指出：“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①
有些同盟会会员跟在立宪派后面，在同样的乐器上奏同一曲调。例如1911年冬在上海，以伍廷芳、张謇为首发表了一个《共和统一会意见书》②，列名为发起人的有些是当时有名的同盟会会员（其中包括已在暗中投降了袁世凯的汪精卫）。这个意见书虽然表示主张"共和政体"，而且主张"即速北伐"，但是表示十分担心民主自由空气盛行，将难以"恢复秩序"，宣言书说："一紊不复，或久乱不治，纷扰相寻，必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共和改造时代之殷忧巨患也。"宣言书又认为战争延长，必然招致列强干涉，"夫yù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在革命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惟恐革命过头，认为革命如不速胜必有大祸的说法，不过是上层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谋求早日结束革命的思想的表现。
有些原来的同盟会会员另组政党。章太炎在1912年初以一部分光复会会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不久，这个组织同立宪派的名流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和旧官僚程德全等人联合成立"统一党"。湖北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孙武、张振武等人则拥戴黎元洪成立了具有政党xìng质的"民社"。章太炎是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的人，黎元洪非常赞成这个说法，还发展这个说法而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军消"（见第二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所组织的当然不是以革命为宗旨的党。他们的党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党。
陷于瓦解状态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只是以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在上海发表过一篇宣言①。这篇宣言虽然说，还要“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但在它的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文词中，对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和同盟会到底要起什么作用，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论述。当时各种旧势力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说，革命党无非是为了做官当权。这篇宣言只是作了这样的辩白：“（革命党人）功成事遂，则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决不会“傲睨群lún，大执政权，而家天下”。
孙中山回国后，在上海召集党员开会，又发布了一个宣言②，这个宣言比前一篇宣言，内容实在一些。它指出，在党员中存在着“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良恶无从而辨，薰莸同于一器”的状况。它认为，现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销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所以“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才能“结纳”、“罗致”各方面的力量。对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这篇宣言进行了驳斥，并且认为“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这篇宣言虽然提出了要“改造”同盟会，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做到。南京政府成立后，1912年2月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新的会章，进行选举。孙中山任总理，而被推为协理的二人，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却是自己根本没有表示要参加而且已另外组党的黎元洪。当时存在着南京和武汉对立的形势，所以同盟会觉得不但要给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地位，还要把他拉到党内来，似乎更好一些。这次改组并没有使同盟会的组织比较健全和坚强一点，就是它的领导机构--同盟会本部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邹鲁的《中国guó mín dǎng史稿》中说："是时吾党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经公开为政党，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而从前同志，有因成功放弃责任者，有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者。”①但是也应该指出，当时在还处于清朝统治下的各省，在南京和已脱离清朝统治的各省，都有不少参加了或未参加同盟会的有志之士，他们怀抱着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的善良愿望，进行着斗争和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对于这些积极力量，同盟会本部却并不能领导和组织起来。他们眼看着现实和愿望不相符合，或者逐渐消沉下去，或者终于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至于在劳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酝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如何发动和组织起来的问题，同盟会在它的宣言和章程中更是丝毫也没有考虑到的。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它面临的许多困难，处于极其软弱的地位。
孙中山回国之初，虽然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但是他在就任大总统时只能承认议和的事实。1月2日他致电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事，并不反对"②。在袁世凯让唐绍仪辞职后，南京政府仍承认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和伍廷芳通过电报商定继续停战，南京政府也表示承认。
南京政府之所以不能不承认停战议和，是因为它没有作战的能力。各省的军队都在各省的当权派手里。虽然有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部分军队由于本省内部矛盾而跑出省来，以北伐的名义来到南京一带，但是，他们只是伸手向南京政府要索粮饷，并不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基本上是一个空头司令。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六路进军的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会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的之后，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破虏巢”①。议和局面既然始终没有破裂，这个看起来很宏伟的计划也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和议破裂，能否实行这个计划呢？在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的李书城的回忆录中说：“黎元洪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坤、王芝祥等，本系清朝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②
但是湖北的黎元洪、湖南的谭延、福建的孙道仁、广西的陆荣廷、沈秉坤以及其他拥有军队的地方当权派，却又慷慨激昂地致电南京政府，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继续停战，坚决主张立即出师北伐。他们以空谈代替行动，而又把议和怯战和由此而来的对袁世凯屈服的责任全部加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身上。
南京政府一经成立，就不得不呼吁说：“中央财政匮乏已极”①。它不可能从各省得到财政上的任何支援。当时海关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收中用以偿还外债以后的剩余，是清朝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南方各口岸的海关洋税务司，用维护各国债权为借口，把收入的全部税金控制了起来。南京政府不能由此得到一文钱。南京政府想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筹款，也失败了②。在别无出路的时候，就只好向外国借债。但外国的银行并不认为南京政府有借债的资格。为了供应军队的粮饷（这是南京政府的主要支出），陆军总长黄兴“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③。经过上海的资本家，南京政府才向日本大仓洋行借到了二百五十万元。到了1912年2月底（这时清朝皇帝已经退位，南京政府即将结束），袁世凯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得到了五百万两的借款，而将其中的二百万两jiāo给南京政府，作为维持费用。南京政府为解决它的财政问题，只能求救于张謇等人，甚至弄到只好分润袁世凯从外国借来的钱这种地步，这样，它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
南京政府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发布命令，禁止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革除清朝官厅称呼，还宣布学校中一律废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小学中废除“读经科”，又发出了一些有关“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中说：“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①。承认雇佣关系而废除主奴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另一通告有关“人权”的命令中说：“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斯民，而张其dú焰，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发者及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②解放这几种人，承认他们享有“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当然是种进步，但以为这样就算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平等理想，这不过表现了这些文件的起草者对于在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着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罢了。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命令中有关农村的只有一条：“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③。这道命令，如同其他有些命令一样，并没有能实行，但即使实行，也并不能触动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孙中山在南京的总统府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南京政府，相距半个世纪。从单纯的农民革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历史大大地跨前了一步。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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