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在巡抚衙门前挂上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巡抚改称都督，革命算是完成。既然巡抚已经革了命，就不准别人革命了，所以这个新都督第一批发出的告示中说："照得私藏军火，军法应干斩决；苏省独立告成，防范尤宜严密"③。程德全是个善于投机的官僚。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他以候补知县的身分在黑龙江，对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俄国侵略军殷勤接待，侵略军对他很满意并表示信任。他在官场上由此发迹，一步步升到江苏省的巡抚。在辛亥革命中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创立时的一个要人。
广西各地会党力量很多，在革命风潮中，他们纷纷起来进行武装活动。巡抚沈秉坤同其他官员和谘议局的绅士们商议，决定抢先宣告独立。11月6日夜里，他们在桂林城里竖起几百面黄旗，上写"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二十四字，第二天，这个清朝的巡抚就成了谘议局公推的都督，他宣布："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改谘议局为议院"①。但沈秉坤没有掌握军权，三天之后都督职位被广西提督陆荣廷夺去，陆是一个地方实力派。
安徽和山东也属于这一类型，但局势的发展有一些曲折。
在安徽的省城安庆，11月8日，由谘议局的绅士们宣告独立。安徽巡抚朱家宝当都督，谘议局议长窦以珏当民政部长。安庆的军界和知识界中有些同盟会的革命分子，他们不承认这个军政府，推出了留日士官学生王天培当都督。朱家宝表面上退让，但迅速地组织力量赶走了王天培。革命派在安庆没有实力，就去江西请求援助。从九江来的军队和本地的军队在安庆互争雄长，造成了混乱的局面。朱家宝的都督也做不成了。绅士们一时甚至找不出一个可以当都督的人来，他们组织了一个"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作为临时行政机关。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当都督的人，那就是在上海的孙毓筠。此人是安徽人，清朝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南京被端方逮捕，态度立刻软化，投靠官方。虽然如此，革命派仍然承认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这样的"革命家"当然是地主绅士们所可以接受的。12月下旬孙毓筠到安庆，以他为首的政权其实还是旧军人和地主绅士的政权。当时安徽省城以外各地已成立了好几个军政分府和类似的机关，它们都拥有武力，以革命的名义各自割据一方。它们的头领有真革命党，也有假革命党。为了发号施令，造成统一局面，在省城里有一个以假革命党为首的政权对于旧官绅来说，自然是有利的。
济南绅商学各界人士，11月5日在谘议局开会，讨论"预备独立"。山东虽然有些同盟会员在活动，但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势力。他们也有人参加谘议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决定是请求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向北京政府报告说："闻谘议局集会时，激烈党已形bào dòng，昌言即日宣布独立。经和平党劝解，改为劝告政府，以冀转圜。"①所谓"和平党"就是指上层的立宪派绅士。孙宝琦决定接受"和平党"的请求，11月13日宣布："山东全省人民，自今对于清朝，断绝一切之关系"，"以山东全省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②。他在同一天电告北京朝廷诉述他的苦衷：他已被推为"总统"，"坚辞不获，且恐别滋事端，权宜俯允，冀保一时治安。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③。袁世凯当时已控制北京政权，正竭力保持他在北京的势力，所以除了直隶、河南二省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以外，又出兵山西占领太原，对于山东的即使形式上的独立也是不甘心的。他派了官员去协助孙宝琦，11月24日，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因此，山东又回到了清朝的旗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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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1。
②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页49。
③ 同上书，页63。
①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185。
① 《孙宝琦九月十六日致清内阁电》。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125。
② 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31。
③ 《孙宝琦九月二十三日致清内阁电》。《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一期，页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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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准革命”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
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散布的革命思想，他们所发起的革命斗争，不能不在社会最基层的被压迫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革命动乱的时间越是延长，在广大基层群众中郁积着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积极xìng就会愈加迸发出来，以至完全搞乱现存的社会秩序，这是各地方的地主绅商所最害怕的。许多地方的起义的qiāng声一响，甚至起义的qiāng声还没有打响，原来的君主立宪派绅士们就表示赞成革命，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清朝的军政官员也摇身一变主张民主共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为了制止下层群众的真刀真qiāng的革命，不这样做是不行的。鲁迅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而写的《阿Q正传》这部小说中，特别写了"不准革命"一章，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等等，都不准下层群众革命，并为此迅速地设法弄了一个表示革命的"银桃子"挂在自己身上。
为了发动革命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需要从下层群众中找力量，但是在他们感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不再理会这种力量，甚至也加入了不准下层群众革命的行列。
从河南省的情形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下层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并不能深入地、持久地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工作。
开封、洛阳等地的知识界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们主要通过办学校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他们也曾想依托新军军官的力量举行起义，但没有成功。当时的一个同盟会会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河南的同盟会组织在辛亥年前本已在新军中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在袁世凯重揽大权后，“倾向革命的带兵官多踌躇不前”，这是因为他们以为袁世凯当权就是汉族人当权，而且“袁世凯又是河南人，在军政界中不免沾亲带故，封建观念也就从中作祟”的原故。由于新军军官们不愿参加起义，同盟会组织“不得不转而依靠绿林力量和地主武装”①。
11月下旬，同盟会河南组织计划发动一次进攻洛阳的行动，主要想依靠在嵩县的羊山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力量，他们为首的叫王天纵。嵩县的一个小学堂堂长石言是同盟会会员，他在豫西绿林中颇有声望，经过他的关系，同盟会组织派了在河南府中学堂当教员的刘春仁上羊山。刘春仁向王天纵和他的弟兄们宣说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武昌起义的情形，以及这次攻取洛阳的计划。和刘春仁一起上羊山的吴沧洲回忆说："听了刘的讲话。他们都欢天喜地谈开了。有人说：'先杀洛阳知府，再杀河南巡抚，赶走北京皇帝，孙文坐了天下，我们都要当官，没有人敢说我们是土匪啦！'有人说：'六哥（指王天纵）当了都督，我们就可以出头啦！'"②他们从这种认识出发，同意和同盟会合作进攻洛阳。由于清朝官方已经增兵防范，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发动起来。
在洛阳地区有一个名为“在园”的农民组织③。建立这个组织的是住在洛阳东关下园的南大定，他是个菜农，并以染布为副业。他的住处同河南府中学堂相近，这个中学堂的教员和学生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因此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染。他在下园创立的这个组织渐渐扩展开去，不但在洛阳城四关，而且在洛阳以外，直到伊川、孟津等县境内部有了这个组织。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下园农民参加的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会员也参加了它的活动。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影响下，南大定领导的这个农民组织确定以推翻清朝为奋斗目标。但是这个组织的xìng质基本上仍是一个旧式的江湖会党，所以它也叫大刀会或小刀会。接受新成员时采取“摆堂”的仪式，饮血酒宣誓入盟。首领是“大哥”，以下依次排下去，直到“老十”。各地组织，每月逢三、六、九或二、五、八等日集会，练习武功。“在园”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清朝官方警觉。1911年洛阳知府察知"在园"组织有在洛阳发动起义的苗头时，立刻向省里告急。从开封派来了军队实行镇压。南大定被捕，英勇不屈地就义。许多参加"在园"活动的积极分子或者被捕，或者逃亡，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事发生在武昌起义的前夕。
同盟会组织在11月下旬约定王天纵的部队进攻洛阳时，也同时发动了参加过"在园"组织的农民群众。但是没有任何同盟会员继承南大定把这里的农民运动坚持下去。这次进攻洛阳的计划流产以后，"在园"这个农民组织消失了，这里的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系也断绝了。
至于王天纵的那支部队，它以后活动在豫西一带，曾同陕西军政府所派一度打出潼关的张钫部队合作。在全国政权被袁世凯篡夺以后，羊山下来的大部分力量被编入分驻豫西各地的地方武装，称为镇嵩军。原来在河南的一个同盟会会员刘镇华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他利用这些武力作为资本，投靠和效忠袁世凯，成了一个封建军阀。王天纵的几个大弟兄当了这个军阀的爪牙。王天纵本人被召到北京，当了袁世凯手下的官员。这种情况表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用革命呼声唤起了由破产的游民而变成的绿林好汉们，却不可能引导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河南是在袁世凯控制下一直没有宣告独立的一个省。至于那些宣告独立的各省，在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下层群众所遇到的也是“不准革命”的禁令，这种禁令甚至是伴以武力镇压的。
在动乱程度最大、历时较久的四川，下层群众的革命力量所起的作用最明显，遭到革命后的新当权者的镇压也最厉害。在其他各省，都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的不同形式的革命骚动。对于这些大量出现的、分散的、小规模的革命骚动，要一一加以叙述是不可能的。这里举几个典型事例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江苏省城是和平光复的。但江苏各地却并不那么和平。
在扬州发生了以孙天生为首的城市贫民和兵士的武装起义①。孙天生本是扬州的手工业工匠，失业后流亡到上海，接触到革命党。他在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回到扬州，利用江湖会党关系，把驻防当地的旧式绿营军中的一些士兵鼓动了起来。在11月7日（苏州光复后两天）他率领城外的士兵们，杀官起义，鼓噪入城。许多城市贫民和游民聚集到他的周围。几个小时内，起义者摧毁了城内的全部统治机构。他们打开盐运使的库房和大清银行，让群众来分取银钱，又打开监狱放出了狱囚。第二天，孙天生以扬州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宣布三年不完粮，诸捐杂税全免，还禁止商人抬高米价ròu价。没有知识界的人参加他领导的革命，为他写告示的是个做古董买卖的小商人。新都督孙天生身缠白绸，骑马巡街，并且传见巨商富户。
封建xìng的盐商在扬州势力很大。恶霸、豪绅多半同盐商相勾结。他们本已准备象苏州一样地实行和平光复，孙天生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他们一面假意同孙天生商谈合作，一面散布孙天生是“冒充革命党”的流言。同时，由商会会长周树年出面邀请在镇江的徐宝山带兵来扬州。徐宝山本是盐枭头目，受清朝招安为缉私营营长。由于他凶狠残暴，绰号“徐老虎”。这时镇江已经光复，原新军第十八协的一个营长当了镇江的都督。徐宝山的部队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但已算参加了革命。他很想乘革命之机捞个地盘称雄一方，周树年的邀请正合他的意。扬州有些地主和商人不信任他，责问周树年说：“孙天生是假革命，徐宝山是否真革命？”但是周树年和其他巨绅豪富觉得孙天生比徐老虎更可怕一些，宁愿承认后者是“真革命”。徐宝山的军队进入扬州后，杀死起义军民七十余人，孙天生也被捕杀。徐宝山成为扬州军政分府的都督，周树年等人筹饷供养他。
苏南的无锡、常熟、江yīn三县的边界地区在1911年发生"千人会"的农民起义①。这年七月里这个地区大雨成灾，被剥削的饥饿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绅商囤积的粮食。在抢米风潮中产生了千人会这个秘密组织。武昌起义的风声传来，农民中间传说："皇帝已经没有了，租米可以不jiāo了"，千人会渐渐公开活动。三县jiāo界处方圆二十里范围内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这个组织，他们宰猪喝血酒结盟，盟辞的主要内容是："同心抗租，临阵退缩者当众处罚"。在江苏省城和平光复后，这三县也迅速成立了由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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